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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佛教信仰价值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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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佛教信仰价值趋向

刘元春

一、前言

中国佛教历经风云变幻,曲折坎坷,正应了佛法“诸行无常”的真谛。但是,中国大乘佛教信仰的脉络一直延续至今,关注现实,积极人世,并与时代发展息息相通的本色,未曾失却。我们要想研究中国佛教,探索中国佛教发展的未来,就需要弄清当代中国佛教信仰的价值趋向,了解当代中国佛教信仰者的生活与信仰状态。

我们知道,佛教徒是由僧侣与居士两大群体组成的,按性别划分就是所谓的“四众弟子”,从而构成了佛教信仰的僧侣团体和居士团体。依据佛教传统规定,僧侣住持寺院,是佛教信仰的主导者;居士遍布社会各个阶层,是佛教寺院的供奉者,也是佛教信仰活动的生力军,是佛教活动的群众基础。僧侣团体由於容易受到“体制内制约”,而更具有传统性、稳定性等特点。但是,居士群体及其信仰更加具有群众性、广泛性、社会性、变化性等特点。因此,自古以来,居士团体及其信仰活动的社会影响,比较明显的反映着佛教信仰的价值趋向和发展方向。

同时,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是城乡一体化进程会加快,城市化将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突出标志。城市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过程,是一种综合的复杂的经济和社会文化现象。从文化的角度说,所谓城市化,就是人类在经历自然生态的过程中组合成高密度的会聚地,以此来建构自己独有的文化形态。城市是创造新文化、新知识、新理念的场所,城市中汇集了知识、人才和科技,起着文化主导的作用,代表着现代文明。而“都市佛教”是随着近现代中国城市化进程,适应现代都市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伦理而形成的,无论其存在的实体模式,还是教义学说,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都市佛教除了具有佛教的一般特点之外,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信徒以综合素质较高的居士为主,二是信念以实践人间佛教为核心,因此呈现出现代、积极、开放、活跃的气象。

近现代以来,上海佛教居士群体一直处於重要地位,甚至长期起到领导作用。他们当中不少人属於民族资本家、文化精英等社会上层,素质高能量大,并富有信仰热忱,在全国佛教界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後来,由於社会变迁,特别是居士群体中社会精英阶层的减少,使得上海的居士信仰活动缺乏活力。但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和深入,随着社会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上海佛教发展中的居士佛教信仰日趋活跃,不断出现新景象,新问题。这成为我们观察研究当代中国佛教现状与发展的一个视点。

二、佛教居士群体的生活状况

生活状况包括物质和精神生活两个方面的状况。因为宗教信仰活动往往是宗教徒精神生活的主要表现形式,所以,这裹所谓的生活状况主要是指佛教徒的物质生活现状,而它一般与他们的性别、年龄、工作、婚姻、家庭、收入等因素有关。文化素质实际是受教育的程度,它虽然不能完全反映出一个人的“整体素质”,但是属於最基本的因素。而且,文化素质对生活状况的影响越来越大。生活状况和文化素质对宗教信仰活动的形式和信仰价值趋向有直接的影响。

在20世纪90年代末,连续对居士群体进行了调查。1999年初,对经常到上海某着名寺院活动的居士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对收回的224份有效的调查表作了统计。具体情况如下:

1、性别:男-48名,占21.43%;女-176名,占78.57%。

2、年龄:60岁(含60岁)以上者占43.30%;40--60岁站244.64%;30--40岁占8.48%;18—30岁占4.46%。

3、文化:不识字;小学占8.48%;初中占38.39%;高中、中专、职高占30.80%;专科、本科占20.09%;研究生以上。

4、政治面貌:党员占6.7%;团员占2.68%;民主党派;无党派占99.02%。

5、工作:在职(国家行政、事业单位干部,国营、集体企业职工,外企、私营业者,外来、流动务工人员)占19.69%;离休;退休、病休占71.88%;下岗、无业占5.38%。

6、婚姻:未婚占8.48%;已婚占70.98%;离婚占2.68%;再婚占2.68%;独居(丧偶、独身主义、两地分居)占9.82%;与子女亲共同生活占4.02%。

7、家庭人口:一人占10.71%;两人占13.39%;三人占31.70%;多人占25.89%。

8、家庭关系:夫妻和睦占40.63%;一般占31.70%;不和睦占1.34%;子女孝顺占29.91%;一般占33.48%;不孝顺。

9、经济状况:困难(温饱型)、特困(须救济)占11.t6%;一般(正常的城乡生活)占60.71%;中等(高於平均水平)占19.64%;富裕、非常富裕占6.25%。

10、身体状况:健康占25.89%;一般占57.59%;有残疾、长期有病、多种疾病占8.48%。

11、户籍:城市210名,占93.75%;城镇9名;农村2名;暂住3名。

根据以上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当时佛教徒基本情况的有关变化和特点:

其一、佛教徒性别比例说明,女性仍占大多数。年龄比例中,50岁上下的中年人明显增多,改变了以往60岁l~2_k老人占绝大多数的局面。就其职业特点看,虽然以离退休人员为主,但是在职人员也逐渐增多,而且分布在多种不同行业,社会面扩大。

其二、信徒的文化程度提高,不同於过去佛教徒中文盲半文盲是绝大多数的状况,中学文化程度的占多数,中青年信徒中受遇高等教育的比例明显增加,而且他们在宗教活动中的影响逐渐加大。尽管不能十分准确地反映出佛教的全貌,但是即使是在上海这样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的大都市,这与过去佛教信徒中文盲率很高的实情相比,确实是一个积极的现象。文化层次的提高是上海市佛教徒素质的一个突出特点。

其三、信徒的物质生活状况普遍属於城市生活的中等水平,困难和特困生活状况的比例不多。生活状况普遍不错,绝大多数并不是因为生活困难、体弱多病等原因而信仰佛教的,信仰的非理性因素减少。而这些过去往往被传统的观念认为是最易导致“宗教迷信”的社会因素。

由此可以看出,文化素质较高、社会阶层广泛、生活状况正常的城市居民成为上海佛教的信仰主体。

而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後,佛教随着上海更加开放的步伐,信徒素质广泛提高,居士信仰群体日益年轻化、知识化,信仰活动也朝着理性化方向发展。相关寺院领导人的弘法意识不断加强,相继开办了居士佛学研修班,比较系统的传授佛学理论。

从2001年7到2004年7月,又跟踪调查了该寺居士研究班的情况。因为一直担任他们的佛学课,所以了解他们的真实情况。现将基本情况列表如下:(表:略)

需要说明的是,该寺的居士研修班是通过严格的考试录取的,并对年龄和学历作了一定的限制。录取率一般都在3:1或4:1左右。其它寺院也基本采用同样的方法。尽管不是全面的反映,但是仍然比较真实的反映了居士佛教群体的发展趋势。在几年前,十几年前,是不可能有如此多高学历高素质的信仰者参与考试和竞争的。结合实际调查,当前的上海居士群体和信仰呈现出新的景象。

一、中青年人成为居士群体的主导力量。虽然离退休老人仍然占全部信徒的大多数,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青年人积极参与,依靠他们的能力和活力,已经成为居士群体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相关寺院的义工队伍中,很少见到老年信徒了。

二、高学历者成为居士群体的修学榜样。高学历者的专业涵盖了文、理、工、医等多个学科,他们凭借科学的理论思维方式理解佛学,并作为修行理念指导个人的行为,往往都能比较快的有所体会,能说会道,得到一般信徒的尊敬。他们的言行,在信仰活动中产生重要影响。居士群体中不断自发组织的修学沙龙等很活跃。

三、企业高级白领成为居士群体的重要阶层。所统计的在职人员中,绝大多数在企业从事管理、财会、销售等工作,一部分是私企老板,经济实力和社会能量成为他们“弘法”的基础,强化了他们在信仰活动中的影响。

四、新移民成为居士群体活动中的活跃分子。新移民中大多是大学毕业後留在和进人上海工作的中青年人才,多数是高级白领和企业主。他们多数是基於对佛学的兴趣和精神生活的追求,主动接触和信仰佛教的,因此具有能动性。他们参加佛教活动,成为休息日的几乎全部内容。同时,移民信徒人数在不断的增加。

二、佛教信仰的价值选择

关於信佛的机缘和目的,作为调查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其实是信仰的价值趋向问题。所谓信仰的价值选择,就是要探讨信仰者为什麽信仰与信仰想干什麽的问题,以及明白他们的信仰对个人和社会的意义,也就是要弄清他们信仰的原因、动机与目的、追求。对此,根据以往研究和调查结果,在《调查表》里设计了“信佛的原因和目的”、“对佛教现状的看法和要求”等调查条款。多年来,根据调查和研究,居士信仰的机缘和目的变化不是太大。1999年调查结果如下:

1、受父母亲友信佛的影响占36.61%。

2、由朋友介绍、僧人和居士的劝导,逐步接触并开始信仰26.34%。

3、通过看书、电影、电视等途径而发生兴趣、好奇,就有了信仰7.59%。

4、通过旅游而喜欢寺院的清净环境和僧人的生活方式6.7%。

5、受佛教徒善良行为的感染,认为信佛就是做好人26.79%。

6、看不惯社会的不良风气,认为信佛可以改变不好的习惯16.96%。

7、受到了佛教界好人好事的帮助,有报恩目的3.57%。

8、因为练气功了解一些佛教知识,认为学佛有利於练气功4.01%。

9、认为学佛可以健康长寿14.29%。

10、学佛可以得到佛菩萨的保佑,心想事成,万事如意23.21%。

11、学佛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来世不受苦38.39%。

12、临终时不受苦,被佛菩萨接引31.25%。

13、学佛可以成为受人尊敬的人4.01%。

14、学佛能够获得神通,增长力量2.23%。

15、因为自己工作和生活遭受挫折和痛苦,认为信佛可以解脱-8.04%。

16、离退休、下岗後无事可做,感到孤独,信佛可以找到朋友,互相来往、帮助、安慰4.46%。

17、到寺院裹可以放松自己的情绪,精神得到休息7.59。

18、为了听经说法,了解佛教,增长社会知识,并不想真正地信仰4.46%。

19、因为过去自己亲身经历了一些神秘的现象、感应等,认为信佛有报应9.4%。

20、信佛能够保佑自己生意兴隆,升官发财0.89%。

以上所列款项裹,前8项大致是“原因”,後面的是“目的”。在信佛的原因里,第1、2项可以合为一个,即“受家庭亲友的影响”;第5、6项属社会性的,“看不惯社会的不良风气”是关键,因而就容易“受感染”。在信佛的目的裹,排在前4个的依次是第11、12、10、9项,其中前3项的关键是“学佛可以得到佛菩萨的保佑”,保佑他们“心想事成”、“来世不受苦”、“临终不受苦”;也就是说,对来世的憧憬和对临终的惧怕仍然是大多数信徒信仰的最基本目的。而第9项“学佛可以健康长寿”尽管所填的比例不高,但在教徒的心理中是十分重要的,是最普遍的现实需求。几个方面是有内在联系的,概括地讲,对生命的渴望与对痛苦的排解是他们宗教信仰的根本追求。不过,其中的一些原因(比如第14、19)所占比例相对不大,但是,他们所产生的消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它们往往是封建迷信活动的温床和心理基因。大致看来,信仰的社会价值趋向明显。在信仰佛教的诸多原因裹,对临终、来世避免痛苦而享受幸福的追求仍然是信仰的最基本目的,这是无可厚非的宗教信仰价值追求;不过,因为受佛教徒善良行为的帮助和感染,并对佛教道德理念所应起到的社会积极作用寄寓了期望,佛教的社会道德形象影响是最重要的因素。

不过,近年来,中青年信仰佛教的机缘和目的是有些不同的,并且这部分人数不断增加。他们根据各自不同的教育背景和生活阅历、生活处境,接触并信仰佛教的原因是不同的。突出的有:

一、想了解佛教,学习佛教知识。这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居士初人佛门的基本目的。在参加寺院研修班的学生中,占三分之一多属於想学习佛教知识而後皈依佛教的。他们因此与以往的居士不同,对教学要求很高,理辩性很强,不盲从。但同时也存在缺乏真实体会和信仰,信仰的变化性比较快。

二、作为一种精神追求,寻求群体归属感。移民信仰者普遍认为,身在异乡很孤独,工作之余希望生活在群体之中,精神上生活上都能够得到一定的安慰和帮助。参加信仰活动成为结交朋友的机会,而且多些信任感。当前居士群体自发的“学修沙龙”等,多数参加者是独身的移民。由於他们定期不定期的采取聚餐、游园等方式,期间可以畅所欲言,交流学习生活心得,越来越多的吸引着更多的信仰者。

三、期求佑护,寻求精神激励力量。这是最基本的信仰意识,也是宗教信仰的一般特点。社会变化不断,工作、爱情等的难以把握,给精神意志的巨大压力和冲击力,促使他们都希望从佛教信仰活动中得到释放和安慰。这是很现实的。也是与过去老年信仰者气球来世报应是不同的价值倾向,而且更加具体。

四、佛教信仰活动的价值期待

有了信仰,但信仰活动与社会影响,才是信仰价值与品味的验证者。就个人修行来讲,佛教信仰活动形式繁多,四万八千法门只是个概数,随着众生的根基与缘分,而千变万化的。但是,大乘佛教主要是为了利益社会的,不论是个体还是群体信仰活动的价值最终要由其社会意义来鉴定的。大乘佛教不排斥追求个人修行与解脱,而且特别强调个人道德品格的提升与人格形象的塑造,但是,倡导在服务於社会的人间佛教的实践中去实现,而反对消极避世的自娱自乐自说白话的所谓解脱。这一点,在居士们的问卷回复中,表达的很明白。他们对佛教信仰活动的社会作用很是关注,可以说表达了强烈的信仰价值期待!有关问题的回答如下:

1、佛教能否发挥积极的社会作用:能够151。67.41%/很大23。10.26%/说不清34。17.86%/不大6。4.47%

2、发挥作用最主要在:社会道德规范123。54.91%/文化艺术创造1。/个人修身养性96。42.86%/休闲旅游服务2。  /国际友好交往1。/

3、在现阶段佛教最需要:建更多的寺院3。/更多的出家人5。/更多的法会5。/切实的信仰建设(虔诚的信仰、如法的修行、综合的素质、高尚的品质等208。92.86%/

4、目前佛教界服务社会最需要:积极的思想意识117。52.23%/强有力的带头人58。25.89%/灵活多样的实践方式30。13.39%/雄厚的物质基础9。0.40%/

5、佛教存在的最突出问题:僧人专注赶经忏,一切向钱看,不弘扬正法,损害佛教的社会形象105。46.88%  /教徒特别是居士活动的迷信色彩太浓,功利心太重,缺乏真切的信仰56。25%  /寺院不讲经说法,不弘扬佛法,忙於应付旅游招待,变成了商业场所43。19.20%/思想保守,观念陈旧,方法死板,态度消极8。0.36%/

6、最关键的是:在保持纯正信仰的前提下,转变观念,消除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现实的思想、形式等72。32.14%/提高佛教教育质量,培养出高素质的弘法人才92。41.07%  /利用现代传媒积极宣传佛教18。0.80%  /开展积极的公益活动,为社会作出实际的贡献42。18.75%/

7、请你根据自己的体会再说出几点,为佛教与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出谋划策:意见汇总——

(1)多做有益的社会公益活动,提高佛教在大众中的形象。

(2)寺院要多讲经说法,以弘法为主,以作佛事为辅,提高寺院的品质。

  (3)僧人要加强自身的道风建设,居士要注重正知正信的建设。

(一)集中善信的功德,成立一些义工组织,济世救人。

(5)对居士进行系统的完整的佛学知识教育,多培养能够真正理解佛教的人才。

(6)应利用政府行政手段与寺院出家规范相结合的办法,严格控制出家人的数量和素质,防止僧伽队伍的混乱,避免对社会的不良影响。

(7)要严肃对待一些常住寺院的僧人背地裹有家庭的问题,其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影响。

(8)希望成立临终关怀组织(如“爱心念佛团”),帮助教徒临终念佛,安详往生;同时也可以防止不良现象的蔓延(如,居士中也有人赶经忏赚钱)。

(9)利用讲经和法会等机会,提倡居士也自愿忏悔,从而纠正他们的不良行为。

(10)弘扬大乘佛法,必须符合中国社会实际。

(11)力求使佛教能够解决各种阶层和类型人的实际问题,而认识到佛教的有用有效。

(12)要培养有威仪有智能的法师,争取社会的尊重。

(13)不要在寺院裹宣扬具有迷信色彩的观念。

(14)纠正信徒归依拜师中存在的不良问题,制止因为不同的师徒关系而形成互相矛盾小团体。

(15)居士可以模仿泰国临时出家的方法,在寺院进行培训。

(16)弘法应针对不同的知识层次、信仰倾向等,分出不同的组织形式。

(17)应对居士进行佛教礼仪、纪律的教育,提高自我约束能力,防止信仰活动的一盘散沙。

(18)弘法要结合社会现实,要结合具体的实例,分析透彻,生动易懂。

(19)要充分利用现代宣传工具,如网络传媒等,积极地宣传佛教;

(20)要根据信徒们实际的修行和对社会的贡献,进行评比,树立先进,以激发大家为现实服务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五、佛教信仰活动中问题与特点

信徒的信仰活动是多层面多形式的。根据大乘佛教的信仰活动特点,应该包括两个层面:一方面是纯宗教意义的信仰活动,这是教徒的本分是最基本的活动方式。比如,佛教徒的礼佛诵经、持戒修行等。另一方面是社会意义的现实活动,这是教徒在信仰观念的影响下积极参与服务现实人群的行为方式。比如,佛教徒在“人间佛教”精神鼓舞下所从事的扶危济困等的菩萨行,都是普利社会的好事,已经超越了纯粹的宗教意义。分析佛教徒信仰活动的问题与特点,应该从这两个视角去客观地观察思考。

关於上海佛教徒信仰活动情况,调查分析的简要结论有以下几个:

1、居士中绝大部分人都能够遵守佛教的活动规律与戒律规范,而且大部分人还是市内的佛教寺院为最主要的活动场所。不过,其中一部分人(一般都是非离退休的在职中青年居士)因为工作时间的限制,不能经常性地参与在寺院进行的宗教活动,也难以严格遵守佛教的一般律仪(比如长期吃素等)。根据我的调查,居士群体中比较年轻的那部分人无法经常性地参加在寺院举办的宗教活动等,习惯於联系志同道合者组成松散的“信仰沙龙”,自由地交流和研讨心得体会,周末聚会成为他们满足信仰需求的有效形式。而这一部分人一般都是文化层次较高的青年知识分子,活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思想开放,重视理性探讨,对佛教信仰的精神需求高。当然,他们既容易学习和接受佛教思想理念,成为正信教徒,也容易陷入“所知障”,执着偏激、自以为是,演变成佛教信仰中的“另类”或“不安分者”,产生消极後果。另外,因为城市交通、身体状况等影响,一部分老年信徒大多无法到寺院参加活动,只能在家自己烧香念佛。也就是说,现实条件的影响,都市佛教徒的宗教活动虽然以寺院为主要活动场所,但是并非规范划一,存在多种活动方式;而且,某一活动群体往往又是某种社会群体的聚合,因而也就是有着相同或者独特信仰价值追求的阶层组合。形式多样,丰富多彩,是居士佛教信仰活动的基本特点。

2、居士信徒在宗教活动中的物质投入依次是印经、建寺、法会、造像,而印经的比例最高。其它的投入依次是化缘、师父、社会救助、寺院补助,而用於“游方僧人”的最多,竟然高於社会救助!根据我的调查,上海佛教徒建寺、造像的投入并非都用於本地的,甚至大多用於江浙等外地。多年来建寺热潮持续不断,有的是必要的修复和重建,有的是违法建筑,但大多数属於地方政府或者有关利益集团纯粹的经济行为,与宗教信仰无关。他们的投入虽然大多出於自愿,但是,不少人是被别人(我喜欢誉之是“托”,其中不少是“游方居士”)“说服”的,并非真正的自愿。至於游方僧人,相当多的是假冒的或者说是“骗子”。这些原本出於信仰的经济投入,有一定的盲目性,而其存在的广泛性,反映了城市佛教徒的信仰理性还有待提高和进一步的引导。在印经活动中,往往也存在着随意性,缺乏有效的规划和组织。不过印经是信仰功德,弘扬佛法,无可厚非。因此,印经弘法,注重文化,历来是城市佛教徒热衷的事,相比农村信徒由於经济困难、文化水平的限制,这一直是居士佛教徒信仰活动中的主要特徵。

3、在信仰行为的变化中,肯定自己在精神和行为两方面都有积极的改变。突出的是助残扶困,培养了良好的处世方式。在被调查的居士中,多数是近几年信仰佛教的,他们的感情是纯真的。尽管他们的信仰心态中很自然地保持对来世的憧憬和佛菩萨保佑的期求,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更加关注对自己精神的提升和陶冶,更加热心对社会有益活动的参与,也就是说,他们期望通过佛教信仰活动改变自己的精神面貌,确立自己人生的社会价值。调查中所反映出的一部分人存在着消极倾向,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他们对信仰期望较高,不满足於一般性的或者是传统的信仰活动,产生了失望等情绪所致。把自己的信仰行为与社会人生价值联系起来,并且积极寻求贡献社会人群的途径,是值得高度重视和热情鼓励、有效引导的大好事,是与当代社会发展要求相协调的良好行为,是大乘佛教精神的实践趋向。积极人世,展现个性,服务社会,是居士佛教信仰活动中的突出品质。

4、城市信徒绝大多数都有的弘法意识,以及大都市人所具有的自信心和优越感,加之信仰素质比较高,经济实力比较强,其中不少人都曾经帮助、资助甚至经常性地支持江浙乃至全国各地的佛教寺院和居士团体,有的还经常性地到固定的外地信仰群体中讲经说法,扶持当地信徒。这当然与大都市的地位、影响、实力,特别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作用有关。上海佛教在近现代中国以及世界佛教中的影响,它所产生的巨大的辐射作用和历史价值,已经是有目共睹的。自然,城市人所具有的一些毛病(比如骄慢、功利等)也会因为有关人的缺乏正信,而产生消极甚至恶劣的後果,也是不能回避的。比如,有些人我执我慢太重,到外地特别是农村,习惯於反客为主,盛气凌人,并且参与矛盾,不利於佛教徒的团结和信仰的健康发展。这是我调查中耳闻目睹的实际感受。随着大都市社会地位的进一步提高,都市佛教的影响也必将扩大。辐射范围广,活动影响大,是居士佛教的一个重要作用。

六、中国佛教信仰价值趋向讨论

基於以上的调查结果,我们可以了解以上海为代表的居士佛教信仰状况,也为我们了解当代中国佛教信仰价值趋向提供了比较有代表性的资料。最重要的一点,这些真实的资料可以帮助我们改变以往的成见,对包括佛教在内的中国宗教有一个比较准确的看法。只有具有了这样契实的观念,才能比较准确的把握一种宗教信仰未来发展的价值趋向。从宗教学视角,至少能够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宗教信仰的产生和价值趋向的表现,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不是单纯的社会物质或个体精神因素作用的结果。宗教信仰存在於不同的社会人群之中,是他们生命自然需求之一,是一种深刻影响生命形态的生活方式。其信仰价值趋向的选择与表现,是与信仰者总体生活状态和生命体验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信仰者所具有的社会的、个体的经历共同作用的结果,与其现实生活状况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是,不论是生活的客观条件还是主观条件,虽然对某种信仰价值趋向产生一定的影响使其具有一定的可能性,但是并不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和决定性意义。

2、信仰者物质生活的贫困或富裕,对信仰价值趋向中的某些倾向的产生有着一些不同的影响,但是,它们并不能决定着对信仰价值趋向的必然选择。目前,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物质生活处於绝对贫困的人数越来越少,因为温饱问题而祈求神灵保佑的因素也越来越少。在上海城乡虽然仍然存在贫困现象,但是,在所调查的佛教信徒中因为生活贫困才信仰的人数比例并不多。即使因为下岗造成了一定的物质生活状况改变,但是,并非主要因为“物质因素”的作用,特别是情感与精神因素的影响更大些。

3、信仰者宗教信仰活动最基本的价值追求仍然延续过去的一般功能取向,即对来世幸福的憧憬、临终痛苦的缓释、现实精神的安顿与整合。不论社会文明如何发展,人类都无法回避生与死所带来的变化、痛苦、焦虑、无奈、失望,以及因此所可能产生的对已经经历的和将要经历的、甚至暂时无法预知的生老病死等诸苦的关心、遐想、探索,而这种“众生平等”的定式,正是现实宗教信仰最本质的原因。

4、目前宗教信仰价值趋向多样化,但是,随着信仰者文化素质等因素的有益改变,信仰的理性化倾向日益明显,对信仰活动的形式、内涵、场所、功能、意义,特别是其信仰活动的社会认同性更加关注,信徒的社会参与意识日益增强。因此,注重某一宗教信仰活动的社会道德意识和作用,已经是当前佛教信仰者们的突出的价值追求。这有利於社会主体信仰的树立和发挥导化作用。

5、宗教界内部的信仰建设是非常必要的,这关系着宗教信仰活动能否健康地进行。目前,在宗教(特别是佛教)信仰活动中,存在着商业化倾向,一些宗教团体信仰的主体价值理念弱化,失去了导世化俗、净化心灵的精神整合功能,一味地追求金钱,个别人不择手段,侵害了信众的利益,污染了社会风气。在不违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前提下,利用国家法律手段与宗教信仰规范,帮助和促进宗教职业者素质的提高,去伪存真,纯洁信仰品质,应是积极引导宗教信仰活动与社会文明发展的内容之一。

6、宗教信仰活动是社会人群、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作为精神保障而获得社会支持的途径之一。一般地讲,所谓“社会支持”不仅包括社会物质保障,同时应该包括社会精神保障,两者应该是有机的和谐的统一的,不可偏废。就人类的本性来讲,在基本的生存需求得到保障之後,精神生活的要求更加突出,寻求多样的、符合自己内在情感取向的精神活动,是必然的。因为弱势群体普遍存在的敏感、脆弱、消沈等心理障碍,使他们更需要社会群体的安慰、帮助、理解,使他们在感到被认同、有归属感、有寄托的心理自慰中,自强自立。这是一个文明社会应该允许并加以积极引导的事业,是社会公正民主的标志。因此,当前在建立和实施社会保障体系的时候,应该注重建立顾及各种人群的多样的社会精神保障体系,应该保护并引导社会主体信仰之外的精神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健康发展。

当代中国正处於社会转型之中,当代中国佛教也必将随之而变化发展。当代中国佛教信仰能否健康地发展,根本还在於佛教信仰者能否选择并坚守好自己的信仰价值趋向,从而推进佛教文化与社会文明发展相融合,并起到导吐化俗的作用。

当然,与其它宗教一样,佛教界关注什么,如何发展,都必须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符合国家有关政策和法规要求,更应该有利於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文明与进步。这是都市佛教发展的社会前提。目前,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已经为宗教营造了发挥积极作用的政策保障与社会氛围,思想界、学术界也在不断提出科学求实的理论观点,推动宗教界积极地发挥有益的作用。2001年12月16日,《深圳特区报·文纵横版》发表了时任中国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潘岳先生的《我们应有怎样的宗教观——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与时俱进》一文,比较权威的论证了“宗教的特殊功能”等有关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他认为,“在经济与科教飞速发展的今天,宗教并没有消亡,其原因在於宗教对於人类社会生活有着科学与物质财富无法替代的特殊功能。”关於宗教的“无法替代的特殊功能”,他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心理功能。人不仅是物质存在,也是精神存在;不仅是理性存在,也是情感存在。压力与困惑,幸福与快乐,都是心灵对现实的主观反映。很多人对人生的种种不幸与压抑,需要通过宗教的途径来求得慰籍。在今天,宗教颠倒的幻想形式裹有着美好内容,宗教的自律与操守,更是其服务社会主义的切人点。

其次是道德功能。宗教曾在理想主义普遍失落、功利主义到处泛滥时期,是一种保持信念道德的精神生活方式。社会不能没有法律,更不能没有道德,法律与道德如鸟之两翼,缺一不可。道德是法律的基础,防患犯罪行为於前;法律是道德的保障,惩罚犯罪行为於後。宗教劝人为善的精神,是宗教影响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功能。一个民族的精神产生於文化,文化的灵魂体现於道德,道德的支撑在於信仰,而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不可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不要简单排斥宗教道德的合理成分,特别是对宗教价值伦理观中的和平平等、弃恶从善等等,我们都要尊重。

第三是文化功能。在许多以宗教为文化传统的国家中,抽去宗教就等於没有文化。中国文化也是如此,如佛教三大石窟和道教永乐宫壁画,如中国语言中的“世界”、“实际”、“体会”、“觉悟”、“平等”、“解脱”、“想人非非”、“不可思议”、“燃眉之急”、“回头是岸”等等,都产生於佛教。宗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中国传统文化又是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部分,先进文化指导我们以德治国,以德治国是为了重建我们的道德体系。“宗教是文化”的理念,将淡化无谓的意识形态之争,使人们更全面地理解宗教的丰富内涵,为信仰者、研究者、管理者提供互相合作的舞台。

除上述功能外,宗教还兼具服务、公益等多种功能。

他认为,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人文主义精神占主导,国家长期实行君主专制,使我国政教关系有别於他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政治文化传统使一切不是政治形态,而是社会文化形态,佛、道二教在中国历朝历代一直是社会稳定的因素和力量。在中国宗教的发展史上,道教是土生土长的,佛教是请进来的,伊斯兰教是传进来的,基督教是打进来的。就外来宗教与中国文化融合程度而言,佛教最为成功。

作者论证的目的,是依据“三个代表”思想,强调“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率先与时俱进”,为了“以新型的执政意识重新审视宗教功能,以理性的管理方法去解决迫在眉睫的政教难题,以现代的思想理念去研究科学合理的政教关系”,从而“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也就是说,作者论证的观点是从执政者、管理者的角度提出来的。尽管有关论述并不一定全面和完善,也不是针对某一种宗教的,但是,佛教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应该重视和发挥有关的社会功能,那是毫无疑问的。

为此,我认为中国佛教在未来发展中,必须固守三个根本。

一、终极翔,信仰之本。

终极关怀是任何宗教的最基本特质,是宗教发挥持久魅力的根本所在,是宗教信仰的精神内核。着名学者王雷泉先生认为,宗教不解决任何人生、社会的实用问题,宗教是解决人生终极问题的。人兼具动物性、社会性和超越性,可以下堕为畜生,也可以提升马圣贤,而人之所以为人,在於人有永不满足的精神追求,不断地超越自己的自然、社会层面,使相对、有限、有缺陷的存在趋向绝对、永恒、完美。对社会来讲,宗教提供了一种宣泄和解毒机制,从而维护着社会安定和精神生态平衡;所以,宗教不仅是个人的精神家园,也是整个社会的精神公园。宗教的超越性给人生和社会提供了终极的价值标准,无用之用才是大用。(冯林主编《21世纪中国大预测·下》页749,改革出版社,1996年12月版)所言极是!

生命何去何从,生存的理想形态和生命的最终价值是什麽,时时萦绕着人们的心灵。这实际上是关於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大问题。不论是唯物主义哲学,还是唯心主义哲学,都在探讨的问题。被划为唯心主义的宗教“神学”,也都利用各自的方式试图解答人们有关的困惑,当然,也都依据各自的理论体系赋予了“神圣性”色彩。所以,提及宗教的终极关怀,现代一般人往往视之为“神秘”或“迷信”。不错,从历史的维度看,“神”与“圣”等是宗教或神学的语言,古代社会那种对生命神圣性的体验曾经采取过宗教体验的形式,关於人生、生命的价值等问题的解答和理论建构,也确实表现出更多的神秘化或者迷信的特点。由於理性、科学时代的冲击,宗教的神秘性逐渐淡化。在西方,人们曾经在人本主义思潮和现代化进程中,提出“上帝死了”的口号,似乎现实功利主义就可以满足人类的一切需求。事实却相反。即使在东方社会裹,由於极端的“理性主义”追求,在科学技术和物质生活日益发达的背景下,却不断地出现信仰危机与人生迷茫,在感官刺激不断满足的时候,带来了严重的精神空虚。也就是说,人类没有了信仰的支撑,反而日益失去了尊严和幸福。

正如弗罗姆在《为自己的人》(页184,三联书店,1988年版)中所说的一样,“过去反对信仰,是为了解脱精神枷锁,是反对非理性的东西;它表现了人对理性的信仰,表达了人根据自由、平等、博爱原则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能力。今日缺乏信仰则表现了人的极度混乱和绝望。”缺乏对生命和自身人生价值的深刻认识与体验,没有最高的理想追求和精神信仰,从“什麽都不信”到“什麽都信”,从绝对的自我(自私自利)到自我的最终消失(丧失人格),“下堕为畜生”,乃至精神迷乱。——这已经是当代社会的通病了。

未来社会,特别是在现代化发达的都市裹,人类的生活方式将越来越信息化、自动化,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将给人充裕的闲暇和空间。但是,其结果是人类越来越生活在“虚拟”的人造世界裹,随着空间距离的“贴近”,活生生的心灵将被“机械化”,精神空间却要“壅塞”。这样,人将在人造的世界裹被奴役或异化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大。因此,人类需要重新构筑精神家园,来确立生命的价值和生存的意义。所谓精神家园,是精神和心灵始终离不开的依托,是超越物质层面上的坚定不移的精神追求的目标和人生努力的方向,失去了它就使人生漂泊无住、迷失沉沦。在宗教,它就是终极目标、终极关怀。终极目标是社会群体伦理生活的根,它赋予生活方式、理想追求的价值意义,使社会道德行为成为个人自发的、主动的、神圣的、持久的、美好的、无限的,而且让道德行为者超越世俗、超脱人生。

佛教从对现实社会人生的现状考察开始,探究并引导人们去直接体验、彻悟人生万象的实质,然後树立涅槃寂静与大乘般若的终极理想,来印证生命的最高价值。为众生构筑美好的精神家园,赋予最高的价值理念,是佛教信仰的根本。

二、人格高尚,修行之本。

信仰是对人类精神追求的整合与陶冶,其根本目的是塑造出高尚的人格。人格就是人与其它动物相区别的内在规定性,是个人做人的尊严、价值和品质的总和,也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形象和作用的统一,体现出一定的行为倾向和生活态度。人格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是人的各种心理的、外部的诸多文化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它既是社会文化氛围所造就的,也可以影响甚至改变社会文化趋向。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中,任何人都有不同於其它人的特有的人格形象,有正常与异常、高尚与低劣之分。人们一般根据一个人的社会道德行为的意义,来划分人格的高下,而社会发展要求是改变低劣的,塑造高尚的,赞叹那些对社会具有积极意义的高尚人格。

人格不是抽象的、空洞的、孤立的,它最终以社会普遍的道德标准来评判。在中国传统的文化理念中,成贤作圣要立得、立功、立言,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後天下之乐而乐”,为国为民,大公无私,乃至奉献一切。用现代的标准看,理想的人格,必须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促进社会文明的健康发展,造福於全人类,崇高而神圣。一切优秀的文化和美好的理想,最终都要靠众多具有理想人格的人去实现。所以,人格体现着一定的信仰理念,是信仰活动的关键。

佛教修行,就是塑造人格的过程。比如,《华严经》中提出了塑造崇高人格的基本条件,要经历严格的精神修炼和社会实践:坚定的信念(十信),坚毅的心志(十住),切实的实践(十行),恢弘的胸襟(十回向),高尚的境界(十地)。佛教推崇大乘菩提精神,反对只是追求个人解脱的阿罗汉思想,而号召人们做菩萨,直至成佛。佛的本义就是富有智能的最高尚的人格形象,是众生学习的精神楷模。佛教修行的最高层次,应该是个人人格被社会普遍地承认。

三、辅助弱势,化俗之本。

社会现实的苦难,以及人类乃至所有众生界存在的不平等、不合理、不圆满现象,正是佛教创立的基本出发点。对社会现实消极面的体察与批判,并积极寻求解决的办法和途径,是佛教的本色和职责,也正是佛教生命力之所在。

佛陀反对当时印度社会不合理的种姓制度,深切同情被欺压而处於弱势的群体,闪耀着人性真善美的光辉。在有关佛陀的《本生经》裹,诸如舍身饲虎等等故事,不仅反映出众生平等的思想,而且显示出扶贫救弱的价值取向。大乘佛教精神,更是进一步的升华。

目前世界,存在着严重的两极分化,已经是社会动乱、战争的根源。弱势群体分布在各个社会阶层,虽然有相对性差异,但是其结果都是一样的,造成相关人群心理的、精神的、权益的、生存状态的不平衡,导致社会体系的丧失,和平安宁的破坏。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矛盾,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加之相关社会保障体制尚未建立和完善,可能会不断加剧。尤其是在开放的国际大都市裹,必须高度重视。那么,作为以救度众生为己任的佛教(也包括其它宗教),应该从理论到实践,都要关注和辅助弱势群体。导世化俗,最重要的是“雪中送炭”,不论是精神上的鼓励,还是物质上的帮助。这是佛教界信仰活动中应该、也能够坚持不懈的方向。

当然,谈到弱势群体,人们往往把它限定在物质生活上贫困的人群,而忽视了精神生活层面的弱势群体。前者是硬性的、明显的,後者却是软性的、隐性的。但是,贫困的人,不一定精神弱势,甚至充满了朝气,也不一定必然需要救助;相反,生活富裕的人群,却存在着严重的精神疾病,处於需要关怀和精神救助的弱势地位。根据调查,在发达的大都市裹,富裕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中,由於社会、工作的压力,普遍存在着精神抑郁症,所引发的比如自杀等社会问题不断增加。即使相对落後的地区,也一样存在类似的问题。所以,有人预言,21世纪是流行精神疾病的世纪。在佛教发展中,在尽力而为地帮助社会救助贫困者同时,更应该关注精神上的弱势群体。这正是佛教发挥特长的时代机遇。

(信息来源:《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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