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韩佛教天台宗研究的前顾与后瞻

黄心川(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天台宗是中国佛教中最早成立的一个民族化的宗派，虽然这一宗到了宋代以后就流传渐衰，但是历代仍然不断有人在研习不缀，特别是明代以来，天台佛学就一直就在佛教徒中发挥了影响，例如四大高僧藕益大师智旭以私涉天台为自炽，在他的着作里用天台藏通别圆的理论来构织的学说充斥其间，使明代出现了“教演天台，行传净土”的思潮，并且影响了中国佛教后来的发展。民国期间天台宗开始一度复兴，特别是宁波观宗寺谛闲老和尚以讲说天台宗为已任，在他的影响下，天台学成为许多僧人努力学习的学科，最着名的是台宗传人敏羲、谛闲、倓虚几人，他们以天台祖庭为基地，遵四明大师遗教，扇三观四教之风，使天台宗的影响南覆上海、宁波，北达黑龙江、长春等地。其它台宗的重要弟子还有武冈正安、台南式海、乐清行祖、新昌兴慈、衡山智(山营)、永嘉静权、上虞宝静、温岭静安等人。他们都是矢志天台，追随智者的台宗法门龙象，与谛闲和倓虚等人一起为中兴天台付出毕生的精力。他们广开言教，宣说止观，精研义理，培养后学，着述不缀，先后撰了不少天台宗的佛教着作。这些着作主要有：宝静《修习止观坐禅法要讲述》；倓虚《天台传佛心印记释要》、《始终心要义记》；谛闲《大乘止观述记》、《教观纲宗讲义》、《始终心要解略抄》等。在俗人里也有着名的居士倾心天台。江宁江味农曾在上海开讲《大乘止观》，并认为止观在般若中最为至要。台祖南岳慧思大师的《大乘止观》是中国佛教撰述的瑰宝，要研习智者大师的《摩诃止观》必先通达《大乘止观》。还撰述了《大乘止观亲闻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嘉兴范古农依谛闲法师受戒，并随从听讲，通达天台教义，兴办报刊，宣传佛教。学者也有对天台佛教做研究之人。着名佛教学者、哲学家谢无量是为始作俑者。1916年他出版的现代中国较早的一部佛学理论着作－－《佛学大纲》之第三章中。曾对天台教义做过扼要介绍。此书在5年内曾再版4次，有重要的影响。着名学者黄忏华在所着的《中国佛教史》、《佛教名宗大意》中专门列讲了天台宗的情况。另一着名佛教学者、居士蒋维乔也在其着的《中国佛教史》卷二中对天台宗的代表人物及其着作做了重点介绍。总之，到1950年以前，经佛教界和学术界的努力，对天台佛教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人们对天台佛教有了很多了解，出版了一些天台研究的专着，给后出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新成立的中国佛教协会创办了会刊《现代佛学》，经常登载一些学术研究文章或译文。着名佛教学者吕澂就曾在上面发表过《天台宗》一文，介绍了天台宗的主要思想来源。台宗慧思、智顗诸祖的实相说及判教思想。60年代着名佛教学者、哲学家任继愈先生出版了《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一书，此为我国学者系统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和方法观点来研究佛教的较早的专着。书中专列的《天台宗哲学思想略论》一章，对天台宗创立的背景、天台教祖的生平与着作、天台教义的哲学内容及其特点等做了详尽的分析，勾勒了天台思想的发展脉络，厘清了一些线索。这些首创的研究，改变了以往研究佛教多有在教言教的倾向，从而使佛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开辟了新的道路，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影响。改革开放以后，天台学的研究一直是中国佛学研究的热点，凡讲中国佛教的专着，必然绕不开天台宗，像方立天、高振农、五雷泉、潘桂明、王志远、张风雷、董平、朱封鳌、俞学明等人都撰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与专着，虽然各家的观点不一，有些甚至是相互对立的观点，但是繁荣了佛学研究，将天台佛教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时期。特别是天台山地区成立了“天台文化研究会”，联络了全国的学者，旨在研究、弘扬天台文化，使中国的天台学研究由个人转为集体的研究。近三十年来，我国召开了多次天台学的学术会议，这些会议推动了我国的天台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2000年，河南光山县曾经召开过首届天台文化研讨会，这次会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最重要是研究是对天台宗三祖慧思的研究取得了共识，指出从北齐天宝五年(554)慧思结庵志州大苏山14年之久，现在仍有摩崖石刻留存，智者曾在此随慧思受法多年，再结合道岸建寺植唐柏，宋乾兴御赐题额“敕赐梵天寺”，苏轼所作的诗并序及后人题咏，肯定大苏山也是天台宗的发祥地之一。世界文化是有继承性的，需要历代历朝的人不断地增演和研习之后，从而才成为集大成的学说。天台宗的创立与发展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天台智者大师之所以能在创宗立说方面作出卓越的贡献，就是因为他充分汲取了前人的智慧，在他所学的佛教理论中，不仅有印度的龙树空宗学说，还有慧思等人的止观和《起信论》的理论，智者的“天台三大部”既是他个人天才智慧的发挥，也是他站在前辈的肩上才达到的高度。所以智者能取得如此的成就，其中间的链条就是从杜顺慧文到慧思以来的众人智慧结晶，忽视了这一点就不能足以说明天台宗理论的发展线索，也不能正确反映智者的思想发展脉络。这次我们又在大苏山召开第二届天台宗研讨会，与十年前的会议相比，如今的天台学研究形势已经今非昔比，我国天台宗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天台学的研究的觉已经从最早的介绍性转向了精细型的专题研究，而且研究的范围与内容也更加全面与深入，所以这次会议可以说是我国天台宗研究的回顾与检阅，我个人觉得在这次会议上会有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出现。

中韩两国的佛教有着长远的交往历史，天台宗则是中韩两国佛教文化交流中最重要内容之一。作为中国佛教民族化宗派最早的天台宗创立是在隋代，但是在它创立之后就影响到我们的东邻高丽，唐代来华的学僧已经把天台宗思想传入高丽，并且加以研习和光大。值得重视的是宋代天台学已经在开始下滑时，“时遭安史兵残，近则会昌焚毁，中国教藏残阙殆尽。今惟海东高丽阐教方盛，(注：《天台四教仪》卷一，T46，p0774a)”高丽的天台宗却在蓬勃发展，这时高丽来华的僧人到中国就就是专门来访学问道，其中解惑天台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高丽义天和谛观来华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天台教籍，同时又将在中国已经佚失的天台宗着作送回，回国后建立韩国的天台宗与国清寺。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韩国僧人来华促进了中国天台宗的复兴，史载“(谛)观既至，就禀学寂公于螺溪，终焉大教，至是重昌矣。(注：《天台四教仪》卷一，T46，p0774a)”当然这其中也有中国禅僧的功劳，如当时国师天台德昭因为介绍谛观前往螺溪向寂公学习，后人因而感慨德昭“念南岳天台教乘磨灭－－往新罗国缮写归”之功绩。总之，天台宗是中韩两国源远流长的佛教交流中的重要一环，治中韩佛教史的学者，绝对不能绕开这个环节，研究不好两国天台宗交流史，也就不能写好中韩两国的佛教文化交流史。20世纪60年代，韩国天台宗恢复，中韩建交之后韩国天台宗就与中国佛教界建立了密切联系，至今中韩两国分别在中国与韩国召开了几届天台宗学术研讨会，将中韩两国天台学研究重新庚续。现在我们又在光山再次召开两国学者参加天台学研讨会，对两国的天台学交流与深入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天台宗理论的特点在于圆融，这也是中国佛学最显着的现象，也正是由于这一特点，日后使中国佛学发展沿着圆融的路数发展，“教演天台，行在净土”成为中国佛教的时代思潮，“会性起修，会修起性”成立佛教修行的一个重要的法门。今天我们研究天台佛学，不仅是要对天台宗的理论给予现代的解读，更重要的是要发挥它的圆融理论为中国佛学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使之能为当代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用的资粮，这才是中国佛学未来发展之路。

现在我们对天台宗的研究仍然偏重于四明知礼以前的学说，对知礼以后的研究目前开展的还很不够。天台宗理论的发展始终是存在的，从来就没有终止过。慧思、智者、知礼等人固然是划时代人物，他们所建立的思想与理论是天台宗研究不可缺少的环节，但是同时也有不少其他人物值得重视，像四明之后的几代传人、明代的传灯、智旭，以及近代的敏羲、谛闲、倓虚等人对天台宗的贡献也是值得好好做一番反思的。当然天台宗的研究应是全面的研究，突出研究天台理念虽不可少，但是由于天台学广博精深，涉及了内外学的方方面面，也牵涉到中外佛教文化交流，这也一座丰富的历史文化宝库，有着丰厚的文化遗产，由此看来，我们对天台研究还需要努力。希望这次会议以后，我们能见到更多的成果，天台学的研究在我国再次出现一个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