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与企业管理

　　本文系台湾佛光大学筹备处校长龚鹏程教授提交“‘佛教文化与现代社会’两岸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在当今台湾的企管业界、人力资源开发机构、佛教静修团体以及一般社会文化讲座中，已开始流行将佛学禅学运用于企业管理。1995年6月，台湾华梵人文科技学院曾举办“第一届禅与管理研讨会”，是年10月，华南管理学院筹备处，举办“第一届观音思想与现代管理研讨会”。可见这一议题已正式进入校园，成为学术研究的内容。

　　讨论这类课题的基本模式，大体上是先介绍禅宗或佛教之历史与主要精神，然后说明在现代化企业中，可以如何运用佛教的论点和精神，来提高员工的士气，激发对工作的热爱、对团体的认同、对社会的关怀与责任感……这种讨论方式，从论述结构上说，只是“格义”式的类比，寻找双方可以比附处以供相资。从论述功能上看，不是佛学“影响”或“运用”在企管学上，而是企管学界及业界吸纳、收编禅学。迄今为止的所有讨论，都是以企管学为基本模型，来检验禅学佛学之适用效度，而都未能从禅学与企管学的异质之处立论，也不拟由禅学发展出批判、质疑、颠覆、超越企业管理学术的理论。因此，类似当年“儒家思想与经济成长”的论述，都是将传统附纳入现代，以具有现代性或能强化现代社会现代性，来说明其本身之价值的做法。这种做法，若由企管学界及业界的立场处理佛学与企管学之关系，自然无可厚非。但若从哲学的角度，就有理由质疑：以“三法印”为核心的佛教哲学，怎么可以和商业贸易、利润盈亏、事业组织相结合？结合的哲学基础是什么？“苦、集、灭、道”四圣谛，只能在什么层次上讲利生利他？把企业管理和禅学结合起来讲，在哲学上有何意义？……若从宗教立场，更可以提出质疑：超越性的追求，为宗教所不可或缺。而此类追求与智慧，既非企业管理所需，亦非该学门所有。故禅学佛学并不以其不能应用于企业管理而显得无用。

　　从这种讨论心态中，显露出现代人的历史观是断裂的：当人们都认为应该让社会进行现代化转型之后，时间已被切隔成两段：传统与现代。经过扬弃“传统”的过程，使得社会步入现代，则称为现代化。这种历史观，带给现代人的骄妄：以现代人的观点、需要、价值标准，来评估传统的价值。于是我们也都会很自然地忘了我们的浅薄与固陋，把古人学说当成我们的作业一样，对之毫不客气、毫不羞赧地批改起分数了。

　　龚鹏程相当尖锐地揭示了佛教界在这种“现代人的骄妄”面前，自乱阵脚的窘态：传统若要存活下去，不遭扬弃，那它就必须努力说明它具有现代性。例如现代人说佛教是迷信、不科学，应该抛弃，佛教界便出版了一大堆书，说佛教如何如何科学，用些似通非通、一知半解之科学知识以及科学主义之态度，来维护佛教的尊严。这是其一。

　　与佛教必须论证其科学性，才能获得它存活于现代社会的身份证一样，许多传统事物，也都得思考它与资本主义的结合情况。如不能证明它有助于或无害于资本社会之发展，它存活于现代社会的正当性以及其价值，便常会遭到鄙夷。这是其二。

　　从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庙产改革，到星云法师有取于理性化科层体系、西式教育、企业管理手法、民主化等现代方式，所建立的佛光山制度，乃至印顺法师极力论证佛教不应出世，而应实现人间的思想，都是体现着“佛教应如何改革其传统，以适应于现代”这一面相的活动。就是说，佛教界本身正配合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进行着佛教体制的改革。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挣扎，由一个现代社会的反面物、边缘物、非主流体系，在今天的台湾“上升进入主流体制，与都会之政治、经济紧密结合起来。企业人，替代了传统所谓‘愚夫愚妇’，成为佛教的主要支持群体。佛教已与现代资本主义商业体系，有了复杂的共生关系。这种结构性的关系，也使得佛教在讨论现代性之问题时，倾向维护现行体制，或避开对主流社会体制的反省批判之现象。”就在佛教适应新环境，与现代社会结合的同时，佛教的主体性正在消失。现代性的准则，已逐渐成为判断佛理高下之依据。很少有人从负面角度来看待现代以及现代性，从佛教的观点去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公正、不正义、不人道，质疑科学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反对科层组织官僚化的企业体系，以及追求经济成长的迷思。

　　龚鹏程在此文中，并未正面提出他本人超越现代化的理论。但他提供了两条理论运思的建议：

　　第一、重新回到韦伯(Webeian)的宗教社会学方法，讨论佛教伦理与商业活动、资本主义发展、商人精神之关系。用这种方式在儒学方面进行研究，可推余英时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余英时认为明清商人，虽尚处传统时代，但其诚、俭、勤的伦理态度，均有近于基督新教入世苦行的伦理之处。余英时把全真教与禅宗作为“入世型”的宗教，再通过宋代新儒家影响到明清商人，虽然这种推论问题重重，毕竟为一“韦伯式的”研究。而佛教界则根本还没有人做过这样的研究。

　　第二、苏马赫(E.F.Sohumacher)在《美丽新世界》(Small is Beautiful)中提出的“佛教经济学”，从劳动观、商品观、利益观、消费观、生活观、资源观等六个方面，描述了其与现代经济学的不同。总之，依苏马赫看，当前所推行的现代化，对广大群众而言，结局甚为悲惨：农村经济崩溃、城乡失业趋势上升、城市中身心都得不到培育的最下层阶级人数扩大。因此，他选择了“现代发展”与“传统停滞”之间，被他称为“中道”的佛教经济学。亦即只有中道，才能获得正命(正确的生活方式)。这一“中道”，其实正是一条超越现代化的思考之路。

　　龚鹏程在论文结论中指出：“佛教之能贡献于当今或未来社会者，或许不在于它能如何适应现代、在现代企业经营原则中占一席之地、可应用其理论于现代企管事业中、可调节现代人之身心压力以增进劳动生产、可改善企业内部之人际关系……等，而在于它与现代企业经济原则的矛盾冲突之处。越能把这些与现代社会异质之处找出来，就越能建立一个更合理的企业管理学。”

二十世纪中国佛教的救治之道

　　南怀瑾先生1987年所著《中国佛教发展史略述》，即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大陆版。在本书第五章《二十世纪的佛教》中，勾勒了近代佛教的症结，并提出六条对治方案。

　　当代中国佛教的衰状，可追溯到明末清初。当时有两个情况：(一)士大夫们，竭诚致力于匡复大业，大多专志于经世实用之学。出家的师僧们，在佛学见地上，又无特别的创获。所以佛学在知识分子间，不能再有唐宋以来的声望。(二)佛教本身，人才衰落，极少有如唐宋高僧的嘉言懿行，以为风世的楷范。到了满清中叶以后，许多号称禅宗的大和尚们，为了虚誉，为了留传，甚至还以鸦片、烟、酒，笼络当时落第的秀才，剿袭历代禅师的语录，闭门虚构一些也是所谓“语录”的“传家之宝”，吩咐后代法子徒孙，争取编入大藏经，以为光荣。比较稍具学识的名僧，则又竞相入京，奔走权门，纳交官府，一意攀高结贵，希望求得皇帝的封号。如果能够得到一纸诏书的敕封或称号，便可以国师自命，而夸耀于善男信女之间。所以民间俗谣，便有“在京和尚出京官”的感叹了。这种风气，由明末开始，到雍正时代，已经相当严重，因此雍正一再下诏，切责师僧们不必学习诗文，一心只想以文字因缘，与士大夫们来往。他说：“你们作诗再作得好，总也比不上我们翰林学士们，既然出家为僧，便应努力修行证果，何苦与文人们争取文名呢”！

　　本世纪开启佛学复兴之功，首归于杨仁山居士。从十九世纪末期以来，西方涌入的各种思潮，促使中国历史起了革命性的转变。传统的儒家思想，一直被锢闭在道德伦理的圈子里，难以超越西洋唯心唯物的哲学理论。而胸怀大志的杨仁山先生之流，一经发现唯识法相宗思想中涵有至高无上的哲学理论，可以统率唯心唯物的思想，于是便有“道在是矣”的感觉，故投身于佛学的法海，发出觉世救人的大悲宏愿。南怀瑾对杨仁山、欧阳渐这一派居士有相当深刻的分析和同情：“他们动机开始，原是要以佛陀的学理来统领东西方的哲学思想，后来越钻越深，不知不觉间，自己便变成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无形中走入宗教的不二法门，自然对于明清以来衰败佛教的本身，发愿要求整顿。因此弄得既不能救世，又无暇自救，结果还与佛教的出家僧众，无意中形成冰炭，势不相容，一直闹着居士弘法为非法的争论，所以更不能救起没落了的佛教，诚为可叹。例如杨仁山先生与欧阳竟无师徒二人，当时受佛教教内的歧视，几乎到了委屈不能求全、忍辱不能负重的为难境地，所以竟无先生后来在他的辟邪、昭正学说中，第六条目内，便有辨僧与居士可否弘法的谠论，由此可见当时杨仁山与欧阳竟无二位师徒间，所引起僧俗弘法的诤议，非常严重。这个问题，直到如今尚弥漫在佛教徒的僧俗之间，就佛教言，实在是一重大的内伤。”

　　书中对太虚一生的功绩给予充分的肯定，“他的一生，对于整顿和振兴佛教的愿望，虽然尚未普遍见诸事实，但其愿力志事，的确值得钦佩。平生著作等身，纯疵互见，而其思想却极为新颖。他主张‘人间净土’，常有‘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的口号，这是很具气魄也很有见解的新中国、新佛教的维新精神，应该算是他一生的名言，可供今后佛教徒的启发。”同时对他的失败，也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现代佛教界和许多教外人士，对他颇有微辞，甚至认为他是热心政治，或过于好名，其实都非定评。他实在可以说是一个苦行僧。我所谓的苦，是他的心志很苦，他想振兴佛教，热爱国家，那都是出于一片真诚。而他正生当新旧思想的交替和民主政治的新阶段，他过于热情，尚不能完全了然于世界大势，又缺乏真正的政治见解；对于积习深重的中国佛教，不循渐变的途径，想用革命的方式，促使骤变，所以弄得有愿难酬。例如，他所创办的新僧教育，影响也很远大，北伐成功以后，各省县市不但都有佛教会的成立，而且大多数县市也都有佛学院等的成立，间接直接都曾受他新佛教运动中僧众教育的影响。但新僧教育的结果，佛教师僧们，对于新时代的普通常识，比较增加认识，而对教义和修证佛法的工夫，反而愈来愈差，不如当初了，这实在也是新僧教育制度上一种最大的遗憾。”

　　本书的结论部分，对积重难返的中国佛教，为重振佛教的雄风，以适应未来时代的潮流，作了六点建言：

　　一、佛教的命运：自教主释迦佛创立四众弟子的制度以来，以住持(负责)佛教仪范、弘扬佛法的任务，咐嘱于比丘众。以护持佛教的责任，交托给国王、大臣、长者、居士，作为扶持佛教的护法。“因此在中国、印度、日本等国家，历代世世相仍，佛教的命运，都仰仗政权与社会名流的维护。到了十九世纪末期以后，民主政治的制度，推翻数千年来帝王政权专制政体的陋习，佛教徒对民主的的认识不够彻底，对法治的法律知识不够了解，仍然依草附木地去攀缘于社会人士，或仰赖残余的旧式政权之间。从今以后，由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的新阶段，还要一仍不变地仰人鼻息，以维衰命，不自寻求所以立于新世纪的路线，恐怕命如悬丝，危同累卵了。”

　　二、佛教的经济：二千余年来的佛教，向来便在农业社会中求乞剩余，对于宗教集团本身的经济观念，从来没有做过考虑，况且动辄以戒律为当头棒喝，使教内有识之士，也不敢提出主张。只有中国的佛教，在唐代经过禅宗丛林制度的建立，才有略具规模的宗教集团，类似集体农场制度的产生。时至今日，受资本发达，工商业剧烈竞争，社会经济结构整个变迁的影响，全仗旧有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已经不能自全生计。因此，今后若以托钵募化这种附属生存的方式，恐怕已无法维持佛教。

　　三、教徒的团结：佛教的个人自由主义，至少在形式上已变为绝对自私自利的程度。“如果说中国人都缺乏团结性，我想中国佛教徒的不团结，足以为中国人不团结的标本取样。到目前为止，向来内在的僧俗弘法之争、以个人师僧为标榜的徒众权利之争、门户派别之争、居士众中自我崇高之争、传法的优劣之争、甚至琐碎如衣着之争等等，不一而足。释迦佛在世，素来以僧伽为和合互敬的教训，到此自毁自败，一破无遗。倘使还不自省自救，只想避世高蹈，恐怕在二十世纪以后，便无可立于天地之间了。”

　　四、教育学识的条件：过去佛教在中国的兴盛，全赖师僧们学问知识的渊博，品德修持的规范，成为上下社会普遍崇拜的偶像，因此才形成了佛教的崇高与伟大。而这些大师的学问与知识，大多在未出家，或已出家的初期，对普通学识已有高深的修养，然后再配合佛学的精义，才能成为一代宗师。时到二十世纪的后期，教育、知识的普及日益普遍，一向自视天人师表的佛教，实在急需反省求学，力求充实自己，才不愧对高深渊博的教主。“目前虽然也有许多地方，举办僧众教育，但必须谦虚了解，教育是百年大计，以一个外行，甚至自己根本不懂教育，或者只知宗教教育的人来办教育，恐怕一误再误，不可收拾。”

　　五、修证的缺乏：“佛学教义，除了哲学思想的超人一等以外，最为重要的，它不是空谈学理，它是要以人人身心为实验的条件，去身体力行，这样躬行实践，才可以求证到一个圆满的答案。”“目前的佛教，说理者多，修证者少，处在二十世纪的科学时代，有何见证可以使人肃然起敬呢！况且因为佛教徒的缺乏修证，即使说理，已经发现许多歪曲的理论，这是一种极其可怕、自毁教门的危机，应当切实修整观念，向自证自省去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