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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韩佛教天台宗研究的前顾与后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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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韩佛教天台宗研究的前顾与后瞻

黄心川(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天台宗是中国佛教中最早成立的一个民族化的宗派,虽然这一宗到了宋代以后就流传渐衰,但是历代仍然不断有人在研习不缀,特别是明代以来,天台佛学就一直就在佛教徒中发挥了影响,例如四大高僧藕益大师智旭以私涉天台为自炽,在他的着作里用天台藏通别圆的理论来构织的学说充斥其间,使明代出现了“教演天台,行传净土”的思潮,并且影响了中国佛教后来的发展。民国期间天台宗开始一度复兴,特别是宁波观宗寺谛闲老和尚以讲说天台宗为已任,在他的影响下,天台学成为许多僧人努力学习的学科,最着名的是台宗传人敏羲、谛闲、倓虚几人,他们以天台祖庭为基地,遵四明大师遗教,扇三观四教之风,使天台宗的影响南覆上海、宁波,北达黑龙江、长春等地。其它台宗的重要弟子还有武冈正安、台南式海、乐清行祖、新昌兴慈、衡山智(山营)、永嘉静权、上虞宝静、温岭静安等人。他们都是矢志天台,追随智者的台宗法门龙象,与谛闲和倓虚等人一起为中兴天台付出毕生的精力。他们广开言教,宣说止观,精研义理,培养后学,着述不缀,先后撰了不少天台宗的佛教着作。这些着作主要有:宝静《修习止观坐禅法要讲述》;倓虚《天台传佛心印记释要》、《始终心要义记》;谛闲《大乘止观述记》、《教观纲宗讲义》、《始终心要解略抄》等。在俗人里也有着名的居士倾心天台。江宁江味农曾在上海开讲《大乘止观》,并认为止观在般若中最为至要。台祖南岳慧思大师的《大乘止观》是中国佛教撰述的瑰宝,要研习智者大师的《摩诃止观》必先通达《大乘止观》。还撰述了《大乘止观亲闻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嘉兴范古农依谛闲法师受戒,并随从听讲,通达天台教义,兴办报刊,宣传佛教。学者也有对天台佛教做研究之人。着名佛教学者、哲学家谢无量是为始作俑者。1916年他出版的现代中国较早的一部佛学理论着作--《佛学大纲》之第三章中。曾对天台教义做过扼要介绍。此书在5年内曾再版4次,有重要的影响。着名学者黄忏华在所着的《中国佛教史》、《佛教名宗大意》中专门列讲了天台宗的情况。另一着名佛教学者、居士蒋维乔也在其着的《中国佛教史》卷二中对天台宗的代表人物及其着作做了重点介绍。总之,到1950年以前,经佛教界和学术界的努力,对天台佛教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人们对天台佛教有了很多了解,出版了一些天台研究的专着,给后出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新成立的中国佛教协会创办了会刊《现代佛学》,经常登载一些学术研究文章或译文。着名佛教学者吕澂就曾在上面发表过《天台宗》一文,介绍了天台宗的主要思想来源。台宗慧思、智顗诸祖的实相说及判教思想。60年代着名佛教学者、哲学家任继愈先生出版了《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一书,此为我国学者系统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和方法观点来研究佛教的较早的专着。书中专列的《天台宗哲学思想略论》一章,对天台宗创立的背景、天台教祖的生平与着作、天台教义的哲学内容及其特点等做了详尽的分析,勾勒了天台思想的发展脉络,厘清了一些线索。这些首创的研究,改变了以往研究佛教多有在教言教的倾向,从而使佛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开辟了新的道路,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影响。改革开放以后,天台学的研究一直是中国佛学研究的热点,凡讲中国佛教的专着,必然绕不开天台宗,像方立天、高振农、五雷泉、潘桂明、王志远、张风雷、董平、朱封鳌、俞学明等人都撰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与专着,虽然各家的观点不一,有些甚至是相互对立的观点,但是繁荣了佛学研究,将天台佛教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时期。特别是天台山地区成立了“天台文化研究会”,联络了全国的学者,旨在研究、弘扬天台文化,使中国的天台学研究由个人转为集体的研究。近三十年来,我国召开了多次天台学的学术会议,这些会议推动了我国的天台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2000年,河南光山县曾经召开过首届天台文化研讨会,这次会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最重要是研究是对天台宗三祖慧思的研究取得了共识,指出从北齐天宝五年(554)慧思结庵志州大苏山14年之久,现在仍有摩崖石刻留存,智者曾在此随慧思受法多年,再结合道岸建寺植唐柏,宋乾兴御赐题额“敕赐梵天寺”,苏轼所作的诗并序及后人题咏,肯定大苏山也是天台宗的发祥地之一。世界文化是有继承性的,需要历代历朝的人不断地增演和研习之后,从而才成为集大成的学说。天台宗的创立与发展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天台智者大师之所以能在创宗立说方面作出卓越的贡献,就是因为他充分汲取了前人的智慧,在他所学的佛教理论中,不仅有印度的龙树空宗学说,还有慧思等人的止观和《起信论》的理论,智者的“天台三大部”既是他个人天才智慧的发挥,也是他站在前辈的肩上才达到的高度。所以智者能取得如此的成就,其中间的链条就是从杜顺慧文到慧思以来的众人智慧结晶,忽视了这一点就不能足以说明天台宗理论的发展线索,也不能正确反映智者的思想发展脉络。这次我们又在大苏山召开第二届天台宗研讨会,与十年前的会议相比,如今的天台学研究形势已经今非昔比,我国天台宗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天台学的研究的觉已经从最早的介绍性转向了精细型的专题研究,而且研究的范围与内容也更加全面与深入,所以这次会议可以说是我国天台宗研究的回顾与检阅,我个人觉得在这次会议上会有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出现。

中韩两国的佛教有着长远的交往历史,天台宗则是中韩两国佛教文化交流中最重要内容之一。作为中国佛教民族化宗派最早的天台宗创立是在隋代,但是在它创立之后就影响到我们的东邻高丽,唐代来华的学僧已经把天台宗思想传入高丽,并且加以研习和光大。值得重视的是宋代天台学已经在开始下滑时,“时遭安史兵残,近则会昌焚毁,中国教藏残阙殆尽。今惟海东高丽阐教方盛,(注:《天台四教仪》卷一,T46,p0774a)”高丽的天台宗却在蓬勃发展,这时高丽来华的僧人到中国就就是专门来访学问道,其中解惑天台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高丽义天和谛观来华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天台教籍,同时又将在中国已经佚失的天台宗着作送回,回国后建立韩国的天台宗与国清寺。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韩国僧人来华促进了中国天台宗的复兴,史载“(谛)观既至,就禀学寂公于螺溪,终焉大教,至是重昌矣。(注:《天台四教仪》卷一,T46,p0774a)”当然这其中也有中国禅僧的功劳,如当时国师天台德昭因为介绍谛观前往螺溪向寂公学习,后人因而感慨德昭“念南岳天台教乘磨灭--往新罗国缮写归”之功绩。总之,天台宗是中韩两国源远流长的佛教交流中的重要一环,治中韩佛教史的学者,绝对不能绕开这个环节,研究不好两国天台宗交流史,也就不能写好中韩两国的佛教文化交流史。20世纪60年代,韩国天台宗恢复,中韩建交之后韩国天台宗就与中国佛教界建立了密切联系,至今中韩两国分别在中国与韩国召开了几届天台宗学术研讨会,将中韩两国天台学研究重新庚续。现在我们又在光山再次召开两国学者参加天台学研讨会,对两国的天台学交流与深入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天台宗理论的特点在于圆融,这也是中国佛学最显着的现象,也正是由于这一特点,日后使中国佛学发展沿着圆融的路数发展,“教演天台,行在净土”成为中国佛教的时代思潮,“会性起修,会修起性”成立佛教修行的一个重要的法门。今天我们研究天台佛学,不仅是要对天台宗的理论给予现代的解读,更重要的是要发挥它的圆融理论为中国佛学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使之能为当代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用的资粮,这才是中国佛学未来发展之路。

现在我们对天台宗的研究仍然偏重于四明知礼以前的学说,对知礼以后的研究目前开展的还很不够。天台宗理论的发展始终是存在的,从来就没有终止过。慧思、智者、知礼等人固然是划时代人物,他们所建立的思想与理论是天台宗研究不可缺少的环节,但是同时也有不少其他人物值得重视,像四明之后的几代传人、明代的传灯、智旭,以及近代的敏羲、谛闲、倓虚等人对天台宗的贡献也是值得好好做一番反思的。当然天台宗的研究应是全面的研究,突出研究天台理念虽不可少,但是由于天台学广博精深,涉及了内外学的方方面面,也牵涉到中外佛教文化交流,这也一座丰富的历史文化宝库,有着丰厚的文化遗产,由此看来,我们对天台研究还需要努力。希望这次会议以后,我们能见到更多的成果,天台学的研究在我国再次出现一个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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