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从我的阅读和写作的范围及其性质来看，好像非常庞杂。其实我在台湾南部阅读《大藏经》的阶段，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思想路线。我必须承认，受到太虚大师和印顺法师两人很大的影响。到了日本，撰写论文期间，也受到蕅益大师的影响。我在前面已经讲过，蕅益及太虚两人，都有佛法一体化的所谓“圆融”的主张，那也就是中国本位佛教的特色。我是中国人，我对中国的佛教不能没有感情，所以不仅能理解他们的用心，也很佩服他们的用心。中国佛教，应该具有中国文化的特色才对。至于印顺法师，他是从印度佛教的基础来看佛教的发展，所以他并不因为自己是中国人而对中国的佛教做偏袒的理解。印顺法师的佛学思想是渊源于《阿含经》及《中观论》，那就是以“缘起性空”、“性空缘起”为他的立足点，然后再去博涉印度的大小乘佛法以及中国的各宗派思想。

　　我在行持上，主张采用原始佛教的精神，也就是以戒、定、慧的三学并重，所以我开始对佛学做比较深入的探索之时，就是从戒律的问题著手，然后研读各种禅数之学的禅经禅籍，从印度的次第禅观到中国禅宗的顿悟法门。事实上《阿含经》的本身就是在阐明慧学的同时，也在宣扬定学，而定学必须要有戒学的基础和慧学的指导，否则，不落于魔境，便滞于世间禅定而不得解脱。

　　我在慧学方面，是从印度佛教的原始圣典《阿含经》入手，对于《阿含经》中所说“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的缘起缘灭的道理，印象非常深刻，故当我解释或说明佛法根本义理的时候，一定会从这个立足点上出发又回到这个立足点来。就是我现在所弘传的禅学，若以中国禅宗祖师们留下的文献来看，是属于如来藏系统的思想，可是我把佛法回归到缘起性空的原点，不论在修行方法的指导和修行理念的疏通，我都会指出最基本的立场，那便是所谓三法印：“无常、无我、寂静。”如果偏离三法印的原则，那就很容易跟外道的常见和断见混淆不清了。

　　至于我自己的专攻，所花时间比较多的，用心比较深的，只有两个项目：

　　第一，是大小乘戒律学的探究。我写第一本比较学术性的著作，就是《戒律学纲要》，在我们中华佛学研究所召开的第一、二届“中华国际佛学会议”中，我所发表的论文，也是戒律的范围。我自从一九六五年出版《戒律学纲要》以来，继续撰写与戒律相关的文字，收于《学佛知津》中的有十六篇，集于《佛教制度与生活》中的有八篇，我的目的不在于复古泥古，乃在尊古而切合时代的实用。例如当我发现释迦牟尼佛时代的三皈五戒，是所有在家信众共同必守的正确信念及生活轨范，到了中国，五戒竟成了很难遵守的条文。另有沙弥十戒及八关戒斋，应该是轻而易持的，到了中国竟会变得相当困难。比丘比丘尼戒在佛世的印度，不是那么严格得无法实施的，到了中国，竟会让人觉得没有几位僧尼能够持戒清净。菩萨戒的弹性很大，可是到了中国，被几种菩萨戒经的不同要求，弄得徒有具文。如果能够掌握了大小乘戒律的制戒原则及其持守精神，便不难将之实用到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中来。这是我要研究戒律并撰写戒律的动机。

　　第二，是跟我博士论文的主题相关，那就是明末的中国佛教，对于当时特定人物的研究，以及特定主题项目的研究，是历史的，也是思想的。以现代化的治学方式来研究中国佛教，先进的日本及欧美学者们，已做得不少，但他们所著眼的，多是以中国古代的资料为主。对近世的明清佛教迄于二十世纪的现代佛教，尚少有人探索。其实在明末清初的阶段，中国佛教界出了许多大师级的僧俗学者，并且影响到现代中国佛教的成长延续。不论是义理之学及应用之学，包括禅、戒、净土、天台、华严等思潮，从传统的立场，来看现代的中国佛教，多多少少都可以在明末的佛教思想中，得到消息。可是，正如我在《明末佛教研究》的〈自序〉中所说的那样：“在我的学位论文问世之前，学界对于明末的佛教，尚是一块等待开发的处女地。”目前虽在美国及我国内，已有几位学者，把研究重点置于明清的佛教，但是明清佛教的资料非常丰富，尚有待于研究的项目很多，我仅抛砖引玉而已。

　　在对于宗教学的探索，那是我二十五岁至三十七岁之间的兴趣，到一九六八年之后，我就把它放下了。

　　有关于禅学，我没有做多少学术性的研究，虽然我被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Kenneth Kraft博士邀请，为他所编的Zen Tradition and Transition(《禅的传统和演变》)一书，写过一篇名为〈坐禅〉的论文，从历史的观点谈坐禅的演变，由美国的Grove Press于一九八八年出版。我也写过〈禅与禅宗〉、〈坛经的思想〉，发表于《中华佛学学报》，但我毕竟不是以禅学作为研究题材的专家，我只是用禅宗的资料来传播禅法的修行。虽然我已以中、英文出版了有关于禅的著作十多本，而那都是实用性的观念指导和方法指导。

　　我也在《中华佛学学报》上发表过〈密教的考察〉及〈净土思想之考察〉，在留学期间曾经写过〈天台思想的一念三千〉等论文；近年以来，我也留心藏传中观应成派的佛学思想，故于一九九二年秋，出版了一册《汉藏佛学同异答问》，却多是我的副业，不是我的专门。

　　从整体思想而言，我不属于任何宗派与学派，但当我讲解某一部经、某一部论或某一部中国祖师们的著作之时，我不会用原始佛教的观点来解释他们，他们怎么讲，我也怎么说，而是用他们自己的思想来介绍他们的思想。例如我讲华严的“五教章”时，不会用《阿含经》或《中观论》的观点来批判它，我讲《大乘起信论》、《圆觉经》时，也不会用唯识学的观点来说明它们，而我在讲《成唯识论》时，也不会用如来藏的思想跟它混淆。

　　直到现在为止，我并没有宗派，我并不一定说自己是禅宗的禅师，或是那一宗的法师。如果把佛法的源流弄得比较清楚，回归佛陀时代的根本思想，那就可以把自己跟全体佛教融合在一起，能够理解、同情，和承认各系各派的各种佛教思想，而不会受到他们之间彼此互异各执一是的影响。应该说：我是站在十字路口的街沿上，看风光宜人的各色街景，这就是我的中心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