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先生

惊闻任先生去世十分悲痛。今年6月中旬，在任先生住院期间，我曾到北京医院看望，但先生已病势沉重。我强忍悲痛，与先生的长女作了几十分钟的交谈，表达了对先生崇敬及感恩的心情。想不到几周之后，先生就与世长辞了。

1964年我从北大毕业后，即分配到刚建立的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从1964年到1994年的30年中，我都是在任先生的直接领导下，无论是在宗教所，还是在编辑《中华大藏经》的岗位上，我与任先生有过无数次的交往。他教我如何进行研究工作；他指导我如何做好由他牵头、由我具体负责实施的重大研究课题，如《中国佛教丛书·禅宗编》、《中华大藏经》等，就是在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中展开的。30年前我写的第一篇论文《略论禅宗的形成》及之后的多篇文章如《赵城金藏研究》等，都是经他亲自修改后发表的。我虽然没有正式的名份，但我在学业上的每一点进步都饱含着先生的教诲，任先生是我永远铭记在心的恩师！

任先生早在上世纪中就已是名扬中外的大学者，他研究佛学的几篇文章受到MZD主席的高度评价。在毛主席的亲自批示下，由任先生具体负责，筹建了我国第一个研究宗教的研究所，这是中国宗教学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几十年来我国宗教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与任先生孜孜不倦的苦心操劳不无关系。任先生的国学研究，尤其是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的成就，除已故去者外，是很难有人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任先生的去世，使我国学术界失去了一位真正的大师！

我深切地缅怀任先生的恩德！

作者介绍：

李富华老师，1939年出生于宁夏银川，在银川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

1959年在宁夏银川一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59—1964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古代史专业；

1964年毕业后，即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在宗教所曾先后任图书资料室副主任、佛教研究室副主任、编辑部主任兼《世界宗教研究》主编等职，为该所研究员。

自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1999年12月办理退休手续，后反聘在编辑部工作至2002年。

2002年8月接受李家振先生的聘请，成为北京古今慧海文化信息交流中心专家组成员。

1979年开始发表第一篇论文《略论禅宗的形成》。

1982—1994年受所长任继愈教授的委派，作为《中华藏》正编的主要编者和主持者之一，参与编辑《中华藏》的全过程。自那时起，开始将自己研究工作的重点放在了佛教典籍及大藏经的研究方面。

主要成果有：编辑《中华大藏经》(106卷本，集体项目)、《中国佛教丛书禅宗编》(与董型武、张新鹰合作)、《敦煌大藏经》(63卷本，与徐自强等合作)、《中华佛典集成》(15卷本，与宋立道、黄夏年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