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遗书三题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 方广锠
敦煌藏经洞发现至今已经100余年。藏经洞中所存的敦煌遗书为我们研究中古中国社会的政治、历史、宗教、文学、艺术、音乐、舞蹈、语言、文字、民族、对外关系、西域史地等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百年来，通过对敦煌遗书、敦煌莫高窟及相关文献、文物的研究，使世界上出现了一门新的显学——敦煌学，并已经在各个相关领域取得骄人的成果。可以预言，随着人们对敦煌遗书及相关文物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敦煌学将愈来愈放射出璀灿的光芒，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
一、敦煌遗书并非全部出自藏经洞
以前一提到敦煌遗书，人们就联想到藏经洞。以为所有的敦煌遗书都是从藏经洞里出来的。例如，敦煌研究院前院长段文杰先生就说：“敦煌遗书，就是藏经洞发现的遗书。”这种说法其实并非段文杰先生的首创，而是敦煌学界普遍的观点。不少研究者写书写文章，都说敦煌遗书就是从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古代遗书。但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藏有一批敦煌遗书。其中有一件是清道光初年在敦煌某圯废的佛塔中发现的。清道光七年(1827)归陈起诗收藏，其后辗转归日本天理大学收藏。遗书后的题跋记载了该遗书发现与流传的大致经过。
伯希和在敦煌时，除了从王道士手中骗到大批藏经洞遗书外，还在第464窟发现一批元代回鹘文遗书。据有的学者研究，这批回鹘文遗书的一大部分和大英图书馆藏斯坦因搞走的敦煌回鹘文遗书为同一写本。这证明当年斯坦因也得到过非藏经洞的遗书。
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成员吉川小一郎在敦煌时，曾雇当地乡民搭架爬梯，在莫高窟各个洞窟搜寻，获得一些遗书。日本龙谷大学前校长上山大峻先生曾亲耳听吉川小一郎介绍当时的情况，并将此纪录在自己的着作《敦煌佛教研究》中。笔者也曾亲耳听上山大峻先生转述这一事实。
1914年抵达敦煌的俄国奥登堡探险队，曾在莫高窟发掘与清理其他洞窟的垃圾，除发现了一些古代艺术品残片外，还发现了大量的古代写经残卷。据说敦煌石窟常有寄居者，并在窟内燃烧篝火。所以俄国收藏的大量敦煌写卷的边角都被烧的痕迹。
着名画家张大千在敦煌考察时，也曾经在一个沙堆中发现唐代的古文书。
据有些资料介绍，在莫高窟另一洞窟的上层，曾经发现一批藏文遗书，数量相当巨大。不过也有文章称这些藏文遗书本来也是收藏在藏经洞的。此外，现敦煌研究院收藏的敦煌遗书中有若干西夏文佛经残片，其中有一件残片上有管主八施经印。管主八是元代松江府僧录，曾主持雕印西夏文大藏经。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没有人从藏经洞遗书中发现过西夏文的资料。因此可以肯定，敦煌研究院的这些西夏文残经原来不在藏经洞，而是保存在敦煌的其它什么地方。
最后要提到的是，前几年，敦煌研究院对莫高窟北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这次发掘，又发现一批古代遗书。有关情况，可以参见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有关这次发掘的考古报告。
总之，由于敦煌特有的地理、气候条件，能够保存古代遗书的并非藏经洞一处，在敦煌的其它地方也有许多各种各样的古代遗书被保存，并不断地被发现。
二、应区别藏经洞遗书与非藏经洞遗书
既然敦煌其他地方也出土不少古代遗书，所以到底什么叫“敦煌遗书”，就是一个应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为了对藏经洞出土的遗书、对敦煌其他地方出土的遗书进行更加科学的研究，必须对什么叫“敦煌遗书”作一个严格的定义。
我主张，所谓“敦煌遗书”，应指所有原藏于敦煌地区的已被发现或尚待发现的所有古代遗书。它涵盖藏经洞、莫高窟其它洞窟乃至敦煌其它地方的所有古遗书。至于藏经洞出土的这批遗书，则可以称为“藏经洞敦煌遗书”或“藏经洞遗书”，它不包括在敦煌其他地方发现的古代遗书。
为什么要作这样的区别呢？那是因为那些在敦煌其它地方出土的遗书虽然也是古代遗书，也出于敦煌，但是，由于它们并非藏经洞遗书，它们与藏经洞遗书混在一起，容易对藏经洞封闭年代的研究产生干扰，对藏经洞遗书性质的研究产生干扰，从而对正确地在科研实践中利用藏经洞遗书产生干扰。实际上，这种干扰已经产生了。有些学者依据非藏经洞遗书来研究藏经洞的封闭原因与时间，自然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在非藏经洞遗书中，有些遗书，如前述敦煌研究院所藏西夏文残经，较为容易鉴别与剔除。但绝大部分遗书与藏经洞遗书在形态、内容、性质等方面几乎完全一致，较难区别。给研究者带来很大的困惑。
怎样才能区别非藏经洞遗书与藏经洞遗书呢？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拟先简要介绍藏经洞封闭时间问题。
现在敦煌学界一般都同意，藏经洞应该封闭于北宋咸平五年(1002)到北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之间，亦即敦煌王曹宗寿统治时期。我认为这一推断是合理的，理由如下：
1、从1002年向前倒推100年，几乎每年都有若干遗书保存在藏经洞中，有些年份甚至保存有几十号遗书，显示出这批遗书的连续性与稳定性。比如，仅反映咸平五年敦煌报恩寺修造大藏经的遗书，至少就有5号。其中有施主曹宗寿夫妇的疏文，有抄经的纪录等等。反映了当时报恩寺在曹宗寿支持下将寺藏大藏经修造完整的全过程。
2、1002年以后的遗书数量很少，不成系统。至今为止，学者们的主要发现有：
伯2159号背面抄录一件遗书，题为《妙法莲花经玄赞科文》卷二，作者署名为“燕台悯忠寺沙门诠明”。这个诠明就是辽代主持燕京悯忠寺(今北京法源寺)的着名高僧诠晓。他约生活于五代后唐天成年间至辽圣宗统和末年(926～1012)，主要活动与着述当在965年～1002年之间。这部《妙法莲花经玄赞科文》应该是1006年至1020年之间传入敦煌。
斯5771号与斯2421号两号遗书，所抄均为《般若心经注》，虽然不能缀接，内容可以互补。作者署名为“中京招福寺沙门文沼”。根据“中京”这个地名，考察当时敦煌与辽的往来关系，也可以考定该《般若心经注》传入敦煌的时间大约在1007年～1020年之间。
斯4358号，名为《李相公赞真身》，所抄录的实际是宋仁宗所作《赞佛牙诗》，可见《佛祖统记》有关记录，四川大足石刻也有刊刻。这首诗传入敦煌，大概在1031年到1065年之间。
伯3810号，名为《呼吸静功妙诀》，卷后抄有“养生神仙食粥法”，其中有“山药”一名。山药，本名“薯蓣”。唐代宗时，为避代宗李豫之讳，改名“薯药”。宋英宗时，为避英宗赵曙之讳，改名“山药”。宋英宗是1064年登基的，这说明伯3810号应该产生于1064年之后。
上述4件遗书，年代跨度为1006年到1064年，将近50年。也就是说，这将近50年的漫长岁月，保存在敦煌遗书中的，只有4件遗书。与前述1002年以前，几乎每年都有遗书，且往往不止一号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这为我们研究藏经洞的封闭时间，提供了一个时间的坐标。
3、藏经洞外的壁画，画于敦煌曹氏归义军晚期或西夏早期，考古学家经过考古排年，认为壁画的绘画年代大约在1020年到1040年之间。
4、1002年，原敦煌王曹延禄被杀，他的侄子曹宗寿登台，一直统治到1014年。
综合上述因素，我认为，曹宗寿登台后，为了扩大统治基础，特别是为了得到当时在敦煌颇有势力的佛教教团的支持，采取一系列向佛教示好的措施。为报恩寺修造藏经就是其中之一。除了为报恩寺修造藏经外，他还发起清点各寺院经典，并把清点出的废旧经典、陈年旧纸封入藏经洞。
明确了藏经洞的封闭年代，我们可以采取如下办法来区别藏经洞遗书与非藏经洞遗书：
首先，如前所述，藏经洞的敦煌遗书，是北宋初年，敦煌寺院清点寺院藏书后，将一批残破的经卷、积存多年的过时文书、无用的废纸以及用旧的幡画、多余的佛像等等，统统集中弃存于第17窟的结果。这批遗书相互间有一定的联系，具备一定的集团性、整体性。而且，距离封闭年代越近，遗书的联系性越强，整体性越明显。而藏经洞以外的敦煌遗书，相对比较分散，数量也少。它们是经过漫长岁月的冲刷，偶然被保存下来、被发现并进入敦煌遗书系列的。因此，它们比较零碎、孤立，本身既不成体系，相互又缺乏联系。我们可以根据这些特点来区分藏经洞遗书与非藏经洞遗书。
其次、凡是比较规范的考古工作，都有较为详尽的考古记录，具体记录了各种物品的出土地点。根据这些记录，以及考古队的日记、回忆录等其他资料，我们可以将非藏经洞遗书与藏经洞遗书区别开来。比如英国斯坦因特藏中，将10多号于阗出土的遗书编入敦煌遗书，后来学者根据有关考古纪录，把它们鉴别、区分开来。又比如，我在英国整理斯坦因特藏残片时，发现有些残片背面有英文的“高昌”、“米兰”等记录，由此可知这些残片是斯坦因在高昌、米兰等地发掘所得，不慎混入敦煌遗书中。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根据对遗书本身年代、内容、性质的分析，以及依据考古工作报告，来区分藏经洞遗书与非藏经洞遗书。
非藏经洞遗书是怎样混进藏经洞遗书的呢？有两条途径。
第一、是王道士放进去的。1908年，伯希和曾经进入藏经洞考察。他记载说，曾经在藏经洞中看到有光绪年间的刊本道经。从王道士1900年发现敦煌遗书，到斯坦因1907年首次访问莫高窟，藏经洞一直由王道士管理，时间达7年之久。如前所述，敦煌因其特有的地理历史条件，保存有古代遗书的并非藏经洞一处。可以想见，在王道士心目中，藏经洞是他发现的古代书库，自然也就成为他的私人图书馆。于是他把在其他洞窟发现的敦煌遗书，乃至自己的一些日用书籍，甚至其他文书，都放入藏经洞。如我在英国发现，斯11606号，是清代老百姓打官司的状子，也被当作敦煌遗书收藏。
第二、被探险家，或收藏单位搞混了。比如我在英国图书馆发现斯11607号、斯11608号、斯11609号等三号遗书，是清代的雇工账。我怀疑这是斯坦因自己雇佣当地居民的一个记录，但也混到英国的敦煌遗书中。1991年我到前苏联考察奥登堡探险队所得敦煌遗书，发现其中混入了科兹洛夫探险队所得黑水城出土的文献。又如按照惯例，北京图书馆将所有的写经存放在一起。因此，有几件从四川某佛塔出土的北宋写经及日本写经也与敦煌遗书存放在一起。虽然馆藏底账清楚记载着这几件遗书的来历，但仍然有人误认为它们也是敦煌遗书。
总之，由于种种原因，现在被称为“敦煌遗书”的这批古代遗书，绝大部分的确是从敦煌藏经洞出土的，但也有从敦煌其他地方出土的，甚至根本不是敦煌出土的。既有宋以前的遗书，也有个别元代、清代的遗书混杂其间。因此，我们在利用敦煌遗书进行研究时，一定要认真加以鉴别。
三、藏经洞敦煌遗书的数量
由于敦煌遗书分藏在世界各地，至今缺乏一个完整的联合目录，因此藏经洞里到底藏了多少遗书？这个问题历来说法不一样。有人主张是三、四万、有人认为是五、六万、有人讲有六、七万，也有人认为总数可达十万左右。上述说法，都是猜测，缺乏可靠的依据。
1984年以来，我一直从事敦煌遗书的调查与编目，为此遍访英、法、俄、日、印度等世界敦煌遗书主要收藏地。现将我所了解的世界各地的敦煌遗书的概况，简单介绍如下。
首先是中国的收藏。
中国收藏的敦煌遗书主要集中在国家图书馆，其次分散在各地的图书馆、博物馆等各单位，此外散落在私人手中的敦煌遗书也有一定的数量。
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敦煌遗书，其主体部分是从敦煌直接押运来的。这一部分约有14000号，此外通过文化部调拨、个人捐赠、图书馆出资购买等各种方式，收藏约2000号。近年在敦煌遗书修复的过程中，将其背面的古代裱补纸揭下，续编数百新号。这样，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的总数，现为16500号左右。其中绝大多数为汉文，也有少数藏文、回鹘文等非汉文遗书，但数量较少，只有数百号。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敦煌遗书，就其绝对量(指总长度)而言，约占全世界敦煌遗书总数的三分之一强。
中国各地的图书馆、博物馆也收藏不少敦煌遗书。较为重要的有：敦煌研究院、敦煌县博物馆、天津艺术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北京市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博物馆、上海图书馆、安徽博物馆、山东博物馆、江苏博物馆、江苏图书馆、浙江博物馆、浙江图书馆、湖北博物馆、天津图书馆、山西博物馆、旅顺博物馆、台湾“中央图书馆”、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其他诸如四川、重庆、贵州、辽宁等各地的图书馆、博物馆，大都均有收藏。乃至一些地县级的文博部门，大学与研究机构的图书馆，有的也有收藏。特别是河西走廊诸多地区的文博部门，几乎都有收藏。
除了各地的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博部门外，各地的文物商店、古旧书店，有的也收藏有敦煌遗书。比如北京的中国书店，天津的文物商店、上海、甘肃的有关文物商店等。此外，佛教寺院也是收藏敦煌遗书的一个重要单位。中国的佛教寺院从来有收藏书画文物的传统，敦煌遗书也是其中之一。北京、上海、杭州、苏州、南京、乃至五台山的一些寺院，都收藏有敦煌遗书。
中国的部分私人收藏家，也收藏有一些敦煌遗书。这些遗书，有些至今秘不示人，或仅在私下转手买卖；有的则时时可在各文物拍卖市场上见到。
上述各图书馆、博物馆、文物商店、寺院、私人收藏的敦煌遗书，大部分已经公布，也有些一些至今尚未公开。其中汉文敦煌遗书的总数，大抵在3000号上下。
中国国内的非汉文敦煌遗书，主要是藏文，集中收藏在河西走廊诸多地区的文博部门，总数约3400号。河西地区的这些非汉文遗书，是否也出自藏经洞，尚需进一步研究。除了河西走廊外，国内其他单位也有一些零星收藏。
以上中国国内收藏的汉文敦煌遗书总数，约超过19000号。非汉文遗书总数约不足4000号。
其次是英国的收藏。
英国的敦煌遗书目前收藏在英国图书馆印度与远东部，都是斯坦因搞过去的。由于历史的原因，这批遗书中的汉文部分，归该部的中国部负责管理；其中的非汉文部分，则归该部的印度部负责管理。归中国部管理的汉文部分分别编在Or8210与Or8212等两个大号下。Or8210中收入斯坦因1907年第一次到敦煌所得遗书与1914年第二次到敦煌所得的500多个大卷子，总数约14000号。其中前7000号相对比较完整，后7000号则大抵为残片。还有20余号木刻品。Or8212中收入斯坦因1914年第二次到敦煌所得残片1000多号。由印度部管理的非汉文部分中，也夹杂了100多号汉文遗书。这样，英国所藏汉文敦煌遗书总计为15000多号。
由印度部管理的非汉文部分，主要包括梵文、于阗文、粟特文、藏文、龟兹文、回鹘文等各种文字。这些遗书有些已经整理编目，有些尚在整理，至今缺乏完整的目录。总数在2000号到3000号左右。
由于种种原因，个别英国人手上也收藏有中国的敦煌遗书。据我所知就有两件汉文遗书。其中一件为彩绘佛像的《佛名经》，五代写卷。此外，英国的一个拍卖公司也收藏几件敦煌遗书。
英国收藏的敦煌遗书，约占全世界敦煌遗书总数的三分之一。
再次是法国的收藏
法国的敦煌遗书收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都是伯希和弄过去的。汉文部分总计4000余号。由于法国编目时，将修复时揭下的残片与原卷编在一起，不像英国、中国那样另编新号。因此，法国的一号中，往往包括许多小号。总数则显得并不多。
法国的非汉文遗书，主要是藏文，根据最近的编目，为3375号。其他文字遗书，包括西夏文、龟兹文、粟特文、回鹘文、梵文等，共计约有数百号。
第四是俄国的收藏
俄国的敦煌遗书收藏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原苏联列宁格勒亚洲民族研究所)。基本上为汉文遗书，编号多达近19000号，均为奥登堡探险队1914年在敦煌所得。众所周知，1910年，中国政府已经将藏经洞中剩余敦煌遗书悉数押运北京。因此，1914年奥登堡探险队到达敦煌时，藏经洞已经空无一物。奥登堡探险队从敦煌当地乡民处收购到较大的卷子200多个，其余18000多号残片，大都是在莫高窟各个洞窟发掘所得。不过，其中有些残片可以与中国、英国、法国的收藏品缀接。由此可见奥登堡探险队也得到部分原本出自藏经洞的残片。既然藏经洞已空，他们又从何处得到藏经洞残片？这个问题现在还是一个谜。如果仔细研究奥登堡探险队的工作日记，或者可以解答这个谜。
第五是日本的收藏
日本所藏敦煌遗书有两个特点：第一、除了大谷探险队所得是从敦煌当地搞到的以外，其余敦煌遗书都是通过各种途径，从中国私人手中购买的。第二、日本的收藏比较分散。公私收藏单位非常多，但大部分收藏单位的收藏量都不大。
日本收藏敦煌遗书最多的是大阪杏雨书屋。这是日本武田财团所属的一个古籍收藏单位，也是日本比较着名的中国古籍收藏单位。杏雨书屋所藏敦煌遗书的主体部分，是李盛铎旧藏。李盛铎的敦煌遗书，则是1910年敦煌遗书奉命解京时，串通押运人员窃取的。李盛铎死后，他所收藏的400余件敦煌遗书精品，由其后代拿到日本兜售。经过着名敦煌学家羽田亨的鉴定，全部入藏杏雨书屋。其后，杏雨书屋又通过其它途径陆续增加收藏，现收藏总数已达700多号，成为日本收藏敦煌遗书最多的单位。这批遗书至今还没有公布。此外收藏数量较多的还有东京的书道博物馆、京都国立博物馆、三井文库、大东急文库、国会图书馆、大谷大学图书馆、龙谷大学图书馆、唐招提寺、京都有邻馆、天理图书馆、宁乐美术馆、九州大学文学部等等。日本的一些私人也有相当数量的收藏，并不时出现在日本的拍卖市场上。日本收藏的敦煌遗书总数，大体在2000号以内。
除了上述大宗收藏外，印度新德里博物馆、西欧、北美也有一些国家图书馆、博物馆，包括一些私人，收藏若干敦煌遗书，但数量就比较少了，总数不过数百号。
综合上面的资料，如果不计敦煌出土的幡画、佛像等各种其他文物，全世界的敦煌遗书总计约在69000号。其中汉文遗书约为59000号，非汉文敦煌遗书约为10000号。
应该说明：
第一、上述59000号汉文敦煌遗书绝大部分都是从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而10000号非汉文遗书的来源则比较复杂，有些是藏经洞中的收藏品，有些则原来收藏在敦煌的其他洞窟中。
第二、所谓“号”，是各收藏单位为管理入藏的敦煌遗书所给的编号。编号时，一般的方法是：无论长短大小，一个独立件即为一号。也就是说，有的敦煌遗书很长，达几米，十几米，甚至几十米，称为一号。有的敦煌遗书则很小，只是巴掌大，指甲盖大，甚至更小，也称为一号。此外，有不少敦煌遗书，原来本属一个卷子，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被撕裂为几件，甚至十几件，因而也就被编为几号，乃至十多个号。还有，敦煌遗书形态复杂，各收藏单位管理方式也不一样。有的收藏单位，一个号中有时包括几个，甚至几十个相互独立的遗书。所以，同样是一号，情况千差万别。
第三、在古代，敦煌遗书由于长期使用，难免有破损等情况。古人往往随便剪下一块其他废旧纸张，贴补在破损卷子的背面。有时一个卷子，会重重叠叠贴上几十块这样的裱补纸。各收藏单位为了更好地保护这批珍贵的文物，往往在修整时将这些古代的裱补纸揭下。这些揭下的古代裱补纸，有些空白无字，有些上面也抄写了各种各样的经典、文书。于是又被编号收藏。如俄国所藏数量虽多，绝大部分为甚小之残片及从写卷背面揭下之古代裱补纸。英国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在敦煌遗书的修整过程中，也揭下不少古代的裱补纸。这样，各单位所藏敦煌遗书的编号，随着修整工作地展开而不断增加。
所以，号数的多少并不能正确地说明该收藏单位所藏敦煌遗书的真实情况。
如果我们排除上面提到的诸多因素，将可以缀接的残卷尽量缀接起来，将下余那些较小的残片、碎块略而不计，将非藏经洞的遗书一律剔除，则就汉文遗书而言，总数大约不足30000号。其中收藏在中国国内的有13000多号，收藏在英国的有7000到8000号，收藏在法国的有4000多号，收藏在俄国的约不足1000号，收藏在日本的约2000号。其他数百号散藏在世界各地。
还应该说明得是，藏经洞发现之后，特别是敦煌遗书在社会上流传开来以后，有些人为了牟利，伪造了一批假的敦煌遗书。近年来，关于假敦煌遗书的问题被炒得很热，有的学者认为日本收藏的敦煌遗书绝大部分都是假的，以至造成“谈卷色变”的形势。根据我多年在中、英、日、法、俄、印等诸国的考察，假卷的确存在，包括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中，也发现个别假卷。相对而言，日本的有些收藏单位，及中日两国私人收藏的卷子，假卷子的比例要略高一些。虽则如此，其比例也没有达到绝大多数都是假的这样一种程度。有假卷子的收藏单位，其真假卷子各自所占的比例，也各有不同。
在此，我要呼吁至今尚未公布所藏敦煌遗书的单位与个人，将所藏的遗书尽早公布出来。敦煌遗书固然是一种珍贵文物，但文物要经过鉴定，才能证明它的身份；要讲究流传有绪，才能提升它的价值。将所藏遗书公布出来，经过鉴定与着录，不但可以起到保证身份，而且可以产生提升价值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