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

　　宋志明

　　核心提示：中国哲学浓缩地反映出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社会心理、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认知结构等等，简言之，浓缩地反映出中华民族的特有传统。中国哲学的民族性也就是中国哲学区别于其他民族哲学的特质，这种特质构成中国哲学独特的精神风貌。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大体上可以概括为自强不息、实事求是、辩证逻辑、以人为本、内在超越、有容乃大等六点。

　　1自强不息

　　中国哲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两千多年以前，我们先哲就创立了独特的哲学思维模式，创立了一个个独具特色的哲学理论体系，标志着中华民族很早就进入了高度抽象的哲学思维阶段。与古希腊哲学相比，中国哲学不但毫不逊色，并且保持着更旺盛的生命力。中国哲学源远流长，绵延数千年而从未中断过。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中国哲学浓缩地反映出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社会心理、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认知结构等等，简言之，浓缩地反映出中华民族的特有传统。中国哲学的民族性也就是中国哲学区别于其他民族哲学的特质，这种特质构成中国哲学独特的精神风貌。我认为，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下面六点。

　　《周易·乾卦·象传》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最能体现中国哲学的积极进取意识。中国古代哲人崇尚健动，以动态的眼光看待世界、看待人生。在他们看来，宇宙是生生不息、流迁不止的运动过程，不存在任何一成不变的东西。《易传·系辞》上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一个“生”字最能体现中国哲学的特有风格。古希腊哲学家从“有”(存在)开始他们的哲学思考，中国哲学家从“生”(形成)开始自己的哲学思考。由于彼此的思路不同，古希腊哲学的理论思维成果是原子论；而中国哲学的理论思维成果是元气论。“气”与原子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既是宇宙万物的质料因，又是宇宙万物的动力因。这种动态的、有机的宇宙观是中国哲学的独到之处。

　　中国哲学家立足于动态的宇宙观，也以“生”作为人类社会的最根本原则，他们鼓励人们积极进取，奋发向上，高扬乐观主义精神。中国哲学教导我们，尽管人生的道路并不总是平平坦坦、一帆风顺，难免会遇到艰难险阻，但前途毕竟是光明的。按照《易传》的说法，总会有“否极泰来”的那一天。《易传》在解释六十四卦的卦序时指出，易经之所以把“未济”卦放在最后，就是表明发展、生化的无限性，帮助人们燃起心中的希望之灯。这种自强不息、尚健尚动、奋发进取的意识，无疑是中国哲学的精华。

　　2实事求是

　　与自强不息的进取意识相一致，中国哲学家特别关注现实问题，使传统哲学形成注重人生实践的品格。《汉书·河间献王传》称赞河间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这里“实事求是”一语恰当地概括出中国哲学注重实践的品格。西方哲学有“为知识而知识”的传统，哲学家研究理论问题、探求知识，只是为了弄清道理，满足求知的欲望，并不问这种知识是否有实际的功用。在西方，有“哲学源于新奇”的说法。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不同，哲学家并不从纯粹的理论兴趣出发探求知识，而是把“求是”即探求知识同“实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主张为“实事”而求知识，求那种可以解决实际问题的实用的知识。

　　基于重知的传统，西方哲学家特别重视建立理论体系，重视概念的界定和逻辑推理；基于重行的传统，中国哲学家不怎么看重理论体系的建立，而特别看重理论的实践效果，看重做学问和做人的一致性。翻开中国哲学史，人们不难发现，中国古代哲学家没有像西方哲学家那样写出许许多多大部头的哲学专著，他们习惯于用短文、札记、书信、语录、注疏等形式表达自己的睿智哲思。他们当然有自己的哲学，不过他们的哲学往往不仅仅是表现在语言文字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他们的人生实践当中。例如，孔子本人并没有写出什么大部头的宏篇巨著，只有弟子记载他的言行形成的一部不到两万字的《论语》，然而他的言论却是后世儒家心目中的经典，他的行为举止却是后世儒家效法的楷模。孔子也正是因此而获得“世界文化名人”的盛誉。

　　3辩证逻辑

　　与注重发展、注重有机联系的宇宙观相联系，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思维比较发达。正如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的那样：“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与此相应，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的宇宙的哲学。”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普利高津也有类似的看法。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极其丰富，关于变易发展、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物极必反、整体联系、生化日新等等问题，历代哲学家都有相当精彩的论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已达到欧洲中世纪不可比拟的程度，凝结着中华民族的聪明睿智，是先哲留给我们的一笔珍贵的思想遗产。

　　中国古代的辩证法思想以阴阳为基本范畴。关于阴阳范畴的来历，传说为伏羲所画，但不可确考。学者们的说法大致有三种。一种是两性说，认为阳是对男性特征的抽象，阴是对女性特征的抽象。另一种是蓍草说，认为古人用蓍草占卦，中间有结的蓍草为阴，中间没有结的蓍草为阳。再一种是山体说，认为山朝向太阳的一面为阳，背着太阳的一面为阴。我们觉得第三种说法比较贴切，同《易传》中“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的意思比较接近。无论哪一种说法，都肯定了这样一点：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注意从两点论的角度看待世界，而不是从一点论的角度看待世界。以阴阳范畴为核心，在先秦时期形成三个辩证法学说系统。第一个系统是道家的“贵柔”辩证法，以老子为代表；第二个系统是兵家的“尚刚”辩证法，以孙子为代表；第三个系统是儒家的“执中”辩证法，以《易传》为代表。

　　4以人为本

　　当古希腊的哲学家把目光投向自然、印度哲学家把目光投向超越的彼岸的时候，中国哲学家则把目光投向人类自身。中国传统哲学十分重视人事论问题的研究，不太关心纯粹的自然哲学问题。当然，中国哲学家也不是不涉及自然哲学问题，他们同古希腊哲学家的区别在于，他们探讨天或自然的时候，总是同人事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汉书·司马迁传》上说的“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孔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明确地提出人道原则，形成了儒学的一个基本特色。后世儒者纷纷把论证人道原则当作自己的宗旨。孟子认为，治理国家应当以民为本。在他看来，人民、社稷、君主三者之间的关系应当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就重要性而言，首先是人民，其次是象征着国家政权的社稷，最后才是君主。道理很简单，只有获得人民的拥护，国家政权才会具有稳固的根基；国家政权有了稳固的根基，君主的位子才会坐得住。孟子这种“民贵君轻”的民本主义思想，虽然没有达到以民权为核心的民主主义的高度，但冲击了君权神授的传统观念，表现出远见卓识的政治智慧。先秦另一位儒家大师荀子恰当地把君主和民众之间的关系比作船与水的关系，比孟子更透彻地阐发了“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

　　在道家倡导的自然原则中，也蕴含着以人为本的精神。老子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同样把人事论作为全部哲学思考的归宿。在他的“道法自然”的主张中，包含着顺应民心之自然的意思。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四十九章)就是说，圣人并不为自己的私利着想，而是为天下百姓着想。在老子倡导的自然原则中包含着公平的原则，他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七十七章)他认为“天之道”是公平的，而现实中的“人之道”是不公平的，对当时社会中的种种不公平现象提出严厉的批判，指责当权者“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道夸。非道也哉！”(《老子》五十三章)他指出，正是因为统治者贪得无厌，不顾人民的死活，才造成人民生活困苦、社会秩序混乱的局面。

　　在中国哲学以人为本的精神中，包含着尊重他人、尊重民意、与人为善、利群利他、忧国忧民、严于律己、推己及人、向往高尚人格等合理思想，曾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发生极大的影响。

　　5内在超越

　　与中国古代哲学的以人为本的精神相一致，哲学家们常常把人生论与宇宙观合在一起讲，把现实中人生道路的探索同理想的价值目标的追求合在一起讲。他们讲哲学的目的，一方面在于认识世界、指导人生，另一方面在于确定价值取向，寻找安身立命之地，以便成就理想人格。但是，他们并不企慕超验的彼岸世界。从前一方面看，中国哲学表现出现实主义品格，倡导经世致用的入世精神，看重实用理性，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内在性”；从后一方面看，中国哲学又表现出理想主义的品格，要求超凡入圣，看重价值理性，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超越性”。在中国哲学中，内在性与超越性是统一的。

　　如果我们把中国古代哲学的人生价值观同中世纪其他民族的人生价值观比较一下，可以对中国哲学讲究内在超越的特质看得更清楚。拿西方人来说，他们向往的理想境界是天国而不是人间；他们心目中的理想人格不是“人”而是“神”，即所谓“上帝的选民”。按照《圣经》的说法，人类的始祖夏娃和亚当是因为偷吃了智慧果被上帝逐出伊甸园的，因而人生来就有罪，称之为“原罪”。人只有洗清“原罪”，才可能重新返回天国。如此说来，人是不可能自己解救自己的，必须靠上帝的恩惠才能超凡入圣，实现终极的价值目标。由此可见，西方人的人生价值观以“外在超越”为基本路向。按照印度佛教的说法，人一生下来就掉入“苦海”之中，因而人生是不值得留恋。茫茫苦海，回头是岸，与人生相对的彼岸就是佛国净土。基督教和佛教的具体说法有所不同，但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否定人生的价值，追求超越的终极价值目标，都选择了一条外在超越的路向。

　　同基督教和佛教不同，中国哲学选择的是内在超越的路向。所谓“内在”，是指肯定人生的价值，肯定在人性中存在着自我完善的内在根据，因而不必否定人生的价值，不必寄希望于外力的拯救与超拔；所谓“超越”，是指设定理想的价值目标，以此作为衡量自我完善的尺度，作为意义追求或形上追求的方向。在中国哲学中，超越性与内在性是联系在一起的，并不同彼岸世界相联系，因而没有神性的意味。照中国哲学家看来，超越的依据并不是神学意义上的彼岸世界，而是哲学意义上的本体，用中国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道或理。道或理既是宇宙万物的终极本体，也是人生的最高准则。道或理不在宇宙万物之外，也不在人类生活实践之外，这就叫做“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所以，在中国哲学中内在性与超越性是统一的，这就形成了中国哲学“内在的超越性”或“超越的内在性”的品格。

　　与内在超越的路向相联系，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无神论思想较为发达。尽管也存在着哲学与宗教神学融合在一起的情形，但哲学始终保持着独立的品格，没有成为宗教神学的婢女。这是中国古代哲学与西方中世纪哲学显然不同的一个特点。

　　6有容乃大

　　虽然中国传统哲学发端于中原地区，其创始人皆为汉族人，但中国哲学的受众绝不仅限于汉族，中国的少数民族大都认同中国哲学。中国哲学是中华民族的哲学，是中国各个民族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在中国古代，多次发生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情形，可是掌握了全国政权以后，都接受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或者说融入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之中。众所周知，程朱理学在封建社会后期占据思想领域中的统治地位，之所以会如此，同元、清两朝少数民族统治者采取的扶植政策有密切的关系。

　　中国哲学有独特的发展道路，但并不固步自封，并不拒斥一切优秀的外来文化。中国哲学家有覃思精察、析入毫芒的头脑，也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他们善于发扬本民族哲学的优良传统，也善于取他山之玉攻自家之石，学习、借鉴、吸收、融会外国哲学的理论思维成果，并且进一步发展中国哲学，使之获得新的理论形态。在中国哲学史上，有四次比较大的中外文化或哲学的交流，都曾对中国哲学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第一次是印度佛教的传入。东汉初年，佛教经西域传入内地，过了若干年后，佛教完成了中国化历程，形成了禅宗这样一种具有中国风格的佛教宗派。佛教最后汇入中国哲学的主流，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宋明道学。第二次是明末基督教和西方近代科学的传入，促使中国哲学发生变化，涌现出王夫之、方以智等著名哲学家，他们对中国哲学作了出色的总结。第三次是西方进化论思想以及其它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学说的传入，引起中国哲学在近代的变革，出现了康有为、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等学贯中西的哲学家。第四次是“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入，引发中国哲学在现代的变革，使之面貌焕然一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同民族形式以及民族文化传统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