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中国政治之微妙

文 / 龚建安

　　摘要：佛教是世界的佛教，但佛教更是中国化的佛教，佛教发展在中国，与中国特殊的国情相激荡，表现为与中国种种之微妙。在此，笔者犹言与中国政治之微妙并概括为“佛法无边，皇权犹大”。

　　关键词：佛教、中国、中国政治、帝王

　　佛教是宗教，而非十足之宗教，言佛教，即是言如社会、民族、政治、文化、制度之等等。概言言之，是佛教与中国关系至为微妙所致。在此，笔者言佛教与中国之微妙，尤以言佛教与中国政治之微妙。

　　佛教曾对世界文化传播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至今佛教依然深深的影响着我们的意识形态。对中国而言，佛教对中国的影响不亚于儒家对中国的影响，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大半是按照佛教模式走的。佛教平等民主的特色和因时因地制宜的特点，决定佛教能够适应不同环境，也能在多变的环境中求得发展。虽然佛教在传入中国后的发展过程中与中国社会产生过摩擦，但总体上还是能适应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这就有了对于佛法与皇权孰小孰大的考问，如果佛法大，那为什么有魏晋南北朝三武一宗的“灭佛”，如果皇权大，佛教又为什么得以在中国发展并在总的趋势上与中国政权相安。说佛教与中国政治之微妙，如何微妙？又是什么原因所导致这样的微妙呢？笔者概括为，“佛法无边，皇权犹大，共荣共存，大同天下”，这是佛教与中国政治之微妙所在，从中也隐含了导致这种微妙关系的原因。首先，从佛教自身去找原因，这里笔者称之为主观原因。林世敏教授在《佛教的精神与特色》一书中论佛教的特色，说“佛教本身不承认神造万物，佛也不是生而知之者，佛是人而不是神”，林教授所归纳的这三点清明了佛教与世界上其它宗教的根本区别，也点明了主观原因。具体地说，既然佛教不承认神的创世论，那么佛教就基本上唯物地肯定了世界，这使得佛教及其教徒不至于过分迷信神灵而可以大胆地去探索宇宙的奥秘，至于作偶像供奉佛和诸菩萨，本不是佛陀的原意，可理解为尊奉圣贤和尊严圣教。至于佛与常人的区别，在于先成佛与后成佛。《金刚经》云“”，所以崇拜多无益，绝非修行本要，并非超然物外如道士之流“关起门来搞建设”(暗指无为的自我修行)的本质是倡导积极入世的，如僧尼之流，看似出世而非出世，实为更多人之出世。成佛所需种种，皆须自己努力，按佛教的话来说就是“业报”，依靠孜孜不断的努力去探索宇宙人生奥秘作为佛教的传统自释迦牟尼起传承延续，佛祖本人，即是皇储，更是一个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历史学家……佛教的这些特点决定佛教是一个人间化的非纯宗教，所以和政治及其政治之外的种种有微妙关联就不足为怪了。

　　佛教与中国政治微妙之所在，具体的笔者罗列为几点：

　　1、一切为政治服务：从中国自身切入，也就是客观的原因。我国鼎立国祚可考有六千年之久，然实有政权自夏代始近五千年，历代君王采取种种措施手段，其目的旨在中央集权的加强。要消除君权与相权、族权等权力的互相矛盾，避免不得已的极端拼杀，需要的是介入新的元素使现有的矛盾得到平衡。孝庄文皇后曾对圣祖仁皇帝康熙教诲明君的制衡作为，大意是教会康熙不应该惧怕党争，党派争斗是避免不了的，但却不是消极的，君父对于臣下权利争夺中的新的因素介入，是调控平衡朝政的积极手段。相较这种平衡的战术，孝庄皇后比汉武帝更中庸一些，董仲舒“独尊儒术和君权神授”的提出，必定是武帝欣然接受的，在于儒家思想的定鼎可以消除有汉一代的种种矛盾。明帝求法，即是君主利用宗教元素来消除矛盾的体现，佛法东传后国家以三乘教法代君王之言教化民心，以此缓和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尤其，自来中国统治阶级以“民可使知之，不可使由之”愚民，百姓难以分明圣人之道何如乃至是非，自然心安理得接收政府框定过的圣教，便心安理得的被治于人。宗教尤其佛教对治国治民的大有裨益，统治阶级当然要扶植之。但这只是从大的方向去讲，具体的表现在于1－1帝王神话、1－2宗教政治、1－3宗教外交、1－4君王好恶，这些总的归宿在于服务于统治阶级，适应统治需要。

　　(1)帝王神话：历代帝王都为自己的行为找种种借口，即表现为帝王神话，未作帝王时，自己神话为帝王，已作帝王之后，帝王神话帝王。典型的有武则天、清高宗乾隆二人，这二人以佛教神话自我，乃至以佛教现象为自己的行为作掩盖已达到历代帝王中的巅峰。武则天出身于官僚家庭，其父武崼约是唐高祖李渊开国功臣，其母杨夫人是隋炀帝的堂妹，可说武则天的家底的确深厚，这也是女帝今后君临天下最初的资本。她从小见惯了官僚贵族欺世盗名、瞒天过海的种种，所以自己再干这一类的事情自然比一般二般的人要高明得多。同时，她是一个注意留心观察世事的人，在太宗文皇帝①驾崩后的寺院生活，武则天熟悉了佛教，这为她今后利用佛教为自己开脱奠定了基础。在做唐高宗李治的皇后期间，她就表现出对政治权力的急切渴望，所以出现了类似垂帘听政的“二圣听政”②。但这比垂帘听政还难以让当时的人接受，垂帘听政在名分上还是皇帝的母亲辅佐年幼的皇帝处理国家政治，情理上还能讲得过去。但“二圣听政”则不同，皇帝和皇后共同临朝听政，臣子在称呼君上时必须加上武则天的名号，这在男权社会是一反常态更是匪夷所思的事。自然，当时有不少人搬出祖宗家法来了，类似于“牝鸡司晨，社稷不幸”的话乃至比这更难听的不计其数。还有凌烟阁上③如长孙无忌之流的元老，拿着这些礼法向武则天施加压力。除了以毒辣手段还击，武则天利用佛教现象为自己开脱了。过去，佛教寺院的主殿大雄宝殿一般只供奉本师释迦牟尼佛，武则天则开创“三佛并座”局面，即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东方净琉璃世界教主药师佛、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三佛并列座于大殿，这与武则天与高宗并座是一个道理。武则天这是要告诉大唐的每一个人，“二圣听政”是合理的，古来圣贤皆如此，在帝国我和皇上就是名副其实的圣人，所以谁也不能更不应该欺心去反对，武则天利用佛教现象麻痹臣民，轻松解除了朝廷内外的忧患和不利言论。更有甚者，武则天在篡夺李唐江山后称帝御极就不断的标榜自己是弥勒菩萨的降世，在佛教弥勒菩萨是未来佛④，释迦寂灭后将由弥勒成佛主宰世界，武则天这也是在告诉世人自己取代李朝是理所应当的。另外，洛阳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可以留下实证，这也是武则天神话自我的现实证据，相传卢舍那大佛的面相是依据武则天的面容开凿的，武则天在大佛完工后亲自为其开光，大佛面带雍容的微笑是武则天开前人之无的自我肯定，大佛俯视众生则是为武则天执掌乾坤笑看泱泱帝国的真实写照。再有，佛教传入中国之初，观世音的形象都是男子形象，通常菩萨都有两撇小胡子，但唐以后尤其是女帝当政期间，观世音由男性转化为“女相男身”甚至完全成为中年妇女的形象，观世音形象的改变也是适应统治需要和对妇女地位肯定的表现，武则天是躲在暗处侧面的肯定自己，烘托自己。接下来是乾隆的帝王神话，乾隆自号称“十全老人”，更自称自己是大智文殊菩萨的化身。乾隆四十五年乾隆圣寿，西藏达赖喇嘛在给乾隆的书信里写道“臣小僧谨拜我皇文殊菩萨大皇帝”。从这个和一般臣子不同的特殊称谓，看得出乾隆的自我神话收效很好。没有做帝王的人总是神话自我，“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之类的鱼腹藏书、天降祥瑞是未作帝王而想做帝王的利器。做了帝王，帝王自己神化自己，后世的帝王再神话帝王，总归是自己神化自己而已，其目的就是为奴役百姓窃据江山找理由。

　　(2)宗教政治：佛教对于政治的突出贡献主要以清朝为例，清朝是一个多民族大一统的帝国，佛教作为国内众多民族的信仰，尤其满汉蒙藏四个民族，佛教是维系民族团结、国家和谐统一的重要纽带。清世祖章皇帝顺治册封西藏佛教领袖为“达赖喇嘛”，下赐赦书金印。圣祖仁皇帝康熙册封“班禅额尔德尼”，通过佛的慈悲和佛法的广大，清政府把各个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清朝在近三百年历史中对中华民族做出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清政府的宗教政策，对今日处理民族宗教问题依旧有积极地参考借鉴意义。

　　(3)宗教外交：李唐王朝为神话自我，宣称为老子后裔，因而尊奉道教，起初对于佛教态度冷淡，但却又不失事宜地利用佛教。唐一代，我国发生了两次最为重大的宗教外交，一次为玄奘西域求法，玄奘归国后贞观皇帝命玄奘法师翻译《道德经》及儒家经典为梵文，传至天竺及西域各国，借此宣言大唐天朝乃文章经典、礼仪之邦，同时以文化交流的方式来促进中外邦交。至唐玄宗天宝年间，应日本天皇及舍人亲王的邀请，经遣唐使阿倍仲麻吕上奏，准许鉴真大师东渡日本宣扬教法，传播戒律。这两次宗教外交都是以佛教为主题，在佛教史上，这是佛教辉煌的一页，因其适应了政治的需要，而佛教也得到了发展的需要。

　　2、适则用、不适则废。《康熙帝国》里有一段孝庄文皇后和南禅宗师玉林秀的对话，二人虽针对顺治出家而言，但玉林秀一语中的阐明了佛法与皇权的微妙。孝庄问“大师对顺治出家有何看法？”玉林秀回答“老僧以为，皇上出家，并非众生之福，也非佛门之幸，皇权与佛法一旦抵触，佛法将遭到毁灭，皇权也要受到冲击。”玉林秀的奏对，得到了太后的首肯，佛法一旦与政治发生矛盾，那导致的就是诸如灭佛一类的事件，统治者能扶植佛教自然就有能力消减佛教势力。凡事都有两面性，统治者利用佛教可以匡扶社稷，可中国百姓往往不分宗教与迷信，一旦受到鼓动，宗教势力将迅猛而势不可挡的冲击政治势力，这一点历代君王都看得到，也是最惧怕的。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运动，都是以宗教为斗争形式的运动，往往，国家对宗教严格控制的原因就在于此。中国历代以“适则用、不适则废”的态度去对待佛教，也多能极尽利用佛教。《西游记》对佛教与政治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和阐述，第八回“如来造经传极乐，观音奉旨上长安”，唐僧被菩萨点化发下宏誓大愿，自愿取经。可大家要注意唐僧的言辞，唐僧可没说自己取经是为了普度众生，而是说“我愿取来真经，祈保我皇江山永固”。这对于一个僧人来说不正常，但对于一个了明世事的僧人来说却是十分得当，只有这么说唐王才会支持唐僧取经，一定要使佛教有益于政治，统治阶级才会表态扶植。反面的，就是魏晋南北朝的几次灭佛了，佛教的迅速发展使得寺院经济急剧膨胀，僧人和寺院免税使得国家财政亏空，在籍人口的骤减使征收赋税的对象范围缩小，一是使财政吃紧，二是国家劳动力不足、兵员短缺，经济，军事一系列问题被牵出来，限制了国家正常发展。必然，极端的手段就要出台，灭佛势在必行。还是回到《西游记》，鸡赛国的国王就是一个典型，佛宝在世可以辅佐王朝宣扬国威使万邦来朝，佛宝一丢马上大兴冤狱迁怒僧侣，这虽然是吴承恩书中杜撰的情节，但毕竟吴承恩经历明代风云多变的诡异政治，所言事实就未必皆是杜撰了。在对待佛教的方法和态度上，中国统治者的确是有些反复小人的姿态，更甚者是当婊子还要立贞节牌坊，这究竟是不是符合孔子的中庸，就不可说了。

　　君王好恶。我国历史上但凡佛教得以发展，大前提是佛教于政治有益，小前提还在于君王对佛教的好恶。唐代早期崇扬道教，对佛教进行严格控制，开元间高祖明喻各州府“每州府只准留寺院一座，每年准剃度僧尼各一人，这样的政令对佛教发展是苛刻的。直到贞观，唐政府才放宽对佛教的限制，至太宗贞观后期，高宗永徽、弘道佛教才迅速发展起来。更为甚者，宋徽宗赵佶、明世宗嘉靖朱厚璁，尤以嘉靖修道二十年不上朝，海瑞以户部云南凊吏司主事谏君父陈天下之大弊，“嘉靖、嘉靖，家家皆尽”传至帝所，海瑞几乎丧命。徽宗、世宗都是有名的昏君，而且是极度迷信道教的昏君，两帝在位期间佛教发展受到限制。但就明代佛教发展状况，我们从吴承恩的《西游记》同样可以得到侧面的答案。不同于《封神演义》、《义妖传》⑤，《西游记》并无明显的教派倾向，或抑或扬，或褒或贬。根源在于明朝政府已行将腐朽，自英宗后，明朝屡出昏君，嘉靖帝崇道怠政，万历帝四十年不上朝，天启宦官专权，吴承恩生于明朝将朽之际借笔墨抨击现实，寄托无宗教乱政的平衡、中庸理想社会，也是情理使然。而魏晋、南北朝、有清一代及明代早中期因帝王崇信佛教，佛教得以依靠官方势力发展壮大。明显，佛教的荣与辱，盛与衰与帝王好恶有极大关联。

　　现在，可以回到主题了，“佛法无边，皇权犹大，共荣共存，大同天下”的具体意义也可以说明了。“佛法无边”，可以辅佐圣教，“皇权犹大”，政治凌驾一切。中国之特殊就在于从无宗教凌驾于政治，观世音菩萨也要因为避唐太宗李世民的帝讳改名为“观音”。就“佛法无边，皇权犹大”而言，一个“犹”，其意思应为依旧、仍然，而非更比更甚之意。佛法皇权其实并无孰大孰小之分，也不该做孰大孰小之争，任何事物的存在总归有他存在的道理，只有此消彼长，只有共荣共辱，只有或荣或辱，却无唯我独尊。如要相抗到底只有玉石同焚，佛法与皇权，微妙就在于二者于斯。这一切之微妙，一言以蔽之，是中国特殊国情所决定的。

　　注释：

　　①太宗文皇帝：指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年号贞观，庙号太宗，谥号文皇帝，称大唐太宗文皇帝，(唐高宗加谥文武圣皇帝；唐玄宗加谥文武大圣皇帝、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

　　②二圣听政：显庆五年(660年)，高宗患上头风之疾，头晕目眩，不能处理国家大事，遂命武则天代理朝政。但武则天生性霸道，故每当决事，高宗每每受制于武则天，高宗非常不满，于是在麟德元年(664年)与宰相上官仪商议，打算废掉武则天皇后之位。但上官仪的废后诏书还未草拟好，武则天即已接到消息。她直接来到高宗面前，追问此事，唐高宗不得已，便把责任推到上官仪身上。十二月，上官仪被逮捕入狱，不久，即被满门抄斩。从此以后，唐高宗每次上朝，武则天必在帘后操纵，天下大权完全归武后掌握，甚至连生杀大事都由武后决定，天子高宗只能唯唯从命，所以，朝廷内外都称为“二圣”。

　　③凌烟阁：凌烟阁是原本皇宫内三清殿旁的一个不起眼的小楼，贞观十七年二月，唐太宗李世民为怀念当初一同打天下的众位功臣(当时已有数位辞世，还活着的也多已老迈)，命阎立本在凌烟阁内描绘了二十四位功臣的图像，褚遂良题之，皆真人大小，时常前往怀旧。

　　④未来佛：三世佛是大乘佛教的主要崇拜对象，按空间分得横三世佛和按时间分的竖三世佛。横三世佛指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主管西方极乐世界。他有两位胁侍，“大勇”大势至菩萨和“大悲”观世音菩萨；中央娑婆世界的释迦牟尼，主管中央娑婆世界，他有两位胁侍，“大智”文殊菩萨和“大行”普贤菩萨；东方琉璃世界的药师王佛，主管东方琉璃光世界，他有两位胁侍，日光普照菩萨和月光普照菩萨。竖三世佛指过去佛燃灯古佛，现在释迦牟尼佛未来佛弥勒佛。据《弥勒下生成佛经》所说，释迦牟尼寂灭，娑婆世界(即我们所生活的有情世间)阎浮提有翅头末城，其王名儴佉的，弥勒届时将托生于此城中一个名叫修梵摩的大臣家中，降生、出家、成道、说法，其经历一如释迦牟尼佛。弥勒继释迦成佛后，将在华林园龙华树下三次说法，广度众生。

　　⑤《义妖传》：既是《白蛇传》，在中国广为流传，开始时是以口头传播，后来民间以评话、说书、弹词等多种形式出现，又逐渐演变成戏剧表演。后来又有了小说，民国之后，还有歌剧、歌仔戏、漫画等方式演绎。到了现代也有根据《白蛇传》拍成的电影，编排成的现代舞，新编的小说等。这个故事以《白蛇传》的名字出现大抵出现在清朝后期，之前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名字。目前发现《白蛇传》的最早的成型故事记载于冯梦龙的《警世通言》第二十八卷《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清朝乾隆年间，方成培改编了三十四出的《雷峰塔传奇》，嘉靖十四年，又出现了弹词《义妖传》，至此，蛇精的故事已经完全由单纯迷惑人的妖怪变成了有情有义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