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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地认识汉传佛教(甘芳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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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地认识汉传佛教

甘芳草

  在古代中国,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经过二帝三王时代的大浪淘沙,形成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两大主流文化,各有春秋,并吸收、融合了印度恒河流域的佛教文化,在秦汉以来的封建社会大舞台上,演奏了一曲儒释道互融互补的中国传统文化交响乐,时间长达2000多年。鄙人在这里无意讨论儒释道互融互补的关系,只就汉传佛教文化发展的主旋律和在东亚、东北亚的演变过程,略述管见,旨在帮助读者全面地认识汉传佛教信仰的全貌。

  一、 “汉传佛教文化”释义

  学术界关于“文化”的定义近200种之多,窃以为,所谓的“文化”,就是人文变化的简称。所谓“汉传佛教文化”,就是汉传佛教僧尼生活方式变化的简称。那么,什么是汉传佛教呢?鄙人自1982年以来,受苏州三大寺(戒幢律寺、灵岩山寺、寒山寺)信仰气氛的熏陶,经过20多年的反复思考,对汉传佛教信仰如醉如痴,对其涵义,念兹在兹,时常琢磨,总算有点感想,今不揣谫陋,粗陈如下:

  鄙人认为,中国佛教文化的研究,应打破汉传佛教本位论。中国佛教包括傣传佛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代表了印度准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和密教三个历史阶段的基本面貌。通过对中国佛教现状的研究,可以素描出印度佛教的基本轮廓。但这里讨论的主题是汉传佛教,因此,鄙人只就汉传佛教的涵义略作阐释。要想说明何谓汉传佛教,窃以为,应从三方面释义:经典以汉字书写;形成的时间以汉朝为标志;信仰的民族以生活在汉文化圈内的为主。

  1、经典以汉字书写

  汉字是生活在“汉字文化圈”里的人们的交际工具, 已有65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人民的独特创造, “由于历史的和地理的条件,汉字伴随着汉文化东传朝鲜、日本,南被越南,形成‘汉字文化圈’一一广义说来,是‘汉文化圈’”。“汉字文化圈”形成的时间是在汉武帝时代,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所信仰的佛教经典,理所当然的以汉字为载体。

  公元前6前5世纪,释迦牟尼在印度恒河流域创立了佛家学说。佛家学说是当时反婆罗门教的沙门思潮里的一种新时代思潮,它的基本哲学倾向是人本唯物主义, 以苦、空、无常、无我为核心理念。佛家学说自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成佛(公元前530年),到阿育王支持日犍连子帝须长老领导一千名阿罗汉在首都华氏城王家寺院鸡园寺结集《四阿含经》 (公元前254年)的276年间都是以巴利语口耳相传,而阿育王钦定的《四阿含经》则以巴利文字为为载体,南传锡兰(今斯里兰卡)的佛教徒至今念诵的巴利文本《阿含经》就是强有力的证据。与此同时, 自公元前254年至公元1世纪初叶的250多年间的北传佛教的情况与南传佛教的情况完全相反,北传佛教部派林立,从上座部和大众部共分化出本末各部有20个之多。于是佛家学说就在南北传的过程中逐渐演变成准佛教。

  准佛教以巴利文字、古波斯文字(米兰文字)、吐火罗文字为载体,向东南亚、中亚、西亚扩散。扩散到中亚、西亚的准佛教为北传准佛教。

  北传准佛教自公元16世纪最终演变成一种世界性的宗教,称为大乘佛教,分为中观派、瑜伽行派和密教三大学派。大乘佛教以梵文文字、古波斯文字、吐火罗文字为载体,东渐我国内地后,以汉字为载体,在汉文化圈内形成汉传佛教,无论是中国佛教徒,还是越南、韩国、日本的佛教徒都念诵汉文本经典,而传播到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上的北传大乘密教,则以藏文字为载体,形成藏传佛教。

  2、形成的时间以汉朝为标志

  汉武帝在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踏出了一条中西交通的干线来,史称张骞此举为“凿空”。从此以后,有了一条从中国的长安到欧洲罗马的“欧亚大陆桥”,近代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所著《中国》一书中首先称之为“丝绸之路”,伴随着汉帝国与贵霜帝国、罗马帝国的政治、经济交流,作为文化交流的贵霜帝国佛教率先沿着这条“丝绸之路”传入西汉,兹引三国时魏国鱼豢《魏略·西戎传》 (《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注引)里的一段记载作为佐证:

  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

  这说明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即公元前2年,佛教已经通过外交途径传入中国,引起了太学生景卢的关注,首先作了专题采访,并把这次采访记录稿整理成《浮屠经》。

  佛教引起皇族的重视是在东汉。据《后汉书·楚王英传》记载,汉明帝在永平八年

  (65年)下的诏书里说:

  楚王诵黄老之微言, 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

  这是皇族信奉佛教的最早记载。又据

  《后汉书·桓帝纪》的记载:

  前史称桓帝好音乐,善琴笙,饰芳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

  这是有关中国帝王信奉佛教的最早记录。

  至于中国士大夫和普通民众信奉佛教是发生在汉献帝时代,据《三国志·吴志·刘繇传》记载,地方官笮融利用职权,挪用公款建造豪华佛寺,吸引普通民众信仰佛教,“悉课读佛经”,说明佛经在汉献帝时代已被士大夫和普通民众所接受。

  汉译佛经始于公元前2年景卢的采访稿本

  《浮屠经》。又据《出三藏记集》的记载,东汉明帝时译出了《四十二章经》,东汉末年的桓、灵二帝时代,安世高和支娄迦谶译出了大量的佛经。到了汉献帝时代,佛经开始在民间传播,应是可信的史实。于是中国汉传佛教的雏形在汉朝就形成了,所以鄙人把师承这一系的佛教称为“汉传佛教”。这里的师承指汉文化圈内的主体民族用汉文化为媒介传承的意思。

  3、信仰的民族以汉文化圈内的民族为主

  在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生活着56个兄弟民族,他们共同创造了中国文化。在这56个民族里,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文化是中国的主体文化。如果离开了汉民族,中华民族便不成其为中华民族;如果离开汉族文化,中国文化便不成其为中国文化。”然而,在汉传佛教文化圈内,信仰汉传佛教的民族不仅仅是汉族,还有其他的兄弟民族。为了说明信仰汉传佛教的民族性问题,首先要界定“汉传佛教信仰圈”的范围。

  为了确定汉传佛教信仰圈,鄙人认为,首先要划出“汉传佛教信仰线”。这条汉传佛教信仰线包括大陆和海岸两大半弧线。大陆半弧线的东北边是沿着黑龙江、小兴安岭,与大兴安岭相接,然后沿着内蒙古高原的东缘线和南缘线,经黄河的南岸、东岸再与青藏高原的东缘线相连, “由四川南—下云南,有一条通向东南亚的天然大走廊。这条大走廊,有利于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最后把这条大走廊跟越南与老挝、柬埔寨的边界相连,就成为汉传佛教文化的大陆半弧线;而汉传佛教文化的海岸半弧线则由越南、中国台湾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沿太平洋海岸线连接而成。汉传佛教文化的大陆半弧线和沿太平洋海岸半弧线合起来就圈出了一个汉传佛教文化圈,即东亚、东北亚地区,包括中国、越南、朝鲜3个社会主义国家和韩国、日本及中国台湾、香港特别行政区两个资本主义国家及地区。

  通过对汉传佛教文化圈的勾划,信仰汉传佛教的民族就很清楚了,除中华民族的汉族以外,还有白族、满族、彝族、朝鲜族、壮族、瑶族、土家族、京族、黎族、布依族、侗族、拉祜族、高山族、毛南族、仫佬族、畲族等16个少数民族以及日本民族、越南民族、韩国民族。

  二、汉传佛教发展的时代特征

  佛教自公元前2年传入中国至今,在2000多年的中国文化舞台上,汉传佛教始终是最佳配角。但就汉传佛教自身的发展而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有不同的性格和相貌,鄙人称之为汉传佛教发展的时代特征,兹简要介绍如下:

  1、送来时代(汉魏西晋,公元前2年一公元316年)

  公元前2年,贵霜帝国使者伊存送来了佛教信仰信息。汉明帝时迦叶摩腾,

  竺法兰开始编译出第一部汉传佛经《四十二章经》。到了东汉桓帝和灵帝时代,安世高、支娄迦谶又译出佛教经典40部50多卷。曹魏时,支谦在江南译出佛经49部。西晋时,竺法护译出佛经有150部之多。这段在汉魏西晋时代的翻译佛经活动,时间长达318年,是印度梵僧和华籍胡僧“送来佛经”的时代,从事译经的汉僧微乎其微。

  2、拿来研究与实践时代(东晋十六国南北朝,317—589年)

  在东晋十六国南北朝这段长达272年的历史时期,中亚“胡僧”为中国“送

  经”的活动继续进行,同时汉僧也掀起了一股到“西天取经”的热潮。鸠摩罗什、法显、昙无谶、真谛等都是这个时代的翻译大家。最能反映这一时代汉传佛教特征的是,汉僧把胡僧送来的佛经和汉僧取来的佛经,·开始拿来研究,并付诸实践(修证),在汉僧当中产生出大学问僧,如道安、僧肇、慧远、道生等法门龙象,还有众多的禅僧、神僧。汉僧以寺院为中心,开始对一经——论进行潜心研究,逐渐形成学派。在东晋十六国有“六家七宗”,在南朝有成实师、摄论师、涅架师、俱舍师,在北朝有地论师、毗昙师、净土师、楞伽师等。汉传佛教的寺院学就这样形成了,基本上是一个寺院研究一部经或一部论。北朝偏重修证体验,南朝偏重义理诠释。

  3、融会贯通时代(从隋文帝到唐武宗,589—842年)

  隋文帝在公元589年建立隋朝,统一了中国,唐武宗在公元842年为了振兴国家经济,开始了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在这段长达253年的时间里,汉传佛教高僧对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寺院经学进行了高级筛选,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汉传佛教八大宗,天台、华严注重经教研究,三论、唯识创立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律宗规范僧尼的生活方式,禅、净、密三宗重视修证体验。在这八大宗里,最能代表汉传佛教性格和相貌的是天台、华严、禅、净四大宗。

  4、禅净合流时代(从唐武宗灭佛到明清之际,842—1655年)

  从唐武宗灭佛到明清之际的智旭入灭(1655年),在这段长达813年的时间里,汉传佛教发展的主题是禅净合流,佛教得到了汉民族的普遍信仰,尤其是突出了六大菩萨信仰。围绕六大菩萨信仰,形成了“汉传佛教的六大名山”。这六大名山是:浙江省舟山市的普陀山是观世音菩萨的信仰中心;四川省峨眉县的峨眉山是普贤菩萨的信仰中心; 山西省五台县的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信仰中心:安徽省青阳县的九华山是地藏菩萨的信仰中心;江苏省南通市的狼山是大势至菩萨的信仰中心;浙江省奉化市的雪窦山是弥勒菩萨的信仰中心。尽管天台宗在北宋时有山家、山外之争,法相宗在明末有中兴的势头,但都没能改变禅净合流及六大菩萨信仰的大趋势。

  5、经忏香火时代(从前清到晚清,1655—1912年)

  从智旭入灭,到1912年民国诞生,其间共有257年,是汉传佛教非常衰败

  的时期。清代皇帝大都信仰藏传佛教,尤其是抬高格鲁巴的政治地位,来维护蒙藏地区与祖国的统一。雍正皇帝曾用行政手段振兴禅宗,大力提倡念佛法门,但收效甚微,汉传佛教职业化,汉僧以经忏佛事作为谋生手段, “赶经忏”成为时尚,再加上太平天国运动的摧残,戊戌变法运动对庙产的掠夺,汉传佛教已经处在“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景遇之中。

  6、人间佛教时代(从民国到现在,1912年至今)

  从民国创立至今的近百年间,中国社会处于大变局之中,从民国的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走向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佛教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现代化语境里绝处逢生,一场轰轰烈烈的佛教复兴运动跌宕起伏,敬安、太虚和圆瑛致力于中国佛教会的制度建设,太虚还首先张扬了“改革佛教”的旗帜,撰文宣传“人本佛教”,建立新的僧团制度;虚云、来果、传钵、能缘、道坚等中兴禅宗;弘一专究律宗;谛闲精研天台;月霞中兴华严;省元、印光专弘净土:持松、超一弘扬东密,能海、法尊弘扬藏密。另外,太虚、圆瑛、慈舟、应慈在江浙讲经说法;伎虚在东北讲经说法; 昌圆、戒尘在川滇讲经说法,妙阔、心道在西北讲经说法。新中国成立以后,佛教在台湾山头林立,蒸蒸日上,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而在大陆经过1956年到1976的曲折发展,,逐渐摔掉佛教是“鸦片”的沉重包袱,自1980年代开始,在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保护下,高举爱国爱教两面旗帜,积极主动地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在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积极作用。

  三、汉传佛教在东亚、东北亚的演变

  1、汉传佛教在越南的演变

  (1)禅宗在越南的传播

  据越南《禅苑集英》记载,公元195年,东汉苍梧(今广西梧州)学者牟子在交趾(今越南北部)著《牟子理惑论》,汉传佛教开始传入越南。公元6世纪后,越南僧团逐渐形成。

  汉传佛教在越南传播,主要是禅宗,产生了灭喜禅派、无言通禅派、草堂禅派、竹林禅派等流派。在从6世纪到14世纪的800年间,禅宗一直是越南中古时期各王朝贵族信奉的佛教,对越南的哲学、文学艺术、建筑、音乐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佛教的平民化

  从14世纪开始,儒学开始成为越南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禅师的政治地位开始失落,到了公元1500年,黎氏朝廷下令只许庶民信奉佛教。从此以后,越南佛教便由皇室庇护的贵族化佛教转化为以平民信仰为主的民间佛教。

  (3)、佛教的复兴

  公元16—17世纪,越南南北分裂,禅宗乘机复兴,以禅净合一的面貌出现在河内等大城市,向南北各地扩散。佛教在越南得到了复兴。

  (4)汉传佛教的越南化

  公元1858年后,法国殖民者入侵越南,越南佛教徒参加了爱国抗法运动。从近代开始,先是佛、道、儒三教合一,后来又和天主教相融合,出现了“四教一源说”, 汉传佛教越南化为高台教,实际上是把佛、道、儒和天主教及民间信仰糅合起来的越南化了的佛教。[11)

  2.汉传佛教在韩国的演变

  (1)阐释教义的佛教

  汉传佛教在公元4世纪开始传入韩国,到6世纪的200年间,在韩国没有翻

  新,韩国佛教徒用汉传佛教的教义来阐释三论宗和律宗的教义。

  (2)祈福佛教

  公元668年,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到公元935年亡国,其间共有267年,在新罗朝出现了一大批韩国佛教理论家,以元晓、义湘、圆测的影响最为深远,并且创立了具有韩国民族特色的华严宗和唯识宗。到了新罗末期的道诜把佛教的善根功德思想同道教的阴阳五行及地理风水说相结合,开创了具有韩国民族特色的“祈福佛教”,使佛教更加大众化。

  (3)高丽本《大藏经》

  高丽朝佛教最显著的事业是雕刻高丽本

  《大藏经》,韩国佛学者金焕泰氏认为:

  “这部高丽《大藏经》不用说数量很多,而

  且质量方面也可以说是一切藏经的标准原

  本。这里收录了别的藏经所没有的东西,因

  而在佛教研究方面具有宝贵的价值。”

  (4)汉传佛教的韩国化

  从公元14世纪开始,李朝尊儒排佛,佛教开始向民间层渗透,到了近代,受日本佛教的影响,韩国僧人也有公然娶妻食肉的,僧团分为独身僧和有妻僧两种。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今。

  3、汉传佛教在日本的演变

  (1)汉传佛教初传日本

  汉传佛教在公元6世纪经韩国传入日本,得到了圣德太子的大力支援,并在大化革新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

  (2)都市佛教

  在日本历史上的飞鸟时代(591—645年)至奈良时代(710—784年)之间的白凤时代(645—710年),三论宗、法相宗、俱舍学派、成实学派、华严宗和律宗传入日本,称为“奈良六宗”。这六个宗派是直接或间接从中国移植到日本的,保留了汉传佛教在整个奈良时代是镇护国家的要法,与政治关系密切,僧侣待遇优厚,寺院都建在城市,被称为“都市佛教”。

  (3)山岳佛教

  平安时代(784—1192年),日本高僧最澄、空海在唐贞元二十年(804年)奉敕随遣唐使到中国求法,回国后,最澄创立台密,空海创立真言宗,后被称为“平安二宗”。

  在平安时代,日本佛教开始与政治关系疏远起来,向山岳佛教的方向发展,出现了“神佛习合”的思想,教理化繁为简,出现了净土宗、真宗、禅宗、日莲宗等简单易行的新宗教,并为国家祈祷平安。

  (4)平民佛教

  从镰仓时代至安士桃山时代(1192—1603年),产生了具有日本特色的净土真宗、时宗及日莲宗等宗派。这些新宗派向日本民间传播,其形式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和“南无妙法莲华经”,其特点为否定现实,欣求净土,追求禅乐,教义简单,具有平民化的特点。

  (5)学术佛教

  在德川时代(1603—1867年),由于政府提倡朱子学,而开始排佛。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又提出了“神佛分离”和“废佛毁释”,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强迫僧人娶妻、食肉、蓄发,在法名前加姓。面对这种新情况, 日本佛教为了求生存,开始兴办各种社会事业,派遣僧人出国考察和留学,创办学校,培植人材,并开始向国外传播佛教及从事监狱教化。明治二十二年,日本政府颁布宪法,允许信教自由,各宗纷纷创办大学或专门学校,出版学术专著,各大学也设佛学讲座, 日本佛教在学术研究的气氛中呈复苏的迹象,但总的趋势是影响面越来越小。

  (6)社团佛教

  1945年12月15日,美国占领军颁布了政教分离的仆申道指令》。同年12月18日,又公布了《宗教法人令》,随后成立了270个佛教社团,其中日莲系就占70%。这些社团佛教有个共同特点,就是所关心的不是死后,而是实现天国于地上,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热衷于佛教学术研究,派遣传教师到欧美各国建立别院,进行佛教宣传活动。[14]

  简短的结论

  汉传佛教信仰是印度、中亚大乘佛教的中国化,肇始于公元前2年,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蔓延到东亚和东北亚,是今天仍然活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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