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学术讨论会的主题是“禅宗优秀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我觉得很好。因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战略决策，也是对全国人民发出的伟大号召。在这时代的新长征中，佛教如何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去年4月13日至16日在浙江省杭州市和舟山市召开的首届“世界佛教论坛”上提出了一个口号：

　　“和谐世界，从心开始。”与会者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初步的探讨。在这次会上又明确地提出，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历程中，应弘扬“禅宗优秀文化”的问题，我认为可使我们的讨论更深入一步。这是非常及时的，也是很有必要和有重大现实意义的事。

　　(一)

　　佛教本是印度的宗教，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开展，它于两汉之间传入中国，经过和本土的儒、道文化之间的互相冲撞、渗透和交融的“格义”化进程，终于在华夏大地上站稳了脚跟，并且依恃其博大的包容性，形成了中国本土化的佛教，这就是禅宗。

　　禅，本是梵文“禅那”的简称。鸠摩罗什把它译作“思维修”，而玄奘则把它译作“静虑”，此外还有各种译法。尽管具体译法不同，但大致上都说是指一种宁静安详的思维活动和修持，则是没有异义的。佛教有戒、定、慧三学，而“禅”则常常和“定”相连，又称“禅定”。隋代净影寺慧远在

　　《大乘义章》卷十三中说，禅定有七种名称，即：禅、定、三昧、正受、三摩提、奢摩他、解脱。其实它们说的是同一个意思，乃指在修持时专心致志、审虑思惟的一种精神状态。佛祖释迦牟尼在创教之前和创教的过程中，曾从婆罗门教以及其它的“外道”中吸取过这种修持方法的精华，并且向教内的弟子们进行传授。从今存的一些佛教经典，如《阿含经》等来看，当时的禅定修持方法可说是形成了比较系统和完整的体系。在佛教向中国流传的过程中，这种禅定修持方法也伴随着一些高僧的进入中国传教以及用汉文译出的大量佛教经典的传播而得到了扩散，经过岁月的长期积累，终于在佛教得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和分宗立派的社会大背景下，正式创立了禅宗〔3〕。

　　一个月前，我有机会到湖北省黄梅县的四祖寺和五祖寺参观考察，并有幸和法师作了思想交流。通过实地走访，我对早期禅宗的思想有了更深入的领悟。想当年，四祖道信和五祖弘忍在这幽深的丛林中修行悟道，为建立后世闻名遐迩的禅宗献出了毕生的智慧。今存道信的《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一书，

　　由书名即可知道，其主旨是要入门修道的信众们“安心”。这里的“安心”，也就是禅宗秉持的修持禅定，荡涤一切执见，证心自觉，见性成佛的第一步。因为在道信看来，佛学的精髓在心学，只要真正把心安定下来了，全身心地浸润于其中，就能得道，成为高僧。为此他特别强调在修持时要做到“一行三昧”和“守一不移”。前者说的是一种敬业精神，即信众们在修持中，一定要专心致志，排除一切妄念，集中全部精神于佛境。佛教强调“法界一相，系缘法界”，认为众生面前人人平等，个个皆有佛性，只要入行修道，大家都可成佛。而后者说的是一种对佛教的信仰，它要僧人们务必坚定学佛的信念，一旦进了佛门，就得对佛陀及其教义、教理等终生信仰，真正做到“无问昼夜时，专精常不动”。如果妄念侵入时，就要用“守一不移”的理念去克服它、战胜它。因为只有“心自定”了，外部的妄念才能“泯然”灭去。

　　弘忍深得道信思想的真谛。从其弟子们记录、抄载的《修心要论》一书来看，他在精悟道信佛学思想的基础上还有了新的拓展。此书的核心题旨可用“修心”两字来概括。修心，在实际上是道信的“安心”和“守一不移”思想的结合。在弘忍看来，世上众生的学佛，是为了达到涅槃世界，也就是进入学佛者的最高境界。因为在佛教的观念世界中，人间一切事物皆由“苦”而来，人生也是如此。一个人从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天起，就生活在无穷无尽的烦恼之中。人们之所以要学佛，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祛除这些无穷无尽的苦恼，而争取进入没有任何苦恼的“无生世界”，这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然而，人的一生被妄念所包围，只有不断地进行“修心”，才能得道成佛。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应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严格遵守仪轨和丛林制度，在行住坐卧等一切状态中都要做到禅定，把“修心”的理念倾注于所有的时光。为达此目的，弘忍还提出了具体可行的修持方法，其核心思想是“好好自安静，善调诸根，熟视心源，恒令照了清净”。这也就是说，学佛者在修持时要严肃认真，集中精神，专心致志，不管头脑中出现何种妄识邪念，都要把它摒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佛的极境。

　　道信和弘忍的“东山法门”震动佛界，正式创立了禅宗，后世虽经南、北分宗，但其基本思想是一致的。他们强调即心是佛，见性成佛，人人平等，

　　自主崇实和内修悟道精神，富于人生的启迪意义。在我国历史上，从居于天尊的封建帝王到将相豪门以至一般的市井细民，有许多人都成为禅宗的忠实信奉者，其影响至大也波及到日本、朝鲜等国的思想和文化的嬗变，成为珍贵的优秀文化遗产之一。

　　(二)

　　上述所说的早期禅宗强调人的“心”之重要的思想，实质是重视人的主观认识作用。这一点，古代的中国优秀哲人早就注意到了。例如，春秋战国时代的荀子在《解蔽》篇中说过：

　　“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他在解释“虚壹而静”的涵意时说： “不以所己臧害所将受，谓之虚”， “不以夫一害此一，谓之壹”，

　　“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不以梦剧乱知，谓之静”。这和禅宗所说的禅定主张己基本上趋于一致了。荀子还特别指出：

　　“是以辟耳目之欲，而远蚊虻之声，闲居静思则通。”这就简直和禅宗所说的“安心”、

　　“修心”和“守一不移”没有什么区别了。事实上，古代中国，类似禅宗观念的思想还真不少。例如，另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庄子，在《人间世》篇中说得更为明白：

　　“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这里的“心斋”，无疑是指修“道”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犹如佛教所说的涅椠世界。而要达此境界，必须要做到“一志”，也就是要专心致志，集中精神，做到勿听、勿视，而只用心去体验。这也就是他在《达生》篇中所说的“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意思。对此，庄子作过多次说明。其中比较明确的是《大宗师》篇：“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所谓的“真人”，当然是他心目中理想的得“道”之人，好比佛界的高僧。而“众人”则指芸芸“众生”，

　　自然有别于真人。真人在“一志”中凝神作息时，气可直达脚部，而“众人”之气却只能抵达咽喉。这就是两者的差别。为了缩小这种差别，让“众人”也达到“真人”的“心斋”境界，庄子极力提倡“守气”之说。在庄子看来，人的生存足万万离不开“气”的，

　　而且这“气”必须很“纯”，没有什么杂质和污染。当然“守气”只是一种方法，或者说是…‘种手段，它要达到的目的是成为“至人”。很明显，这里的“至人”比起“真人”来，无疑是更为得道的理想人物了。也正因此，他对“至人”的“守气”提出了很高的标准：

　　“潜行不窒，蹈火不热，行乎万物之上而不僳。”只有严格按此行事，才能成为得“道”主人。

　　在荀子和庄子生活的时代，神州大地上还没有佛教的传入。然而从他们的思想来看，显然己和后世禅宗所说的观念基本一致。从笔者于上文引录的片言只语中，我们不难看到两者十分相似。如果不是拘泥于个别概念名词的不同，人们不容易把荀、庄和禅宗区别开来。类似这样的例证很多，我们只要打开古代典籍就能找到。笔者在此仪仪举一例证是想说明：人类的思想在许多时候是接近的，甚至是相通的。地域、国家等的不同也很难把它间隔开宋。佛教虽从印度传入，但它的基本哲学思想，也能在中国找到回响。历史悠远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深厚的佛教思想的土壤。这也就可以解释后世佛教在从印度传入中国后历经“格义”的本土化的过程。外来文化一旦进入中土，面临着不同特质文化的碰撞、冲突、交汇和融合。正由于我国传统文化中蕴藏着无数类似于佛禅的思想因素，才使印度佛教在进入中国后发展至唐代前期，在多元文化大发展的历史背景中，完成了本土化的历史进程。这也是学界公认的事实。

　　由上所述可知，禅宗在形成过程中，不仅有对佛教原有之教义和教理的弘扬，而且还吸收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积极的思想因素。它是中外优秀文化交汇、融合后结出的思想硕果。

　　(三)

　　中国佛教的本质在禅宗。而禅宗思想又离不开一个“心”字。和谐社会的构建也必须首先从“心”字开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尤为紧密。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佛教大有作为。禅宗优秀文化的弘扬，无疑是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构建的很重要的一环。

　　什么是“和谐”?据一本权威的《汉语大词典》的定义，乃指“和睦协调”之意。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非常广泛的内容。它既包括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也包括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多种不同肤色的民众之间的和谐。就我们国内来说，和谐就意味着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各个不同的地区、单位、乃至是人与人之间(包括上下级、同事、家庭、朋友)等等和睦相处，融洽生活。在诸种不同关系的和谐中，我以为最重要的也是首先要解决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会虽有多种成分构成，但最重要的毫无疑问是人。人在社会中永远是第一位的。过去如此，今后也必然是如此。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以人为本的意思。而人最重要的无疑是“心”，这也正是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和谐世界，从心开始”这一主题的意义所在。

　　正如叶小文先生所说：

　　“佛教是最重视‘心’的宗教”〔4〕，强调“和谐世界，从心开始”正是佛教的独特贡献。今天我们要弘扬的是禅宗的优秀文化，它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心宁人和。在目前纷繁复杂、五彩撩人的社会上，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实在是很不容易的。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各种诱人的欲望纷至沓来，金钱、美女、地位、名利等等，无时不在向你招手。人们稍不留神，就会掉下陷阱，不可自拔。传媒不时揭露的贪官，就是在各种欲望的诱惑下栽倒的。也正因此，保持内心世界的宁静，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前提。这一点，正是佛教的优势所在。

　　上个月我在湖北的弘化禅寺和四祖、五祖寺参观考察中对此体验很深。远离喧嚣的都市和纷扰的社会，在严格的仪轨和戒律的约束下，不管严寒酷暑，坚持每天凌晨4：30分起床做早课，在晨曦中迎来每一天。至晚19：00时做晚课，至21：00时就寝。僧人们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僧衣袈裟，住的是四、五人一间的寮房，房内甚至没有电视，更不要说空调了。我们这些在红尘中生活的人，自然十分感佩于他们清心寡欲的境界。而如此清贫简朴的生活，竟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进行着，也许他们的一生就要这样度过，实在需要很强大的精神和坚定的意志才能做到。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坚定信念，守一不移，忠于理想，战胜邪念，和谐社会的构建不就可以指日而成了吗?

　　禅宗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优秀成果，而且也是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推手。就以促进人的自觉精神而言，它就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第一，可以提高人的觉悟。觉悟，首先表现在人对自己的认识。例如，自我在社会中处于何种地位?个人如何去实现人生应有的价值?生命怎样才能更有意义等等。这类问题是每一个人都会面临的，而且是必须回答的。我们提倡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聪明才智，让人性得到全面的发展。弘扬禅宗优秀文化，就可以自觉地提高人的思想觉悟，导航个人在前进道路上的正确方向，尽力把自己融入社会、融入时代、融入世界，促进个人和他人以及全人类的共识和合作，为建立世界“共和”，奠定一个最根本，也是最深厚的基础。

　　第二，可以改善人的情感。人是有情感的，而且这种情感十分丰富。弘扬禅宗优秀文化，就可以更好地改善人的情感。佛教强调“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十分重视奉献精神。今天的社会，在人的情感上还存着不少邪恶的东西。例如，由贪婪而导致的掠夺，甚至是残杀，不仅在能源世界随处可见，而且还扮演着把人类推向战争的恶魔。用理智去战胜邪恶，佛教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以慈悲为怀，强调奉献的智慧灵光，是有可能去唤醒那些已经走火入魔者的良知的，或者至少在道德上可以敲击他们迷途知返的警钟。本着一切无我的大慈大悲的精神，去真诚地、平等地、无条件地关怀一切众生，不分种族，不管国界，像赤子那样的爱护他们，晓之以理，功之以情，让全人类和谐地共同生活在“地球村”中。

　　第三，可以净化人的心灵。人之生，本是性善的。然因社会存在着邪恶，“性善”的心灵也会沾染上邪恶。更为可怕的是这种沾染的过程是不知不觉和无孔不入的。这就需要人们去自觉地抵制、克服和战胜这种沾染，从而达到心灵的净化。禅宗优秀文化的弘扬，有助于我们做到这一点。佛教认为，众生平等，人人皆可成佛，只要“安心”、“修心”，而且“守一不移”，坚持不懈，就能达到目标。人都是有理想的，心灵的污染也不可怕，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正由于认识到人的心灵的被污染，而且这种污染是不利于个人人格发展的，所以强调要有理想，用坚定不移的信仰去净化心灵，在这一点上，佛教有着用武之地。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大力倡导禅宗文化，发扬其对众生的吸引力，可以达到净化人的心灵，荡涤贪欲，促进不良社会风气的彻底转变。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担负的历史使命。而弘扬禅宗的优秀文化，又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昭示我们：先进文化的弘扬，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来说，是何等的重要。今天的世界，正在变成一个地球村，各民族在和谐的口号下友好地相处。文化也呈现出多元化。正如政治上的一超多极正在逐渐消解那样，文化上的欧美中心也在变化。东方文化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佛教本从印度出发，目前却是以中国为中心，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尤其是和谐世界的愿望在全世界越来越深入人心，它的走向全人类也正在成为现实。在此种形势下，如何弘扬禅宗的优秀文化，更加需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综观历史，世界上有三次文化中外大交流的时期。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第二次是隋唐时期。第三次是明清时期。它们基本上都是以外域文化的输入为主，从而不同程度地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前进。而现在正是世界历史上出现的第四次中外文化大交流的时期。在当今时代，随着党中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决策，“和谐世界”的思想也在全世界流播。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佛教禅宗的优秀文化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从“心”开始的和谐思想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由于我们国际地位的提高，东方思想的结晶——佛教优秀文化也正受到全人类的注目。在构建世界和谐社会中，它正在成为全人类普遍接受的优秀文化。这也就是说，在第四次中外文化的大交流中，佛教由中国流播全世界，正在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我们担负的使命是神圣而光荣的。

　　注释：

　　〔1〕1933年秋，太虚大师曾在汉藏教理院作过题为《中国佛学特质在禅》的学术报告。该文现收入《太虚大师全集》，又见於张曼涛主编的《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2卷，台湾大乘文化出版社。此条注文转引自宗舜、文正义《论禅宗与念佛》一文，发表于《中国禅学》第1卷，河北禅学研究所主办，北京：中华书局，2002，p255。

　　〔2〕参见杨曾文： (唐五代禅宗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p31。

　　〔3〕关于这一问题，可参阅笔者另文：

　　《早期禅宗思想之我见》，发表于今年11/24-27日于武汉华中师大召开的“佛教文献与文学研究”的学术讨论会，后辑入讨论会主办者所编之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