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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藏传佛教的“宗派无偏向”与宗教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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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藏传佛教的“宗派无偏向”与宗教对话

班班多杰

关于藏传佛教各宗派之间的对话问题,说来话长。2005 年,我到山东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去讲藏传佛教。讲完后,学院一位研究基督教的女教授向我问及藏传佛教里有没有关于宗教对话的内容。当时我一下愣住了,没有回答上来。我说,藏传佛教中好像有这样的思想,或者说有类似于这样的论题,不过现在我还一下想不起来,您容我想一想再回答。当时我在山东苦思冥想了好几天,也没有想起来,回到北京后,在一次看书的过程中突然看到了藏传佛教史上出现的“热麦”[rismed] 一词,便一下子想到了那位女教授提到的关于藏传佛教史上宗教对话的问题。当时我马上拍案说,“热麦”不就是宗教对话吗? 这真可谓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热麦”是藏语,全文叫“卓塔热麦”[grubmtavrismde] ,翻译成汉语就是 “宗派无偏向”的意思。那么宗派无偏向与宗教对话又怎么样联系得起来呢?这就要了解宗派无偏向的缘起及涵义。

这个问题的缘起是这样的。清代康区着名藏传佛教学者嘉样钦则汪波、工珠元丹嘉措,在康区针对藏传佛教中宗派林立、彼此纷争、互不统辖、殃及社会的状况,掀起了一场藏传佛教的“宗派无偏向运动”。“宗派无偏向运动”有以下几层涵义:“作为一个佛教宗派要断除自己与其他宗派之间的亲疏好恶的偏向关系”[1] 。具体讲,“在雪域藏地,出现了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等许多不同支系的宗派,这些宗派不应秉持自己的偏向而对其他宗派进行蔑视、轻视、破立,每个宗派都要保持自己的清净见行,这就叫做‘宗派无偏向’。与此相反者,即为宗派有偏向者。如果将‘宗派无偏向’理解为各个宗派之间在话语、教授、实修、见解等方面相互混淆、彼此混杂,则不是对‘宗派无偏向’的误解,就是颠覆。”[2] 这就是“宗派无偏向运动”的基本内容。根据我的理解,首先,藏传佛教的每个宗派都要恪守自己宗派的教义、教法、教规,要做到楚汉河界、泾渭分明,不可在各宗派之间模糊边界、彼此混淆。也就是说,“宗派无偏向”不是不要宗派,而恰恰是每个宗派都要保持自己的特殊性、差别性。所谓宗派即 “成就之边际”[3] 。这个意思是说每个宗派者各自都要信守住自己所尊奉宗派之思想底线而不动摇。其次,保持各宗派的个性并不意味着各宗派之间就 “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宗派与宗派之间必然有联系和来往。“宗派无偏向运动”就是要求,各宗派的人在讲授其他宗派的教义、教法、教规时,要俨然以这个宗派的姿态出现,要原原本本、原味原汁的讲述他们的教义、教法、教规。换句话说,要完全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说对方的话,而不能自说自话,更不允许蔑视、轻视、小看其他宗派。即,每个宗派之间要保持平等的地位,要互相尊重。唯有这样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各宗派之间才能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形成对话而不是对抗的格局。如此看来,宗派无偏向中包含着宗教对话的意味。

这正如有些学者说的,多元宗教参与和多元宗教认同的问题。具有某一种宗教信仰的人融入到别的宗教传统之中,成为一个内在的参与者,而非仅仅是一个外在于该宗教传统的观察者,即内在的参与者而非外在的观察者,最后竟然在不放弃自己原有信仰的同时,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另外一种甚至几种宗教传统的核心价值和信仰。那么,这位信仰者便可以说具有了多元宗教的认同[4]。

藏传佛教格鲁派着名学者五世达赖喇嘛(1617~ 1682 年) 就是这样一位人物。他一方面与宁玛派交往,注解、刊刻宁玛派的经典文本,深入到其教义大圆满法中进行深入修炼,甚至直接就以宁玛派自居。五世达赖在他的自传中说:“从七月起,利用一个半月时间,我在素尔金刚持身前聆听了很多显密教法,特别是请教了洛扎达玄的大圆满法和贡巴桑塔的炼法。我认为,如果坚持练下去,就不难修成光明虹身,真是饶有趣味。”[5] 不仅如此,五世达赖还“在噶丹桑阿林寺,由以达隆巴兖为首的六十六名画匠绘制了十六罗汉、宁玛派的三修习本尊、八大法行、北藏派金刚橛、催破手印本尊、退敌天女、永宁地母十二尊、遍入天、白色伏魔、四部力士、五身王、新密之密集大威德、尊胜佛母、度母、黑白六臂观音、内外密阎罗王、毗沙门、博克孜等;在天窗檐处绘制了本尊护法的上师传承、守门四大天王;在门楼绘制了生死轮回图等。”[6] 这说明五世达赖喇嘛不但深入修持宁玛派的大圆满法,还传扬宁玛派的许多特殊教法、仪轨、神祗等。

五世达赖作为清代格鲁派的首领以及西藏地方的政教领袖并非一贯倡导各宗派一律平等的主张,曾一度萌生了将藏传佛教的主要宗派更弦改张,融摄为格鲁派的念头。他在自传中公开的暴露了这一想法:“当初我曾考虑让萨迦、噶举和宁玛派无立身之地,并让他们逐步改宗。对此,本派的许多贵贱僧人也曾赞同并鼓动。这对我们本宗派如果有利,或许还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最终会对人有害,于己无利,同‘造何种业,得何种果’的道理一样,阻力大而必要性小,故不必使各宗派改宗易规,不应效尤强者难容弱者,断其财路僧源的坏榜样。所以,我把修复镇肢寺、镇节寺等为藏区百姓的平安幸福应做的一般和具体的经忏法事,色拉、哲蚌寺兴建金顶和佛像、新建经堂;热浪寺绘制壁画等各种事项都按照所说的那样记在备忘的纸卷上。”[7] 这说明五世达赖虽然有这样的念头,但经过深思熟虑后觉得这样做会损人不利己,并且还会遭受因果报应铁则的惩罚,因此未能实施而作罢。

藏传佛教觉囊派的着名学者多罗那它(1575~ 1634 年) ,“从他三十一岁至三十八岁的八年之中为不分教派的众多弟子广为讲说显密经论,修复和新建觉囊派的母寺和子寺,并新建了镀金的弥勒大铜像等殊胜的佛像,新建了觉囊寺的拉章,广兴佛教功业。在他的传记的下册一百零八页背面的末行中说:“只认为自己的见地殊胜,把别的教派的佛教徒当作仇敌,对外道更是连名字都不允许听见,把这些愚蠢的行为当作是有见识,真是可笑! “他斥责了那些只为自己宗派的利益着想、不顾人民的苦乐及民族的命运的人,他自己对所有的教派都一视同仁”[8] 。多罗那它虽然是饮誉全藏的着名学者,但他所尊奉的觉囊派在藏传佛教史上是一个很小的派别,且觉囊派的特殊教法他空见与格鲁派的自空见针锋相对、势不两立。因此他在世时,格鲁派中的某些人以势压人,使势力弱小的觉囊派遭遇了很多不公正的待遇。以上多罗那它所讲就是对这些强势政策的一种控诉。“据说多罗那它的着作很多,但是在他去世之后,五世达赖喇嘛将觉囊寺改为格鲁派,改寺名为甘丹彭措林,并将该寺的全部木刻书版盖印封存,不准刷印,所以现存的多罗那它的着作很少有完整齐全的。”[9] 这说明了五世达赖在对待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时公正之心战胜了偏私之心,给予了它们存在和发展的空间,但是相比之下弱小的觉囊派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历史上觉囊派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是人所共知的。

嘉样钦则汪波、工珠元丹嘉措提出“宗派无偏向运动”的学理根据是什么呢?在他们看来,藏传佛教各宗派的教义、教法、教规虽然名目繁多、五花八门,且每个宗派都认为自己是佛教的正统传承,但归根到底佛只有一个思想。佛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根据不同的听众,讲不同的佛法,这是由佛的方便法门所决定的。所以佛法也就有了义和不了义之别。不同宗派的不同思想也是对佛法的一种不同的理解和诠释,从各自不同的角度看也都是正确的,也都是佛法而不是歪门邪道。我们平时所讲的“瞎子摸象,各执一词”体现的也就是这种状况。每个宗派都从自己的角度在逼近真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西方现代哲学提出了“所谓真理就是视角的真理”观点。西方学者西克说:“不同的宗教传统恰如信仰的彩虹,是对同一种神性之光的不同折射。”工珠元丹嘉措以宗派无偏向之书名撰写的《西藏宗教源流简史》便反映了这一还原与诠释的综合视野。此书之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将西藏的宗教按照时间发展的顺序,全面、系统、完整地呈现出来,其中不但包括了西藏的主流宗教藏传佛教,而且还包含了西藏传统宗教苯教。不但客观的呈现了他们自己所尊奉的噶举派,而且还体现了被某些派视为外道邪教的觉囊派,并且对他们的叙事方式做了客观的、自然的描述,对每一个派别的论述都是原始本然的,没有带任何是是非非的价值判断,或者评头论足的主观臆断。工珠元丹嘉措的这一叙事方式体现的是悬置判断、回到事情本身的现象学路径。

“目前,宗教对话理论中有所谓宗教之间对话和宗教内部对话的两种区分。简言之,宗教之间对话是指不同类型的宗教传统之间的对话,譬如基督教与儒家传统之间的对话,基督教与佛教之间的对话,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对话。宗教内部对话则是指某一种大的类型的宗教传统内部不同分支、流派之间进行的对话。譬如基督教内部浸信会、卫理公会、福音派等各种分支教派之间的对话。”[10] 而无论从宗教之间对话还是从宗教内部对话的角度来看,藏传佛教发展的历史都是对话性的。以上讲的是藏传佛教内部典型的对话案例,除此以外藏族在历史上还有藏传佛教与藏族传统宗教苯教之间的对话。这部分内容另文专论。

参考文献:

[1] [2] 东嘎?罗桑赤列. 东嘎藏学大辞典(藏文版) [M] .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 1917,1917-1918.

[3] 晋美旺波. 宗派建立宝蔓论[M] . 四川省阿坝县各莫寺弘法利生会,3.

[4] 彭国翔. 儒家传统——宗教与人文主义之间[M]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69-279.

[5] [6] [7] 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 五世达赖喇嘛传(上) [M] . 陈庆英,马连龙,马林译.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 195,313,218.

[8] [9] 木雅?公布. 觉囊巴?多罗那它生平简介[A] . 多罗那它. 印度佛教史[C] . 张建木译.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 286,288.

[10] 彭国翔. 儒家传统——宗教与人文主义之间[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76-277.

(来源:《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作者:班班多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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