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的出家之路：富家子弟如何成为弘一法师

作者：吴志菲

　　本文摘自《人民政协报》2010年9月30日第5版,作者:吴志菲,原题:谁是《东方红》的作者

　　李叔同本是富家子弟,生于天津,长在上海,曾就读南洋公学,后到日本求学。他年轻时被称为“翩翩浊世佳公子”,“厮磨金粉”,结交娼优,风流倜傥;出家前涉猎极广——绘画、音乐、戏剧、诗文、书法、金石等无所不通(后屏除一切,仅书法终生不弃)。正是由于出家前后生活境况的巨大反差,他被视为尽享荣华之后从朱门入空门的典型一例。其实这只是一种表象,李叔同的骨子里,本来就有许多不入流俗的东西,倘若换个角度看,他的出家,与其说看破红尘,不如说是一种势所必然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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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浙江第一师范当教师的时候,卧室的外面安上个信插,他不在的时候,送来信件就搁在信插里。他早起晚睡有一定时间,很少改变。一天晚上,他已经睡了,忽然学校收发员来扣房门,说有电报,他在里面回说:“把它搁在信插里。”到下一天早上,他才开房门取看电报。有人问他:“打电报来总有紧急事情,为什么不当晚就拆看呢？”他说:“已经睡了,无论怎么紧急的事情,总归要明天才能办了,何必急呢!”

　　以上两例,虽说与出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至少可以说明,世俗认可的思维和行为,在李叔同身上,往往是不灵的,这就为他日后脱离尘世多少埋下了一些伏笔。说他“漠视”,是因为他并非不明白这些道理。出家前两三年,李叔同去日本洗温泉,行前还写信告诫一个学生,处世要圆通,否则不能与世相水乳。

　　他的“脱俗”,也不仅仅体现在待人接物上。李的友人韩亮侯曾忆及两人相识的经过,听起来也有些戏剧性。韩亮侯当时也在东京留学,一日,去听西洋音乐会,身边坐着个衣衫褴褛的观众,与满堂附庸风雅的阔人们形成鲜明对照,韩一时不免诧异:“怎么会有这样一个人呢？这门票又怎么会给他买到的呢？”散场时,彼此打了个招呼,这人便是李叔同。李邀请韩到家里坐坐,韩被好奇心所驱使,就跟着去了。步行片刻,两人来到一所很讲究的洋楼,李住二层,一进门,韩便吃了一惊:满壁皆书,书架上摆着许多富有艺术品位的玩意儿,屋角上还有一架钢琴。韩亮侯越看越糊涂。此时,李叔同退去破衣烂衫,换上一身笔挺的西装,邀韩外出就餐。从室内布置看,李叔同当时尚无入空门的迹象,但他出家以后直至圆寂时的衣着,几乎就是这副衣衫褴褛的装扮的翻版。

　　李叔同出家前在浙江第一师范教书,他的一个学生回忆说:“在学校里很少见他的面,就是同事房间里好像也不很走动的,教员休息室里也不常去。到上课时,总是挟了书本去上课,下课直接回到房间。走路很迅速,不左右顾盼。冬天衣服穿得很少,床上被子也很薄,严冬并不生火。”他此时的生活状况,与“苦行僧”已经相去不远了。夏丏尊在《弘一法师之出家》中有如下记述:

　　阴历新年,马(一浮)先生有一个朋友彭先生,求马先生介绍一个幽静的寓处。马先生忆起弘一法师前几天曾提起虎跑寺,就把这位彭先生陪送到虎跑寺去住。恰好弘一法师正在那里,经马先生之介绍,就认识了这位彭先生。同住了不多几天,到正月初八日(1917年1月30日),彭先生忽然发心出家了,由虎跑寺当家为他剃度。弘一法师目击当时的一切,大大感动。可是还不想出家,仅皈依三宝,拜了悟老和尚为皈依师。演音的名,弘一的号,就是那时候取定的……假期满后,仍回到学校里来。从此以后,他茹素了,有念珠了,看佛经,室中挂佛像了。

　　1918年8月19日,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剃度出家,时年39岁。此前,他把所有家当分送给友人、同事和学生,将平生所刻印章送给西泠印社。夏丏尊回忆说:“我所得的是他历年写的字,他所有的折扇及金表等。”

　　民国时期的一些所谓高僧,如不少名刹的住持,往往视佛门典律于不顾,结交权贵,锦衣玉食,乃至男盗女娼,无所不为。弘一法师则自出家时起,即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苦行僧。1936年春,弘一法师到青岛讲律。市长沈鸿烈和名士朱子桥将军慕名请他吃饭,事先曾约定好。未料弘一法师当天爽约,托人带来一张纸条,上写打油诗一首:

　　昨日曾将今日期,短榻危坐静维思。为僧只合居山谷,国士筵中甚不宜。沈鸿烈读罢,表情颇有些难堪,大约是认为堂堂大市长,请个穷和尚吃饭,对方居然不给面子,让他下不来台;朱子桥将军看了纸条,则欣喜若狂,说:“今天得到一张极珍贵的墨宝,收获可不小啊!”

　　这就是弘一法师。他的一个学生曾这样评价他:“他放弃了安适的生活,抛妻别子,穿破衲,咬菜根,吃苦行头陀的生活,完全是想用律宗的佛教信仰,去唤醒那沉沦于悲惨恶浊的醉梦中的人群——尽管这注定要失败,但我们不能离开时代的背景,离开先生的经历,苛求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