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印度到中国
我从少年时代就有一个梦想——能站立在万里长城之上。现在已经去世的毛泽东主席，也曾在他填的词中说：“不到长城非好汉。”１９７４年６月５日，我从北京奔赴八达岭，终于站立在长城之上。
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幅宏伟的情景。来到这炫耀着悠久的历史岁月的长城，我的心里再一次深有所感。——这长城本来是防御来自北方的武力入侵。但人与人之间的文化交流是没有国界的。现在应当是扩大民众与民众之间的团结，在我们在胸中构筑起维护和平的堡垒。
两天后的６月７日，我们飞往西安，亲眼目睹了人类文化交流的精华。今天的西安就是安运的长安，也是古代通往永远的都城罗马的丝绸之路的东端的起点。古都长安曾作为绚烂的大唐文化的中心地而繁荣昌盛，当时可以说是一个国际都市。人们越过巍峨耸立的葱岭，度过流沙漫漫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都朝着长安奔赴而来。
我在西安的堂塔伽蓝之间漫步，突然脑海里浮现出万里迢迢来到长安的胡僧们的身影。——他们把出生在印度的圣哲的教义传到异国，一定是感到心满意足吧。穿守广漠的中亚一条没有路的路，也是东西文化交流的“精神的丝绸之路”。中国的佛教史确实可以说是他们传来的精神遗产的结晶和升华。
本书作为先前出版的《我的佛教观》的续编，是从１９７４年开始约两年期间，我和两位年轻的学者所试作的对话的记录。中国可以说是把大乘佛教传到我国的母国。我们对谈了这样一个母国的佛教史，重点特别放在弘传法华经的群像上。书的结构之所以以人物为中心，是因为我们的脑子里一直有着佛法这样的教导：“法不自弘人弘法，故人法俱尊。”
书中所作的注释，和以前东洋哲学研究所出版的《佛法·西与东》一样，都是获得了山田和夫君的援助。我还要衷心地感谢年轻的佛学家野崎勋先生和松本和夫先生的极大的合作。在本书出版的时候，受到第三文明社的栗生社长和年轻的职员们的关照，一并表示感谢。
池田大作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