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悲欣”总茫然

田青

　　佛教、道教与儒教(关于“儒”是否是宗教的问题，目前学界尚有争论。但我同意任继愈、李申等学者的看法。)是中国古典文明与传统文化的三根支柱。不了解中国的佛教文化与道教文化便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学界的人们都知道，胡适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后，认为自己不了解佛教文化与道教文化便无法继续写作下卷，遂专心致力于佛教史与禅宗思想的研究，编辑了《神会和尚遗集》，写出了《菏泽大师神会传》等著作。而范文澜在晚年专心读经并对自己在以往的著作中菲薄佛教颇有悔意的传说，也在学界有所流传。十多年前，一位资深的中国美术史家不耻下问，请我为他的一篇为诸遂良所书《大唐三藏圣教序》所作的释文提意见，他说：“我不懂佛教，怕有错误。”我看了一下，其中果然有误解的地方。比如“湿火宅之干焰，共拔迷途；朗爱水之昏波，同臻彼岸”中的“爱”字，他按照世俗的理解将其释为“把爱的波浪撤满人间”之类的褒义，但明显与上下文的意思不符。一个“昏波”的“昏”字，已是明显的贬义。但这位学者还是宁可牺牲上下文的通顺，也要将“爱”字释为褒义。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大抵是在“五四”后的文化语境中成长起来的，一看到“爱”字，便本能地反映为“自由、平等、博爱”中的“爱”字甚或“爱情至上”的“爱”字。但实际上，在佛教的话语系统中，这个“爱”字，是梵文Trsna的意译，是与“三毒”——贪、嗔、痴连在一起的。《俱舍论》中解释为：“贪妙资具、淫爱现行，未广追求，此位名爱。”在佛教徒看来，“贪”、“爱”是烦恼的根本，是解脱的障碍。《人本欲生经》更明确注为：“爱为秽海，众恶归焉。”所以，《大唐圣教序》中的这个“爱”字，无论按照佛教的理念，还是按照原文的语气，都应该解释成负面的意义才对。
　　与此类似的对古籍和古人产生误解的例子还很多，比如：1997年，山东画报社出版的《老照片》第二辑中，有孟凡明的《死亡的意义》一文，作者从弘一大师临终绝笔“悲欣交集”这四个字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大师出家了，远离了尘世物质外壳的有形的禁锢，却似乎未能远离尘世内在情绪的无形追随。”作者认为：“凭弘一大师这样高山仰止般的修行，应该写下‘无悲无欣’一类的绝笔，或者什么都不写，留下一个干干净净的空白。”并从而断定弘一大师在“人生根本问题”上“其实并没有得到解决，至少，是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其实，这也是一个误解。佛教话语系统中的“悲”字，不是常人所用的“悲伤”、“悲哀”之意。佛家所说的“悲”，是梵文Karuna，即“慈悲”的“悲”。隋僧慧远《大乘义章》释为：“爱怜名慈，恻怆为悲。”并说：“慈能与乐(给予欢乐)，悲能拔苦(使其脱离苦难)。”而无论“爱怜”与“恻怆”，还是“与乐”与“拔苦”，指的都是对“众生”的怜悯与救助，而非指“悲”者自身的感伤之情。鸠摩罗什的名译《大智度论》明确指出：“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而大乘佛教所提倡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则更强调了“慈”与“悲”的真实意义——对父母、子女、情人的爱是“有缘”之爱，是“爱”而不是“慈”；“无缘大慈”是普爱一切生命，包括与你“无缘”——表面看来与你没有任何关系的众生。同理，对旁人苦难的一般性同情也只是“悯”而不是“悲”，真正的“大悲心”是对众生苦难的“同体”般的感受，即“感同身受”地把别人的痛苦当成自己的痛苦。因此，弘一大师的绝笔绝不是“尘世内在情绪的无形追随”，更不是大师人生根本问题“其实并没有得到解决”的反映。恰恰相反，从佛教的观点看，在大师安祥的涅槃像和“悲欣交集”的绝笔背后，恰好反映了大师在涅槃之时是“根本地解决”了人生的根本问题的。
　　至于“欣”字，佛教认为，人生的根本问题不过是“生死”二字。而“了生死”——即透彻地洞见生命中苦的原因和灭苦的方法并身体力行，则是解决人生根本问题的惟一途径。佛教著名的“三法印”讲：“有漏(漏即烦恼)皆苦”，指明人生充满着烦恼，原因是众生不明白“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道理。而人生的六种“根本烦恼”(即贪、嗔、痴、疑、慢、恶见)不解脱，便会因“漏”而造“业(指人的一切身心活动，有身、语意‘三业’)”，复因“业”而生新的烦恼，如此轮回不已，永无休止。因此，佛陀教众生通过勤修“戒、定、慧”三学，明心见性，最终摆脱烦恼，了却生死。所以，在临终前能“欣欣然如赤子”，也是“根本地解决”了人生的根本问题的最好说明。一般人谈死色变，临终前大都苦苦挣扎，所以佛陀才总结出包括“死苦”在内的人生“八苦(指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所求不得、五取蕴)”。只有“根本地解决”了人生的根本问题的人，才能在临终时摆脱一切烦恼，才能有“欣欣然”的感受，才能写出“悲欣交集”这四个既深邃如海，又浅白如溪；既沉重如山，又清淡如远闻花香的字来。
　　2000年第三期的《读书》上，有《心常常因细腻而伟大》一文。文中提到两篇使作者感动的文字，一篇引用了赫尔岑回忆录中关于西伯利亚的居民夜间将食物与饮料放在窗台上以便于流放者取用的事并用作者“多么伟大的细心”的感叹作结。一篇提到在拉萨过年时“我”布施穷人的经过。当书中的“我”在“成排”的求乞者中“专挑看得顺眼的求乞者分，而那些看着不喜欢的人，就被跳过去了”的时候，一个“藏族大学生”将“我”拉到一边，“告诫‘我’不能这样有所遗漏，这样做会使那些落空的求乞者受到伤害”。于是，“对这一段文字惊叹不已”的作者在书旁批注道：“细腻的心灵，心常常因细腻而伟大。”的确，西伯利亚的居民与那位“藏族大学生”的心灵是“细腻”的，但，能做到这一切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心灵“细腻”吗？也许，作者所谓的“细腻”不仅仅是与“粗糙”相对的“细腻”，还包含着其他的含义。但无论如何，假如说将对流放者充满同情心的西伯利亚居民的行为归结为“伟大的细心”还说得过去的话，那么，将依佛教思想施舍的行为仅仅归结为“细腻的心灵”就显得不够准确了。当然，对任何一件事，作者都可以有自己独到的感受，也完全有权按自己的感受、以自己的语言习惯表示出来。问题是对这里发生的行为起主要作用的东西根本与“粗”和“细”无关。一个比“我”和“藏族大学生”更“细腻”的心灵可能此时正在屋子里“细”数自己的财产而不愿施舍给穷人一文钱！施舍，是佛教“六度”(亦称“六波罗密”，梵文书sarparamifa)之一。所谓“六度”，即六种从生死此岸“度”你到涅槃彼岸的方法。除“布施”、“持戒”、“忍辱”、“禅定”外，还有“精进”和“智慧”(般若)。而“众生平等”与无“分别心”，则是任何一个对佛教有哪怕一点点“粗浅”了解的人都知道的佛教的基本思想。试想，一个将施财与人看成自己得到解脱之道的人，怎么会在“解脱”自己的同时钻进“我慢”(看不起人)的烦恼与错误中呢？而一个认为甚至一只猫或一条狗都与自己“平等”的人，怎么会有“顺眼”与“不顺眼”的分别心呢？
　　一天晚上，我偶然打开电视机，看了一个叫做《宇宙与人》的专题片。虽然我是从一半看起的，但我仍然认为这部专题片是我近年来看过的拍摄得最好的专题片。撰稿人与编导的名字我没有看到，但解说词中所表现出的开阔视野、恢弘境界和博大而深刻的历史感以及相当不错的动画制作，却深深吸引了我。遗憾的是，就在我为编导的知识广博赞叹的时候，电视机里传出了这样一段解说词(大意)：“中国古代的两位高僧曾有过这样一个有名的关于风和云的争论，一位高僧说是风吹云动，一位高僧说既不是风动，也不是云动，是你自己心动。”六祖惠能关于“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的开示，应该说是尽人皆知，什么时候“幡动”变成了“云动”了呢？
　　重要的是，我上面提到的两篇文章和一个专题片，都可以称得上是同类中的上品，文章是好文章，影片是好影片，问题只是出在与佛教有关的知识领域里。说“瑕不掩瑜”可以，但说“问题严重”也行。因为，正是由于问题不是出在普通人身上，而是出在知识分子、作家、学者的身上，出在能写一手好文章、能拍出优秀影片的作家、编导身上，才显得格外严重。
　　严格说，一个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却不懂中国宗教的学者，不能称其为中国传统文化学者。但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却绝大部分缺少这一课。在刚刚过去的上一个世纪里，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任列强欺侮的国家经过百年的抗争逐渐站了起来，成了一个最有发展潜力的发展中国家。但是，在这一充满苦难与血泪的过程中，我们像一个接受“化疗”的患者一样，被迫将自己身上许多健康的细胞与可能的癌细胞一起杀死了！没有办法，当韶华已逝的中国传统文化遇到西方强势文化的挑战时，几乎所有善良而性急的中国人都本能地把中国衰弱的病根归罪于传统文化。从清政府在“维新派”影响下公布“废庙兴学令”开始，宗教和宗教文化便渐渐成了“迷信”和“落后”的代名词。“五四”的狂飙在冲击中国封建制度的同时，也强烈地摇撼了中国古老文明的社会基础。“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将宗教文化及一切与宗教有关的东西统统视为横扫的对象。当人们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的时候，人们当时心中的那种崇高感使一切无知与轻率在其后都带上了一点苍凉。
　　实际上，在人类的整个历史中，宗教对人类的全部精神世界产生过巨大的影响。鲁迅在谈及“中华民族的脊梁”时，也不忘提出“舍身求法的和尚”。不要说哲学思想与社会生活了，仅在艺术领域里，中国的艺术家们正是在佛教的影响下创造了以敦煌、云岗、龙门为代表的中国佛教石窟艺术。今天，当我们面对这些信仰之力与艺术天才的双重创造时，我们依然被其中所蕴含、体现的博大胸襟、慈悲情怀和庄严、宁静、超然、平和的思想之光所笼罩、所折服。
　　现代人对宗教的无知与漠视，是与对科学的崇拜同步的。换句话说，当人们认为科学是万能的并把一切幸福都归结于它时，科学便与“上帝”一样成了人类的崇拜对象。英国哲学家汤因比在谈到面对传统宗教衰落的现代西方人时说：“在因此造成的精神空虚里，他们以一位女神代替了上帝的崇拜。那摧毁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对于旧神灵的不信任感和厌恶感使这位女神交了好运。这位女神不是圣母，而是技术；……技术与技术专家因而成了晚近西方世界的罗马女神和恺撤。”(《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第25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不同的是，当西方人已经率先把技术与技术专家视为“罗马女神和恺撒”时，我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们却还在为争取“德先生”与“赛先生”在中国社会的一席之地而奋争。“五四”之后，当大部分中国人尤其是进步知识分子认为走科学与民主之路是拯救古老国家的惟一途径的时候，宗教及宗教文化便逐渐远离了知识分子的视野和知识范畴。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科学却与宗教一样不是万能的。科学、宗教、艺术是人类面对自然的三种不同的、彼此无法替代的独立认知方式。读一点佛书、学一点佛学，不仅对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有用，对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来说，也有好处。起码，一个曾在浩如烟海的佛教三藏中有所涉猎的人不会贸然拜倒在一个刚“出山”的什么“大师”的浅薄理论前。当二十一世纪的曙光终于照亮我们这个星球的时候，当许多混乱的东西已经打着宗教的旗号进入我们的社会生活的时候，我们的知识分子，难道还可以对宗教和宗教文化如此茫然、如此无知吗？

　　一源摘自《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