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林寺与大悲寺：何为佛门正宗?
答案是:两者都不是!
江灿腾 (台湾佛教学者)
内地的“原了居士”于2007年9月22日写的一篇博客之文，标题为《同为出家人：大悲寺和少林寺的对比》，不久前，曾引起各方热烈的反应和高度的回响；连远在海峡对岸的我，也深刻感受到了。可是，基于长期的专业历史素养和对当代两岸佛教现况的密切观察的敏觉经验，我立刻进行反思并深感有所不安，所以也提出以下的看法，想再次就教于内地各位高明的读者。
凡看过“原了居士”博文的读者，都知道他在文中，首先以大量鲜明强烈对比的图片和扼要说明，来高度推崇新崛起的“大悲寺”僧众：他一一述说，彼等因能率先不设“功德箱”，以及能严格奉行早期佛教戒律中的托钵乞食、穿百衲衣、日中一食和不直接用手拿信徒捐献的金钱等多项标准遵戒行为，所以让彼等所接触的广大内地民众都大为惊佩，认为这才是正宗的佛门典范，并已有数万人因此而皈依彼等，成为信奉三宝的忠实佛教徒。
在其后相继出现的资料中，我们也逐渐了解：大悲寺中有部分寺僧，其实是来自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医生、艺术家等，亦即，他们不是如传统那样，是因家贫、多病或失意，才“看破红尘”而出家的僧侣，其实是具有现代性自觉的文化僧。
所以我认为，“原了居士”个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其实是以“同道者”的观点，来向社会大众作第一线的解说和强力推荐的。
但，问题的关键是，像上述这样用心，固然可敬，可上述“大悲寺”寺僧们的一切作为，是否都堪称为“佛门正宗” ？或能成为当代内地佛门效法的“典范”？在我个人来说，是持强烈怀疑的。其原因何在？我稍后会再说明。
在另一方面，和大悲寺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原了居士”还透过大量搜集到的鲜明图片，来对过度商业化和庸俗化的少林武僧作为，特别是对充满奢华轻浮市侩气的少林寺现任住持释永信，进行严厉批判，所以能立刻引起强烈广泛的共鸣。
因此，透过两者强烈对比，即能以私人的博客迅速感染和感动了成千上万的阅读者，甚至形成一股持续发酵的讨论热潮，迄今未歇！
对于上述的状况，作为一个专业的研究者，我想用条列式的扼要说明，提出个人的观点和若干建言，以响应内地媒体和佛教界诸多同道的询问。
首先，我要对大悲寺的寺僧们，表示对彼等目前所作所为的不同观点。因我认为即使相对于少林寺的过度商业化和庸俗化，新崛起的大悲寺的寺僧作为，充其量也只是对南传佛教如泰、缅寺僧的仿效而已。
虽然外表看起来是持戒清净，能守贫安道，示现端正僧行或僧貌。但佛教在中国的历史传播经验，已超过一千六百年以上，早已证明：原始佛教托钵僧的修行方式，在中国社会是无法长期存在的。
因为一旦“乞食”的托钵僧人数增多，社会的负担就会沉重，于是当社会经济衰退、民众生活困顿时，批评“乞食” 的托钵僧为社会“寄生虫”的声浪就会出现。所以，如何财务独立和自主的问题，若没有在出家之前先设法解决，终归是会陷于僧团难以长期为继的状况。
其次，我们知道，佛教的解脱道，不但要求戒、定、慧“三学”兼备，而且要有“大悲心”，也就是要有对社会性的人或事的关注。所以，近百年来，中国僧侣的宗教典范追寻，都是解行兼备和入世济度的。而当代海峡两岸的主流佛教思想，就是所谓的“人间佛教”思想。
即以台湾佛教为例，最动人的佛教志业表现，就是将“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转为证严尼师的慈济四大志业：医疗、慈善、教育、文化。证严尼师虽在台湾拥有数百万会员、年度捐款约十数亿元人民币，她还是坚持“济贫教富”、“ 分秒必争”、“步步踏实”。也就是在入世的佛教实践中，增长道业，而非离世以求解脱，精确地掌握了所谓“离世求菩提，犹如觅兔角”之意。
再者，我们也知道，佛门正宗的最佳典范，其实就是能将“大悲心”和“涅槃智”完美结合和运用的人。如果没有对社会大众苦恼有所关怀和帮助，也不能对佛教“涅槃智”的真理有所体证和宣说，那就不配称为佛教的典范或修道者。而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大悲寺的寺僧或少林寺的释永信和武僧都不及格。
例如，释永信对少林寺的禅文化的素养或佛教的社会关怀，都乏善可陈。试想，他最初是因武术高明冠绝当代，而成为少林武僧不可或缺的导师和因此而当上少林寺住持的吗？如果去除了“少林寺”这块招牌，释永信能强过其它武术杂技团的高明本领吗？所以，说穿了，他就是靠历史招牌的特殊关系而因缘际会成为一个商业化的佛门CEO而已！
最后，对于大悲寺的寺僧们，我同样也要质问你们，在道业的精进上，你们可否拿出像样的成绩给社会看看？对于成千上万的皈依信徒，你们能提供的“法布施”有哪些？真能对彼等的苦恼有所助益？“实践是检验真理最好的方法”，并非一句过时的老生常谈。所以今后，就以你们在宗教事实上的表现，来响应我以上的质疑吧。
本文因为篇幅所限，笔墨主要放在“破”上面，今后如有机会，我会将重点放在“立”上面，谈谈在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里，佛教、寺庙、僧侣等等，其所真正应该扮演的角色是什么。这在当今大陆佛教界，是一个需要正本清源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