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倓虚法师与长春般若寺(邱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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倓虚法师与长春般若寺
邱高兴
中国计量学院人文学院
  
  倓虚法师在东北弘法建寺,对东北佛教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法师创建了哈尔滨的极乐寺、长春的般若寺、沈阳的般若寺、营口的楞严寺等诸多寺庙。本文主要从长春般若寺的建设和倓虚法师在吉林省的行迹为中心,来谈倓虚法师在长春的弘法经历以及对推动东北佛教发展的贡献。
  
  一、佛教在长春的早期传播
  从现存的佛教遗迹看,佛教在长春的传播至少可以追溯到辽代。现存于农安的辽塔,建造于辽圣宗耶律隆绪太平三年(1023-1031),是长春境内现存最早的佛教建筑。塔内发现有铜佛二尊、舍利等佛教文物。农安是是东北古国夫余国后期的国都、唐代渤海国的夫余府。十世纪初,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灭渤海凯旋,经此驾崩,遂改称黄龙府。此后黄龙府成为辽金时期的重镇。岳飞曾说:“直取黄龙府,与诸将痛饮耳。”其中黄龙府就指此地。辽时期,佛教信仰隆盛。相传在咸雍八年(1072)三月,在今西部一带的长春州、泰州和宁江州,即有三千人出家,剃度为僧尼。
  此后一直到清代,佛教在长春一代才有了新的发展。康熙时期,明慧和尚建立了觉灵寺,安海和尚建立了青云寺,是长春已知最早的佛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在武力侵略的同时,也十分注重文化和宗教的侵略,在小学中开始教授日语,并且不断推动日本佛教僧人来华,培育当地的佛教组织。1935年的《满洲帝国年鉴》记载说,新京特别市(长春)有寺庙11座,僧人465人。1940年《满洲宗教志》载,新京有寺庙9座,僧人101人。
  二、倓虚法师与创建般若寺的因缘
  1922年,倓虚法师在奉天的万寿寺当主讲,7月,先应沈阳国际公司所请讲《大乘起信论》[1],随后应长春吉黑慈善联合会会长丁树敏(丁荫堂)、张子元(一说张子清)的邀请,倓虚法师到长春开始讲授《般若心经》和《金刚经》,在长停留14天左右。
  倓虚在长讲经期间,曾吸引了众多的同善社的信徒。同善社是由彭汝尊(1873-1950),于1912年创立。彭自称“南无清净自在无极燃灯佛“,奉弥勒古佛之命,下凡来救度众生。同善社以倡导善道,挽救人心为宗旨,并辅以静坐等方法,各地的善长多为当地有声望和地位的人士,总统曹锟和总理段祺瑞曾担任同善总社的护法。因此同善社发展迅速。九一八事变后,溥仪成为了伪满洲国的皇帝,彭认为弥勒古佛转世的真命天子登基了,1933年派次子彭宝善赴长春晋见溥仪,表示愿意训练神兵为溥仪入关复辟效力。彭宝善在长春住了两年,与日本特务机关勾结,在35年回到四川,并开始组建神兵,听后调遣。国民党政府获悉此事后,禁止了同善会的活动。从倓虚法师所言看,22年左右,长春就有了同善会的活动并且很兴盛。同善会杂糅儒释道各派思想,也提倡读经。在倓虚来长之间就开始讲《金刚经》,可是信徒们始终不明其意。部分信徒看到了倓虚法师讲《金刚经》的传单后,参与听经,倓虚法师“讲经时,按照一定次序,先讲五重玄义,把名体宗用教详加解释;然后把经中大义,以及其宗旨归宿处,提纲挈领,深入浅出为之一一解释。”外道信徒一听,茅塞顿开。后来甚至他们的老师也来听经,甚至有几十人皈依了倓虚法师。信徒流失引起了外道同善社的不满,他们通过扶乩说请燃灯古佛来讲经,又把一些信徒吸引回去了。
  在长春讲经期间,督军行署的一些职员天天去听,后来逐渐皈依了倓虚法师,成了法师的弟子。当时有行署一等科员马靖东,辽宁黑山县人,信佛很虔诚,听了倓虚法师讲经后说:“此道不学,更学何道!”于是,马靖东等人倡议,在长春修建佛寺,方便佛法弘传。随后,吉林督军孙烈臣捐300元大洋,吉长道尹孙其昌、吉长镇守使诚明、长春商务会长孙秀山等纷纷捐款,累计筹集资金约1万元。建寺的土地由蒋洁珊(捷三)将自己位于西三马路最西边土地约20亩捐献,作为建庙所用。并将自己的一处房产也捐献出来,供寺庙使用。因为般若寺的兴建起于倓虚法师讲《金刚经》,于是寺名定为“般若寺”,以示纪念。
  
  三、般若寺的建造过程
  确定了建庙的土地,募集了建庙的启动资金,般若寺在1923年动工,开始打地基和买木料。采买木料由致中法师负责。致中和其原来的师傅都是道人,久居山中,常行善事。因觉道教对于生死事的不究竟,师徒二人一起找到了倓虚法师想出家为僧。倓虚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但说是代师收徒,因此致中也算是倓虚法师的师弟。他们师徒二人在修庙过程中负责到山里采办木料。采好后沿江放排,顺流而下。然后马靖东委托吉林财政厅长荣厚办理了免费的火车运输,剩下了不少的经费。倓虚法师因尚在沈阳万寿寺办学,委派持法、能禾、修真和慧海等,直接负责建庙事宜。吉黑慈善会从中协助,派赵吉田为监工。到1924年,首先建造了大殿五间。1925年铸造了释迦牟尼铜像。1926年分别建造了司房和禅堂个五间。
  随后,般若寺的建设又遇到了资金短缺问题。1927年倓虚在北京为杨麟阁[2]讲经,杨为张作霖安国军政府的总参议,深得张作霖的信任。利用这个机会,倓虚向杨募捐,于是杨找到自己的好友,时任北京军政府交通部次长常荫槐[3],一起筹办募捐活动。常荫槐乃吉林榆树人,对在长春建庙也很热心。于是杨、常二人借用官场的关系,邀请了一些银行家来聚餐并聆听倓虚法师说法,杨因招待外国公使未能出席晚宴,常荫槐主持,最后募捐了1万元。此后又陆续通过其他渠道募捐了一些,建成了东西客堂五间。1929年又建造了天王殿,1929年泥塑四大天王、弥勒佛像和护法韦陀各一尊。经过了六七年断断续续的建设,般若寺初见雏形。
  可惜的是,还未等开光,因为长春市公署规划建造马路,般若寺正好在规划范围中,因此要求般若寺拆迁。经过交涉,长春市公署社会局同意补助11万元,并提供一块面积更大的方方正正的地块作为建寺之用。工程由司光公司承建,吉黑慈善终会负责具体事宜。1932年,倓虚法师应朱子桥将军邀请赴西安卧龙寺传教,于是就委托澍培法师到长春替照顾建修般若寺,“直到把般若寺迁移到另一个地方,都是他在场,策划建筑,这是他和般若寺的一点历史渊源。”澍培法师原籍锦州,倓虚在沈阳万寿寺第一次办学时,就是那里的学僧。其后又到北京跟随倓虚法师学习过。
  在澍培法师的策划下,相继建成了大殿五间、天王殿三间,藏经楼上下十五间,司房、禅堂各五间,东西客堂个五间,伙房三间,规模比原来的大。1932年10月13日,长春的信徒推举澍培为般若寺第一任方丈。
  般若寺的全部工程,直到1936年5月20日才全部完工。前后经历了拆迁、重建,历时十三四年的时间。
  四、伪满洲国统治下的般若寺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1931年伪满洲国成立。倓虚法师在东北的佛教弘传就是在这样一个内外交困,动乱复杂的环境中进行的。
  1、日本人对倓虚法师的怀疑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掀起了抗日的高潮,极乐寺原来的大护法,倓虚法师过从甚密的朋友朱子桥将军率领队伍起兵抗日。极乐寺僧人慈云,也加入了朱子桥将军的抗日队伍。因此日本人怀疑极乐寺是一个抗日的据点,倓虚法师也是其中一份子。为了调查内情,同时加强对极乐寺的控制,日本人派特务今井昭庆以出家为名,常驻寺庙的电话室,负责调查倓虚法师的行踪并对僧人进行监控。今井昭庆会说中国话,在寺庙里住了半年时间,发现僧人每天早三点起床,晚上九点就寝,戒律严明,修行精进,没有发现任何可以之处。电话监控也没有发现任何和官方的联络。日本特务机关不死心,又公开到寺内来正式调查倓虚法师,一条条询问,作为仍然是一无所获。最后由在客堂当知客的倓虚法师的弟子觉一出面做了担保,保证倓虚法师并没有从事抗日,而是在各地讲经建寺,事情才暂时告一段落。
  1936年,般若寺工程完工后,澍培法师邀请倓虚法师到长春传戒。起初倓虚法师考虑到抗日的嫌疑未能答应。但随后长春来信说,已经和官方疏通好了,并且派觉一和今井昭庆来请,保证不会出意外,倓虚法师最终答应成行。
  
  传戒活动参与的人数众多,引起了在长春的日本特务机关的注意。他们要求般若寺每天就活动情况做一次汇报。并且有一次还要传倓虚法师问话,但鉴于法师在东北的名望,最后改为派人到寺庙中来调查。特务机关派出了两个人,先询问了有关佛法的事,然后谈到了极乐寺的事情,话题最后转到了最核心的问题,那就是关于朱子桥将军抗日以及倓虚法师和他的交往情况。最后没有发现任何可以之处,基本上解除了倓虚法师的嫌疑。
  2、日本人对般若寺的控制
  
  伪满洲国政府成立后,日本人十分重视对宗教的控制和利用。首先他们通过成立“满洲国佛教护法会”来控制和利用佛教。东北沦陷后,般若寺的宗教事务由新京特别市公署行政处管理,处长为董旸,是倓虚法师的皈依弟子。董旸与公署总务处长、日本人植田贡太郎关系密切,植田和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坂垣中将关系非同一般。在他们的商议之下,1934年成立了“满洲国佛教护法会”,植田自任会长。般若寺在这一年也改称为“护国般若寺”。其后,植田有任职伪满洲国治安部警务司司长。植田的双重身份使得伪满的高级官员趋之若鹜,纷纷到般若寺参加宗教活动,般若寺的香火也十分兴盛。其实早在1933年农历正月十四,般若寺方丈澍培就举办法会,为伪满执政溥仪祝寿,之后溥仪每年都派员到寺中降香。1934年溥仪还亲自书写了“正觉具足”金愿一方送给般若寺。其次。在1936年,般若寺举办开光和传戒时,伪满文教部召开了佛教恳谈会,讨论了成立佛教总会的问题。39年3月,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宗教班、民生部、治安部在新京大和旅馆召开了有关佛教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寺庙代表、日本佛教天台宗总务厅秘书、驻长春般若寺和尚都筑玄妙,佐筑富江、寺川行舟、田代宽谛(三人皆驻般若寺)、驻极乐寺和尚今井昭庆、驻营口楞严寺和尚本村等30余人,会议由植田主持。他认为,“只有成立一个满洲国的佛教独立机构,才能把握人心,才有利于日满亲善。”
  5月26日,佛教总会成立,设在般若寺。总会会长为极乐寺方丈如光,,副会长为澍培法师以和日本驻长春西本源寺和尚井口道雄,般若寺方丈善果任新京特别市分部部长。佛教总会成立除了正常的宗教活动外,也要配合伪满和日本人对抗日者宣抚和教诲工作。1932年,在佛教总会的主持下,于般若寺南面修建了造福观音圣场,纪念伪满成立十周年,期望在伪满建国史上树立一精神永久的纪念文化的丰碑。观音像文革期间被推倒,广场现已不存。
  五 倓虚法师与长春般若寺的三次传戒
  1936年般若寺落成后,澍培法师邀请倓虚法师来长传戒[4],并举行开光典礼。倓虚法师在得到安全保证后从青岛出发,带领了四个年轻的弟子:善波、善果、戒如、梦参来到长春。此次传戒法会从5月3日到7月1日,历时近两个月时间。传戒时,倓虚法师为得戒师兼开堂。善果负责开堂,兼头单引礼,善波为二单引礼。梦参负责讲《四分律》,倓虚法师亲自讲《梵网经》、《法华经•普门品》、《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等。为了筹办此次法会,般若寺于1936年3月4日在《盛京日报》刊发通知说,公布了挂号参与法会的条件。要求年满20岁,必须持有本剃度寺或村长证明书、本寺相识、大德僧众和佛学知士的四类介绍书之一方准参与。因为东北很少举办此类传戒活动,因此参与人数众多,约有1600余人,此次传戒被称为“千人大戒”。溥仪为此次活动捐资1万元,并在法会结束后于7月17日在宫内府召见了倓虚法师。原定经费4万元,实际花费8万元。此次规模宏大的传戒活动后,般若寺在东北佛教界一时声名显赫。
  第二次传戒活动是在1941年(一说1942年),活动由定西法师(即如光)法师筹办。原本定西打算替倓虚法师来传戒,但法师考虑已传过一次戒[5],就未允许,让定西自己做得戒师。此次参与人数1500余人,也号称“千人大戒”。
  第三次传戒是在1947年,长春围困战前夕。闰二月中旬,倓虚的弟子善果从长春来到天津邀请法师到般若寺作得戒师。当时倓虚法师正在天津修大悲院,事务繁杂,原本不便离开。但是因为大悲院建设经费尚不充足,法师在东北的信徒众多,因此打算顺便去募捐些款项,因此答应下来。闰二月底离开天津,经过辽宁兴城、沈阳,三月初二到代长春般若寺,四月底传戒结束,并改选住持为妙禅。原本打算回天津,但因铁路不通,遂逗留长春一年时间。期间在般若寺讲《金刚经》、为居士林讲《普门品》,应如莲法师邀请赴吉林市讲一周《法华大义》,并且在冬天写作了《佛学撮要》。到次年的二月二十八日,长春形势不断吃紧,加上天津青岛等不断催促,倓虚法师一行六人冒险从长春出发南下。从长春到范家屯,不远的距离遭遇了七次土匪,把所带的大米白面以及十余万流通券都抢走了。第二天到公主岭,进入了共产党的解放区,受到多次盘查。经过十几天的时间,辗转到了开原。被解放区军队所设关卡拦截,经过四五天时间的交涉,仍然让返回长春。这是倓虚法师一行已经弹尽粮绝,不得已将马车变卖了四十万元的红票[6],雇了辆本地的马车,从山沟绕道出了关卡。到铁岭后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坐火车到了沈阳。从长春出发到达沈阳一共经历了13天的时间。

[1] 《长春市志》谓,该年7月,倓虚法师应哈尔滨佛教宣讲堂请之请北上哈尔滨讲经,途径长春,为丁树敏等人挽留,在长春讲经14天左右。
  [2]
  杨麟阁,又称杨宇霆。张作霖1927年6月于北京建立“安国军政府”,自称“大元帅”,杨任总参议。1928年6月4日,发生“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炸身亡。杨麟阁和常荫槐自恃乃张作霖的重臣,不把张学良放在眼中,极力反对张学良主张的“东北易帜”。1929年二人被张学良枪决。
  [3]
  杨荫槐,在张作霖手下长期主管交通,任军政府交通部次长,随后主持部务。张作霖被炸身亡后,在杨麟阁的极力举荐下,出任黑龙江省省长。《影尘回忆录》中所说“常允怀”当就是“常荫槐”的误记。
  [4]
  39年5月1日,《佛学半月刊》第126期,第6卷第9号,刊载《倓虚法师赴般若寺传戒》消息一则云:“长春般若寺,本为倓虚法师手创,寺成交澍培师住持。现澍培、如光、乘一等发起传授千佛大戒,成就衣具,思慕法师戒德,特派人到青岛恭请法师前往弘传,法师已允一赴云”
  [5] 《影尘回忆录》载:倓虚法师于1940年5月中旬曾在长春般若寺传三皈五戒。
  [6] 红票,是苏军在东北作战期间发行的一种货币,流行于东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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