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本书即将出版，理当交代者有三事：一为研究本题的始未因由，二为对鼓励与帮助者以表谢意，三为略述宏扬律学的构想。
　　首先，交代因由。
　　作者之所以有志于佛教的研究，完全得自南公怀教授在十九年前的启示。先是，１９７７年间，作者在台北《民族晚报》写“古今汉律谈”专栏。越明年初，方有机会初谒怀师，自此更有幸时趋请益。怀师对拙作专栏常加勉强；在一次谈话中，并开示宜对佛教清规戒律加以深入的研究，当有无量功德云。按作者自１９６３年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法律研究所，便有意以学术为终生志事；且数年来，无论在政大等院兼课，或在报章发表文章，均为此志的具体贯彻。是故，怀师所示正符所愿。惟当时对佛律根本茫然无知，此开示无异振聋发聩；自此常记在心，遇有登载佛律文章则稍加留意。亦曾在法学刊物发表有关短文，但一直苦无机会作全面深入的研究。盖人生际遇多属无可奈何者，那次谈话后不久，作者即主持一政认刊物，从此身陷无边是非烦恼之中，倏忽浪掷了十余年，既远离了学术，尤有愧于怀师的期望。直到１９９４的初，又在怀师的帮助下，方有机会居留在香港；惟已年逾知命，历尽沧桑，不惮贾其余勇，重振夙志；藉修学位之便，幸能完成此书，亦不过图了却多年心愿而已。
　　其次，谨致谢意。
　　本书原为博士论文，题为：《中国佛教内外规范原理的探讨》(A study of the monastic code in chinese buddhism)。为适应出版的需要，略作文字调整，并改今名。论文撰写期间，蒙吴教授汝钧多所指导，尤其有关禅宗“无相戒”之提示，获益良多。论文审查时，蒙香港大学文学院教授何沛雄博士、能仁学院院长叶龙博士、能仁文史研究所所长梁天锡士皆给予最高的评价。谨此致谢。
　　本书得以完成，尚蒙多位大德、好友之鼓励与支持。如陈履安先生在计划撰写期间的协助与鼓励，前台湾中国佛教会理事长、现任台北县树林镇海明寺主持释悟明长老的热心支持，广东省开平县水井镇凤仪观光农场总经理洪汝诠史的大力帮助，澳门佛教文化研究会会长释法云在资料方面的协助，香港北角佛教图书馆主事者释宏忍负责繁冗的校正工作，凡此大德、好友，作者均应他们致谢。
　　十多年来历尽艰难，为作者分劳最多的是曾湘如女士。尤其我在港研究数年，凤仪农场全般工作均由她担务，以致积劳成疾，不幸于１９９７年初逝世。此乃何等沉重的挫折！今成书出版，望可告慰在天之灵。
　　当然，还应感谢内人陈元平女士。多年来，端赖她在台北张罗家计，令我无后顾之忧，方有潜心研究的可能。
　　最后，略述构想。
　　时贤常有“重振律宗”、“佛教规范现代化”、“重建大乘佛教伦理”之议，均不出戒律学范畴，兹事体大，但极为重要。作者的设想是：本书即称为《佛教戒律学》只是全部戒律学的“总论”性质，今后仍需从“分论”去着力，才可望构成“戒律学大全”的完整体系。按：此种构想来自世俗法律体系的构成模式。例如，公元５３４年古罗马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 the Emperer)汇成的《罗马法大全》(Corpus Iuris Civilis)；又如，公元１４４１年中世纪天主教会编成的《教规大全》(Corpus Iuris Canonici)。再如现代刑法释义性质的述著，亦分《总论》及《各论》(每一种犯罪形态的详细分析，如是构成了整体性的“刑法体系”)。将这些模式用到佛教戒的研究上去，方可望彻底研究既有的戒律及如何现代化。
　　所谓从“分论”去着力，指的就是深入到每一第戒条中去研究每种“戒相”；透过各种比较以确定其涵义，再以现代诠释学(Hermeneutics)等方法去作推陈出新的解释，以达到戒律清规适应现代社会之目的。例如“杀戒”一条，到底各部律规定有何差异？历来分析杀戒的“戒相”与世俗法(包括中国固有法、欧陆法、英美法等世界各大法系的规定)有何不同？如何取舍各种“杀”才是当今社会所需要的？如此一来，因为戒条数以百计(如以《四分律》为准，比丘戒有二百五十条，比丘尼或三百四十八条)，第条又涵有许多“戒相”，这种工作当然就十分繁难庞大了。若完成此庞大工作，自然就构成了“戒律学大全”。
　　佛曰：“以戒为师”，又曰“毗尼久住，佛汉长在”，戒律关系列佛教的盛衰隆替。重振律学的工夫纵然极繁难庞大，依然是值得去努力的。只是这项工作恐非一人之力所能成功，必须靠有志者同发宏愿，分工合作数年的专心努力，方可期有圆满成果。这是作者的心愿，也是对着志者的诚恳呼吁。

劳政武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１３日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