赞宁三教思想初探
编辑：隆德
来源：闽南佛学
内容提要：赞宁是五代末北宋初的高僧，佛教史学家。他博涉三藏，兼通儒、道二家，又善文辞，所编《宋高僧传》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在儒学及佛学义理方面也颇有建树。尤其是他为折衷儒、佛二家之冲突而提出“以王法为本”的观点，乃开后来智圆、契嵩三教融合思想的先河。本文即结合赞宁的生平与著述，对他的这一思想略作探讨。
关键词：赞宁 法为本 儒为佛
前 言
从政治的角度而言，宋代的国家仍如前朝是以儒家思想为其立国施政的根本，由此必然产生抑制佛教的倾向。从民族意识的角度而言，由于当时受到辽、西夏、金等北方异族的经常性的侵犯，人们的民族意识被激发出来，由此而对“夷狄”的佛教加以苛刻的攻击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对于视儒教伦理为正统的官僚士大夫们及理学先驱而言，贬抑佛教乃是保持儒学正统地位的内在要求。而这些官僚士大夫、儒士的言论势必影响到国家的宗教政策、社会人士对佛教的反感，从而对佛教构成现实的威胁。尽管他们反佛的根据，不过是些皮相之论，诸如平民溺惑于佛教，广兴寺院，僧尼日增，扰乱民生，毒害政治等等，而罕于在学理上对佛教作深入的批判。相比之下，后来的理学家们大都熟读佛教书籍，藉此来攻击佛教，比一般的官僚士大夫排佛的理由倒是要深入得多，但也少有肯綮之言，反而从佛教理论中汲取思想营养大大充实了自家的学说。
宋代初期的佛教既受到政府的限制，同时又不断遭受官僚士大夫、理学家们的排斥。面对如此的困境，佛教已然无法保持“沙门不敬王者”的超然地位。为了缓解外部环境施予佛教的压制和胁迫，赞宁提出了“以王法为本”的应对之道。
赞宁的生平与著作
赞宁(919—1001)，湖州(浙江)德清人，俗姓高，父名审，母周氏，其祖是黄河流域的渤海人，贞明五年(919)生于金鹅别墅。当五代十国时的吴越国(908─959)开国之君武肃王钱(908─932在位)在今浙江省和江苏省东南部建立政权之后，赞宁也于后唐天成中(约929)在杭州市祥符寺出家［1］，更在后唐清泰初(约935)入今浙江省境内的天台山，接受天台宗所授的具足戒，并学习以释道宣(596—667)《南山钞》为依据的《四分律》学问，通南山律。他博涉三藏，辞辩宏放，无人能挫其论锋，时人称为“律虎”；又兼通儒、道二家典籍，善文辞，深受王侯名士敬仰。吴越忠懿王慕其德风，任其为“两浙僧统”，并赐号“明义宗文大师”，让他去管理吴越国的僧尼，在其任内数十年来“像法修明，缁徒整戢”［2］。
到了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吴越国末代君主忠懿王钱 (948─959在位)奉版图归降赵宋，赞宁随之入京。赞宁以应对得体，为太宗喜欢，赐紫方袍，太平兴国三年(978)改其法号为“通慧大师”，并晋住开封左街天寿寺。其后，历任翰林史馆编修、右街僧录、左街僧录等职。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太宗下诏命赞宁修一部《高僧传》，令他回到杭州原来所居寺院去撰写。赞宁在僧人显忠的帮忙之下，经过六年努力，在太宗端拱元年(898)修成《宋高僧传》三十卷。以此成绩，受诏书褒美并获厚赐［3］。咸平四年(一说至道二年，996)示寂，世寿八十三。追谥“圆明大师”。著作颇多，除《宋高僧传》之外，另有《三教圣贤事迹》一百卷，又有《内典集》一百五十卷、《外学集》四十九卷。
在江南吴越之地，武肃王钱被封为吴越国王(后唐同光元年，923)，其后五代钱王都虔诚信仰佛教，在保国安民的同时，大兴佛事，在五代乱世之中，构筑了一个东南佛国。长兴三年，武肃王死，文穆王钱元璀嗣立，善承父王之治。天福元年(936)遣蒋承动等赴日本，寻求佛书。彼时赞宁尚在天台钻研佛教。清泰二年(935)赞宁十七岁，时值新罗僧道育在天台山平田寺留锡，据说他以血供养蚊蚋虻蛭四十余年，赞宁在石梁与道育同宿修行。
赞宁后来所处的政治环境、当时流行的社会思潮及文化氛围，都对其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可从他后来的交往中可以窥见一些消息。
一是与钱氏一族中的忠懿王、宣德节度使钱湛、奉国节度使钱亿、越为刺史钱仪、金为观察使钱俨、工部侍郎钱昱都有亲密的交往，此外并与卫尉卿崔仁翼、工部侍郎慎知礼、内侍致仕扬恽钱等互相唱和应酬诗文。
二是吴越的文风隆盛，直接间接刺激了赞宁对于儒学的关心，当时江南佛教界有贯体、灵彻、齐已等儒僧。赞宁并受光文大师汇征教以文格(文体)，前进士龚霖授以诗释诀。因此赞宁的声望日隆，文学日盛，在钱塘有数的名僧中有四虎，即契凝——论虎、义从——文虎、晤恩——义虎、赞宁——律虎。他在吴越监坛，为副僧录及两浙僧统达数十年之久，对吴越佛教颇有贡献，赞宁获得“明义宗文大师”的僧号即在此时，据他在《宋高僧传》中所记，他和钱塘慈光院文备(926—985)、净光大师义寂等都有亲密的交往。
吴越王钱氏(908—979)于太平兴国三年(978)五月在宋室统一进迫的压力下，将其国土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五十五万六百八户、兵丁十一万五千三十六，献与宋帝，从而保全了钱氏一族及吴越国境内的百姓。这也可见钱俶王深受佛法的熏习，宅心仁厚。随同钱俶王进京的赞宁，以应对得体为太宗喜欢，亲赐赞宁紫方袍，改号“通慧大师”，深得太宗信任，驻锡于汴京左街天寿寺。赞宁老年与卢宋崖、李穆等讲论儒学及名理诸论，在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有下面一段有趣的记述：
吴僧赞宁，为国初僧录，颇读儒书，博览强记，自有著述。辞辩纵横，时人不能屈。有安鸿渐者，亦胜诗文，且多滑稽。鸿渐在开封街头闲步，赞宁与数僧由对面来。鸿渐指而嘲曰：“郑都管不爱之徒，时时作队。”(郑谷诗：“爱僧不爱紫衣僧。”)赞宁应声答曰：“此秦始皇未坑之辈，往往成群。”
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记有：
太宗幸相国寺，在佛前烧香，问赞宁应否拜佛。赞宁曰：“陛下只可烧香，不必下拜。因陛下是现在佛，无拜过去佛之必要。”赞宁善读书长于口辩，此语深合上意，太宗微笑颔首，以后帝行幸佛寺，焚香不拜，遂为定制。识者亦为合礼。
以上的记述也许不一定是事实，但却可以看出在北宋初期士大夫对佛教真情流露的态度。如吴处厚所著《青箱杂记》卷六中有：
近世释子多务吟咏，唯国初赞宁独以著书立言，尊崇儒术佛事。可谓允当之评论。
赞宁在太平兴国六年(981)被任命为右街副僧录，掌右街教门之事。次年受诏归杭州，先后七年纂修《高僧传》。端拱元年(988)七十岁再度入京。淳化元年(990)参政事苏易简奉太宗旨意，编纂三教圣贤事迹，由太一宫道士韩德纯编述道教，赞宁编述佛教，著作了《鹫岭圣贤录》(已佚)，既是奉旨而作，三教合一当然是编撰的基本原则。据王禹偁的《小畜集》卷十中所载，赞宁在著书完成之时，充任左街讲经首座一职，王禹偁作《赞宁新拜首座》一诗曰：
著书新奏御，优诏及禅扉；首座名虽贵，家山老未归。磬声寒绕枕，塔影静侵衣；终忆西湖上，秋风白鸟飞。
至道二年(996)赞宁以七十八岁高龄，蒙恩命受洛阳佛教教团监掌。在这一年，洛阳文人之间因袭白居易的故事，常召开九老会的雅集，当时以总理宋初大文化事业的李昉(著有《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文苑英华》)为中心，而参加者宋琪、杨微之、魏丕、李远、朱昴、武允成、张好问及方外沙门赞宁共是九人。而以八十岁且文名贯于当时的张好问为笔头(文首)，其余都是近乎八十岁高龄的人，对于绘画赋诗吟咏都有研究素养，可以说是一个风雅高尚的集团，后来因蜀地叛乱，出兵四川，九老会也一时不得不中断了。在白居易之后以诗论体闻名当世的王禹偁，对于佛教并不抱有好感，只是对于赞宁以师事之，在他的《小畜集》中记有向赞宁呈送诗词的事情。
此期间，赞宁开始著作《高僧传》，到了咸平二年(999)加以重修《僧史略》，这是他的最后著作，总其一生所著内外之学计数百卷，年逾八十，仍为护教而努力。他经历了史馆编修、左街僧录之职，于咸平五年以八十五岁高龄，于杭州祥符寺示寂，葬于钱塘龙井坞。天圣七年(1029)法孙宗盛，将赞宁遗骸付诸荼毗，重新祀奠。崇宁四年(1105)，徽宗加谥为“圆明大师”，旌表其学行，更四十年后绍兴十四年(1144)法道重刊《僧史略》，重申赞宁“佛先道后”之主张。孤山智圆(976—1022)在《经通慧僧录影堂》一诗中，对赞宁一生的德业大为推崇，诗曰：
寂尔归真界，人间化已成；两朝钦至业，四海仰高名。旧迹存社，遗编满京；徘徊想前事，庭树跪鸦鸣。
宋初的排佛激流与赞宁的狮吼之应
唐代韩愈之后，辟佛一直层出不穷。到了宋代，由于契丹、女真等北方民族的大肆入侵，深具民族精神与忧患意识的宋儒，从佛教的法义中汲取营养，却用这个新形成的理论来开始新一轮的辟佛，宋初尊儒抑佛之思想由此形成。宋初，排佛之儒者的作品主要有孙复的《儒辱》、石介的《怪论》、李觏的《潜书》和欧阳修的《本论》等。
孙复(992—1057)，字明复，人称泰山先生，以佛“为夷狄之法，乱我圣人之教”为大辱，力排佛教，其有言曰：“佛、老之徒横行于中国……绝灭仁义以塞天下之耳；摒弃礼乐以涂天下之人。”［4］石介，字守道，人称徂徕先生，师事孙泰山，作《怪说》三篇，以和其师之说，曰：“佛、老以妖妄怪诞之教坏乱之。”［5］
此类辟佛之言甚多，不胜枚举，由此可见宋儒攘斥佛法之大概。在这个激烈之排佛运动中，宋儒从剽窃佛经的精义入手而撰成自己的学说，进而炫耀自己的能为，最终达到务其名的目的。在儒者以文排佛的思潮之下，致使佛法浸衰，民众因而对佛教感到迷惑。在僧伽团体的内部，只有“内外博通，真俗双究，学行才识兼具”的赞宁法师能够独当一面，力排众议，写作《僧史略》，阐明“儒释道一贯，三教之贤圣，理归一揆”的思想，以对抗儒士之说。王禹偁是一位激烈反佛的儒士，他曾上奏请宋真宗淘汰僧尼，奏章中直斥僧尼是“不蚕而衣，不耕而食”的“民蠹”，最低估计要每年费民间万匹绢、三千斛米来白白养活他们。然而如此强烈反佛的人却依然激赏赞宁的外学修养，尤其佩服赞宁的史才，有《赠僧录通慧学公》诗曰：
诏修僧史浙江滨，万卷书中老一身。赴阙尚骑支遁马，援毫应待仲尼麟。溟蒙雪彩松□晓，狱藉苔花竹院春。还许幽斋暂相访，便令陶令满衣尘。
其意窃比陶彭泽谒远法师故事，而自高之也。赞宁在其所著《僧史略》中开专题论外学云：“道安以诙谐而伏凿齿，慧远以诗礼而诱宗雷之辈，复礼以辩惑而柔权无二，皎然以诗式而友陆鸿渐，此皆不施他术，唯能博学耳。况乎儒道二教，义理玄邈，释子既精本业，何妨钻极以广见闻，滞于一方也。”说得非常剀切，而赞宁的博学多闻，虽东方朔、张茂生亦不能超过之。曾著书批评古时著名的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的作品，所著《驳董仲舒繁露》二篇、《难王充论衡》三篇、《证蔡邕独断》四篇、《斥头颜师古正俗》七篇、《非史通》六篇、《答杂斥诸史》五篇、《折海潮认兼明录》二篇和《抑春秋无贤臣论》一篇等，极为王禹偁所激赏，可惜这些著作均已佚散。故王公《与赞宁书》曰：“累日前蒙惠顾才，辱借通论，日殆三复，末详指归。徒观其涤《繁露》之瑕，靡《论衡》之玷，眼瞭《独断》之瞽，针砭《正俗》之疹，折子玄之邪说，泯米颖之巧言，逐光庭若摧枯，排孙却似图蔓。使圣人之道无伤于明夷，儒家者流不至于迷复。然则师古子而为来哉?得非无祚素王，而假手于我师者欤?览其文知其道!”他的作品除了《宋高僧传》三十卷外，仅另有《大宋僧史略》三卷和《笋谱》一卷流传迄今。相传徐铉在南唐做官时，尝入澄心堂办公，到飞虹桥头，马不肯前，即使鞭之流血，也不肯走。徐铉乃写信向赞宁请教?赞宁答复道：“下必有海马骨，水火都不能毁，惟浇以腐糟即毁。”徐铉如言掘之，到一丈多深，果然发现一根大兽骨，上胫长五尺，膝下长三尺，积薪焚之，三日不动，以腐糟浇之即烂。又徐铉得到一幅画牛，但那画上的牛，白天啮草栏外，夜则卧栏中，徐谔以为神物，献之李后主煜，煜献之宋太祖，宋太祖以示群臣，没有一个能够说明，赞宁说：
南倭海水或咸，滩碛微露，倭人取诸蚌余泪和色着物，则画隐夜见。沃焦土或风飘举，有石落海岸，滴水碧色，染物则画见夜隐。此二形殆二物所画也。
可见我国古代曾经发现过隐色墨水，赞宁能知其来历。足可见其学识的渊博，不愧为博物学家。
需要指出的是，在赞宁去世之后的数十年间，宋初的排佛运动为儒学大家和士大夫们所继承。其中的代表人物有欧阳修、李觏等。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晚号六一居士，作《本论》三篇，抨击佛教，编有《新唐书》与《新五代史》，凡涉及佛教记事者，均予删除之，其有言曰：“佛法为中国患千余岁……使王政明而礼义充，则虽有佛，无所施于民。”［6］李觏(1009—1059)，字泰伯，学者称盱江先生，初持排佛之论曰：“苟去浮屠氏，是使惰者苦、恶者惧、末作穷、奇货贱，是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浮屠也，宜乎其排之而不见听也。”［7］
针对当时欧阳修等人辟佛的议论，契嵩禅师继承了赞宁的护法事业。著文痛驳排佛论者如章表民、黄聱隅、李泰伯之辈，作《辅教篇》阐明儒佛一贯的思想，以抗其说，轰动当时文坛。诸君读之，既爱其文，又畏其理之胜。故而欧阳修仍不得不称誉他，以至于临终还在读《华严经》。
契嵩字仲灵，自号潜子，俗姓李，藤州镡津(广西藤县)人。七岁出家，十三岁剃发，翌年受具足戒。十九岁游方，下江湘，登衡庐，常顶戴观音像，日诵其号十万声，并博览经传杂著。曾谒筠州洞山晓聪，得其禅法。
庆历年间，至杭州，居灵隐水安兰若。著《辅教篇》三卷和《孝论》等多篇，曾令欧阳修读后惊叹：“不意僧中乃有此郎。”契嵩又上书仁宗，辩佛理应崇的若干点，仁宗览之，诏付传法院编次，又赐予“明教大师”之号。朝中自丞相韩琦以下，莫不延见而称誉。他所居一室，萧然无长物，与人清谈终日，则娓娓不倦。皇祐间，他鉴于禅门传法世系诸说不一，因而依据《宝林传》十卷(唐释智矩著)，刊定二十八祖的传承系统，著《传法正宗记》九卷、《传法正宗论》三卷，并附佛祖、相承之像，称《传法正宗定祖图》等，收入《大藏》，更深受朝野尊重。宋熙宁五年六月初四日示化于杭州之灵隐寺，世寿六十有六，僧腊五十有三。是月八日，火化后，眼舌及童真不坏，顶骨出舍利，红白晶洁，状若如大菽者三，又常所持木数珠亦不坏。东坡云：“契嵩常嗔人，未尝见其笑。辩才常喜人，未尝见其怒。予亲见二人皆趺化，乃知二师以嗔喜作佛事。”这是很有见地的说法。契嵩遗书有《镡津文集》十九卷，收入大藏，流传至今，塔在永安院之左。 三、赞宁的“王法为本”和“崇儒为佛事”论
由于赵宋推行控制佛教的政策，引起教团经营的极度困难，此种情况赞宁在《宋高僧传》和《僧史略》中有清楚的记载。为了使佛教在宋代的社会中能够存在与发展，精通儒学的赞宁提出“以王法为本”和“尊崇儒术为佛事”两项主张。
《宋高僧传》是受太宗的敕令而修撰的，这与以前的两部高僧传不同。在上表时称“左街天寿寺通慧大师赐紫臣僧赞宁”，就已经表明了赞宁的立场。僧人在文献上自称曰“臣”的，最早为南唐释恒安撰《续贞元释教录》一书的序文，其次便见于赞宁的《进高僧传表》。《宋高僧传》卷十三《习禅篇》中云：
若相推重佛法增明，酬君主度己之恩，答我佛为师之训。［8］
《宋高僧传》卷十六《明律篇》又云：
慈父多败子，脱或翻恶归善，变犯戒持，或众生之劝修，或名师之训导，假王臣之外护，必法教之中兴。［9］
《宋高僧传》卷十五《义宣传》论曰：
或曰：今沙门姓既为释，名复不讳，言我不随俗谛，云何对君主称臣，莫西域有否?通曰：姓名不对王者，臣妾表疏合然。昔齐帝问王俭，逐令见称名，至唐萧宗朝，始见称臣，由此沿而不革。良以沙门德，日就衰微，一往无复矣。又以法委国王，诚难改作，王谓为是，楷定莫移。故佛言虽非我制，诸方为清净者不得不行。
《大宋僧史略》卷下《菩萨僧》云：
佛法污隆，王臣制作，遇其抑勒，知复奈何。凡百学徒，观此思事。［10］
从这几段话可知，赞宁认为，要护持佛法，顺应王法是必由之道。在《宋高僧传》记载了许多自唐朝以下至五代十国宋室诸帝护持佛教的事例，使之与废佛诸帝结局的悲惨互相对照，特别是对吴越王钱氏崇佛的事例记述颇详，大概是希望太宗也能如吴越王那样盛行崇佛之事吧!
赞宁也深知，佛教学者欲使儒者心服，必须精通外学。在《僧史略》总论中提倡三教调和的理论，赞宁设问曰：以一介比丘之微力，何以能中兴佛道?答曰：释子不知法、不修行、不勤学科，更不明本起(因缘)，当不能以副帝王中兴之业。先师之著述虽多，然后人多滞于一方，不知儒释道三教循环之理，有帝王而三教兴盛，此三教所以应助帝王。儒自三王以降，道在五帝以前，行王道尚帝道。而释氏之门，其教以慈悲为本，变化暴恶，悟人死神明不灭之理，以天堂地狱明赏罚之别。三教是一家之物，万乘是一家之君，视家不宜偏爱，偏爱则竞生，竞生则损教。己在其内，自然不安。及己不安，则悔损其教。不欲损教，则莫若无偏。三教既和，故法得久住。所以在《僧史略》结语的最后，赞宁提出沙门要崇儒信道的主张：
信于老君先圣也，信于孔子先师也。非此二圣，曷能显扬释教?［11］
对于赞宁的三教调和论，后来的禅僧慧洪评之为不足取法的世俗之论。但是，作为赵宋初期佛教界唯一的耆宿，赞宁在当时不得已采取这样的态度，自有他的苦衷：(1)长久由吴越崇佛朝廷的保护下，体验出繁荣佛教之道。(2)在中原因君主感情之好恶屡屡废佛，对于后周世宗淘汰佛教及五代君主之破佛，颇有切肤之痛。(3)作为中央的僧官，与对佛教抱有恶感的士大夫常相接近，对赵宋初期的政情非常理解。(4)受江西儒僧的影响，自己亦有儒学造诣，常与这些儒僧为友。在以儒教伦理传统为中心的君主专制社会，宋代帝室对佛教的信仰并不是根本的，佛教教团须绝对服从王权。佛教与儒教拮抗是相当困难的，除了迎合统治者的意旨之外实别无良策。正如《禅苑清规》中所说：“皇帝万岁，臣统千秋，天下太平。”这表明历代僧人试图保持的这份独立地位早被王权所取代。
赞宁提倡三教融合是历史的必然，三教调和虽都是立足于本教而融摄其他两者，佛教得儒教而广，儒教得佛教而深，佛教的精神与儒教传统文化进一步糅和，潜移默化，深入到中国文化的中枢部分，以至改造了儒家世界观，把佛教长期酝酿发展成熟的心性之学渗透到作为宋学代表理学的内部。
在赞宁以后，如智圆的《闲居编》、契嵩的《辅教编》等都主张三教融和、三教并存的理论。宋初以来，因王朝交迭而对佛教的处境有直接体验的赞宁，可以说是这一理论的先驱者。
结 论
由上可知，赞宁旨在藉佛教思想以调和儒家学说，因其生当宋初儒学复兴佛教式微之际，故有其时空与学术背景之限制，然以其卓然睿智，剀切儒家学说之精义，深契佛教哲学之本质。尤其于天下之士排佛甚炽之时，提出以王法为本的立场，明儒释之道一贯，以显其思想之特色，使三教的鸿沟变小，终至蔚成一源!
［1］王禹偁：《小畜集》，第186～196页。
［2］以上均引自王禹偁：《小畜集》，第186～197页。
［3］见《宋高僧传》卷首《进高僧传表》、《批答》，《大正藏》册50。
［4］孙明复：《小集·儒辱》。
［5］石介：《徂徕集》卷五《怪说下》。
［6］《欧阳文忠公集》卷十七《本论下》。
［7］李：《盱江集》卷二十《广潜书》。
［8］《大正藏》册50，页790上。
［9］《大正藏》册50，页812上。
［10］《大正藏》册54，页253上。
［11］参见《大正藏》册54，页254下、页255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