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佛教起源的探讨
梁茂良
大乘佛教的兴起明显与部派佛教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自佛陀创立佛教以后,对教理的追求渐成为教众的修行焦点。其实,在原始佛教时期,著重的是现世生活上的解脱。在阿含经上,每说到佛陀说法完毕,教徒都是欢喜奉行的情况,可见一斑。虽然,在这时期亦有对教理的解说,如四谛、五蕴、八正道、十二因缘,但均是为配合修行,只是一些根本的义理。
当发展至部派佛教时期,因承传与地域的不同,形成不同的教团,成份复杂,对教理亦渐显出不同的态度与立场,各自发展。到公元前百年左右,更发展至二十多个部派,如说一切有部、正量部、化他部、经量部等。加上论书(阿毗达磨)的涌现,各部对教理均有不同的演译,甚至到达烦琐的地步,令原始佛教那种投入生活实践的活力渐渐消失,与教众的距离愈来愈远。在这种情况下,佛教变得好像只是为一部份精英份子而存在的,失却原先的生命力(三枝充,1998,P102)。
其实,作为一个广度有情,解脱众生苦恼的宗教,一定要开放给一切有情众生才对,否则只会走上被摒遗忘之途。结果引发出后来的回归佛陀本怀的活动在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这便是大乘佛教兴起的背境原因。
一般相信,大乘佛教是由在家信众首先引发兴起的一种回归释尊精神(令一切众生成佛)的运动(讲义P71),再配合当时的佛学思潮而产生的。大乘就是大车(maha-yana)之意;而小乘则是小车(hina),为“低劣”的车子,是大乘佛教兴起之时,对以前的所有部派佛教的贬称。当然,所有小乘佛教徒是不会认同这种称呼的(讲义P65)。大乘佛教认为本身比小乘更殊胜的地方,在于它不分对象,能将一切众生正确地载往真实“觉悟”的境地。行大乘道的人,称为菩萨(bodhisattva);行小乘道的人,则称为声闻(sravaka)和缘觉(pra-tyekabuddha)(讲义P65)。
传统的部派佛教,接受国王、贵族在政治与经济上的援助,存立于安定与优厚的社会基础上,自然跟一般民众远远隔离。他们致力于烦琐的教理研究,修褝冥想,集中全力于自我、独善的修待。在意识上,部派佛教回避群众,加上群众所渴求的并非这些艰深的教理与严苛的实践。因为若拘泥于这种情况下,群众亦无法过正常的生活。在这种桎梏的环境下,渐渐激发教众对佛陀永恒的怀念。在印顺法师所著的《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11-15页)(讲义P58)中说:“佛般槃所引起的,是佛弟子对于佛的永恒怀念。”这种怀念爱慕,并未因时间的过去而冲淡,反之通过不同的形式表达出来,例如建佛塔来供奉舍利(sarira)、佛钵等遗物。佛陀当年曾游历说法的地方,均已成为佛教的圣地,不断引领教众朝圣膜拜。
另一方面,佛陀的一生事迹,亦不断被传说赞扬,成为十二分教中的“本生”、“譬喻”、“因缘”的主要内容。在这些广泛的传说中,菩萨的慈悲发心,无限的精进修行,誓愿力与忘我利他行为,充份而清晰显现,将一幅菩萨道的庄严历程,树立在教众面前,成为佛弟子修学的榜样。这间接指出佛与一般比丘之间的不同。本来,佛也称阿罗汉,但阿罗汉的不究竟,渐被揭示出来。这种佛陀圆满究竟信仰与理想,当遇上部派佛教的停滞不前,渐渐激出大乘佛教来。
这种激发并非突然而来的,而是渐次成熟的。正如如石法师所说:“初期大乘经典之思想型态与佛弟子的心理需求是相呼应的。”大乘思想的经典在部派后期愈来愈多,且受到相当的重视,这就是主导大乘起源与开展的原动力。
而从历史的角度看,在漫长的佛教发展史上,早在原始佛教时期,已开始有大乘思想的经典结集出来。撇除部份神话传说,较有说服力的应是在第一次王舍城结集时,另有窟外的大众结集,其中包括大乘经。这催生了大众部的成立,而大众部的开展,亦催促了大乘佛教的成长与成熟。
现时,一般学者均认同般若思想为大乘的先河。据《小品般若经》所说:“般若波罗蜜,当流布南方,从南方流布西方,从西方流布北方。”这亦是大乘佛教发展的路向,由南而西而北。
因此,大乘佛教极有可能是(小乘大众部)的延伸,也是对小乘佛教的反抗。大乘佛教将原已被僵化的佛教还原,重新回到佛陀的本怀,当时自然引起小乘各部派的不满,甚至唱出大乘非佛说或大乘是魔说的口号。其实,不论是大乘或小乘,其源头均是由原始佛教而来,直至《法华经》出,将大小三乘汇归一乘,调和了大小之争。
无可否认,大乘佛教的兴起的原因相当复杂,它并不是在某时某地急速兴起的,而是在经过漫长时间,在各处如火如荼展开的宗教改革运动,将不同的修持取向,彼此混合连结,最终结聚成大乘佛教。所以,即使以前部份佛教教义并不含藏在内,但大乘佛教却保存了不少佛陀的根本精神与根本立场,这点是相当重要的,对日后佛教的发展,起著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