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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玄奘西行及其翻译活动 第二节 玄奘西行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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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玄奘西行的历程

玄奘不外艰险,长途跋涉,孤身前往天竺求取佛教经典,历时十余年,行程五万余里,广学诸说而卓有所成,成为誉满五印的佛学大师。玄奘西行及其成果,对中国佛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节在吸取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先对玄奘西行的动机和出发时间作些分析考证,然后则对玄奘西行以及归国的基本历程作一简要叙述。

一、玄奘西行的动机

关于玄奘西行动机的研究和猜测,一直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作为全面叙述唯识宗形成和发展历史的著作,对此问题也必须做出说明叙述。

学术界对此问题一致的切入角度,是当时佛教发展的现状。玄奘出家和早期活动的时期恰恰是由繁荣的学派佛教向宗派佛教的过渡时期。转益多师固然很好,但从中发现佛教界对同一经典所显露出来的巨大的诠释差异,确实会令人萌生去圣地探求真意的强烈冲动。而不同学派之间,对于佛教经典各取所需,精彩纷呈固然好,但歧义百出不能统一的局面,对于佛教的发展确实是明显的隐患,作为弘法之雄杰,玄奘自然有结束这一局面以统一佛学教义的强烈使命感。[①]

玄奘出家后西行前的十余年间,于国内学习主要有三大重点:一是《大般涅槃经》,阐述“佛性真常”及“阐提有性”思想的经典;二是以《摄大乘论》为代表的建构唯识思想体系的论典;三是小乘佛教的经典。第一类重点放在真如佛性,探索成佛的必然性;第二类重点放在心识差别,讨论“惑业”与“果报”的关联性。而他所接触的部派论典,以“有部”、“经部”为主。这些部派,彼此间在诸如“三世有”与“现在有”等等众多问题上,观点常是南辕北辙;它们更与大乘法义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见解差异。特别是,除这些学派之外,隋代已经出现了后世称之为宗派的天台宗、三论宗以及境遇曲折的三阶教。玄奘博学多师,但却未曾拜访天台宗和三论宗的宗师。这是今人大惑不解的地方。

学术界注意到,玄奘在国内求法的十余年间,似乎未曾学习三论典籍,也不曾接触到天台思想。“这并非他个人一开始就有意识地排斥着三论与天台,或于大小乘之有宗学派情有独钟,而应是反映了其时北方佛教义学方面偏重有宗的传宏状况。他受到的是有部、经部与瑜伽行派的思想熏习;严格的毗昙训练,成就了他日后一贯的论师风格——慎思明辨,于不同学说之间,缜密分析其来龙去脉与异同关键,而不认同大而无当的,玄学式的融摄风格。他也多少修学过一些基本禅法,临危之际或是繁忙之中,都依然不忘至诚恳到以礼拜念诵观音菩萨,但不崇尚天马行空式的玄思冥悟。所以玄奘此时游学之旅的所学所思,反映的其实正是中国北方佛教质朴无华而以精严见长的义学风貌。”[②]

玄奘思想上存在的上述困惑,古代史籍也有叙述。如《行状》所说:“自是学徒改观,誉满京邑。法师既遍谒众师,备飡其说,详考其理,各擅宗涂,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经典内容“隐显有异,莫知适从”,这就是玄奘当时内心的困惑。此困惑在佛教义学上的焦点就是:“双林一味之旨,分成当现二常;大乘不共之宗,析为南北二道。纷纭诤论,凡数百年,率土怀疑,莫有匠决。”[③]他深知这与译经不全以及译经者的学派师承不同有关,因此而发大愿西行求取佛典。对玄奘这样立志高远的僧人来说,将愿行转化为实际的行动是必然的归结。

玄奘西行求法的动机是求取佛典。对此,玄奘的弟子们习惯直接将其具体化为求取《瑜伽师地论》。《行状》、《慈恩传》都说:玄奘“誓游西方,以问所惑,辨取《十七地论》以释众疑,即今之《瑜伽师地论》也。”这一想法,在天竺巡游时,有所表现。如《慈恩传》记载,玄奘至屈支国后,当地人对玄奘说:“此土《杂心》、《俱舍》、《毗婆沙》等一切皆有,学之足得,不烦西涉受艰辛也。”玄奘回答说:“此有《瑜伽论》不?”毱多说:“何用问是邪见书乎?真佛弟子者不学是也。”玄奘回答说:“《婆沙》、《俱舍》本国已有,恨其理疎言浅,非究竟说。所以故来,欲学大乘《瑜伽论》耳。又《瑜伽》者,是后身菩萨弥勒所说。今谓邪书,岂不惧无底在坑乎?”玄奘于天竺寻访《瑜伽师地论》,回国之后终将此巨著翻译成汉语,引入中土。

学术界一直认为,玄奘西行的另外一大动机是西行至天竺求法的先行者的示范,特别是东晋僧人法显的成功及其所撰《佛国记》,更直接激发了玄奘求取佛教经典的决心。

早期佛教的弘法主体是西域以及天竺僧人。据统计,汉代东来译经僧人十人,其中,来自天竺的仅仅四人,六人来自西域;三国魏、吴两国共有外国译经僧人十人,来自西域的七人,仅有三人来自天竺;西晋时外来译经僧五人,来自天竺的仅有一人。[④]可见,早期佛教之传入,是经由西域这一中介进行的,而且是以西域僧人为骨干的,因而许多佛教经典并非直接从梵语译出,而是由古代中亚地区的所谓“胡语”转折译出的。这样的一再转译,再加之译人的不谙汉文,使得译出的经典难于满足中土弘传佛法的现实需要。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随着佛教信仰的逐渐深入人心,作为佛教发源地和佛学最发达的地区,天竺成为了佛教徒向往的圣地。因此,躬身前往天竺瞻礼圣迹、求学访师便成为中土僧人的重要愿行。上述两方面的结合,便引发了持续近千年的西行求取佛法的运动。

现在学术界一致公认,中土最早的西行者是魏晋时期的朱士行。据《出三藏记集》卷十三载:

初,天竺朔佛以汉灵帝时出《道行经》,译人口传,或不领,辄抄撮而过。故意义首尾,颇有格碍。士行常于洛阳讲《小品》,往往不通。每叹此经大乘之要,而译理不尽。誓志捐身,远求《大品》。遂于魏甘露五年发迹雍州,西度流沙。既至于阗,果写得正品梵书胡本九十章,六十余万言。遣弟子不如檀,晋言法饶,凡十人,送经胡本……至陈留仓垣水南寺。[⑤] 此中,甘露五年即260年,经本送达内地的时间为西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朱士行弟子送回的经本,于西晋太安二年(303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至永安元年(304年)四月二日,由竺法寂、竺叔兰译出,名为《放光般若经》。朱士行则留居于阗,于八十岁时圆寂。朱士行虽然未能抵达天竺,但是,他令弟子送回的经本却对中国佛教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行为鼓舞了后世僧人的西行勇气。

朱士行之后,又有竺法护、康法朗、于法兰、竺佛念、慧常、进行、慧辩、慧叡、支法领、法净[⑥]等七次十人西行,但确实可考的唯有慧叡到达过南天竺,而其它僧人或仅抵达西域而返,或仅达交趾。此后,便有法显横空出世,以坚忍不拔的毅力,拖着年迈之躯,西行西域,抵达天竺,并且最终从风险更大的海路归国。

法显之西行,便是其中最有成效,对中国佛教影响最为深远的西行活动之一。法显大致是在371年至383年之间的某一年到达长安的。法显在长安十余年,萌生了西行至天竺求取戒律文本的宏愿,并且结交了四位志同道合的同伴。于是,在后秦弘始元年(399年),法显从长安出发西行求法,至东晋义熙八年(412年)七月十四日抵达长广郡(即今山东省崂山县北),历时十五个年头。七月底或八月初,法显南下至建康,在宝云等人的协助下,开始翻译经律。在建康,法显并且将其西行经历写了下来,这就是著名的《佛国记》。

法显的成功,首先自然是其带回的经律译出后对中国佛教所产生的影响,其次,其对求法运动的进一步高涨所起的推动作用,也是难以估量的。法显西行以及所撰写的西行游记,大大拓展了中土僧人的眼界,在当时就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如释昙无竭(法勇)招集僧猛、昙朗等二十五人,于宋永初元年(420年)“发迹北土,远适西方。”从陆路至中天竺,由南天竺搭乘商船返回广州,选择的道路与法显大致相同。这并非偶然,而是模仿法显所成。《高僧传》卷三《昙无竭传》明确说,昙无竭“尝闻法显等躬践佛国,乃慨然有忘身之志”,于是发愿西行,同行二十五人,归来者仅仅五人而已。昙无竭一行从中土出发之时,与法显返回建康仅有七年间隔,而此时《佛国记》已经写出,并且开始流传。由此可见,法显西行之事迹,确实有立竿见影之感召力。

法显之后,西行求法者便越来越多,至隋唐达到了顶峰。玄奘就是在法显大师西行事迹的鼓舞感召之下,毅然西行的。慧立《慈恩传》卷一所记玄奘大师自道西行之志曰:“昔法显、智严亦一时之士,皆能求法导利羣生,岂能高迹无追,清风绝后?大丈夫自当继之。”玄奘于是陈表西行,在未能获准的情况下,冒险出发西行,经历艰难险阻,终于大功告成。

二、玄奘西行首年考辨

记载玄奘西游起程年月的史料较多,基本的原始资料有《续高僧传》、《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西域记》、《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广弘明集》、《太宗圣教序》等。

《续高僧传·玄奘传》记载:“会贞观三年,时遭霜俭,下敕道俗,逐丰四出,幸因斯际,经往姑藏,渐至敦煌。”《慈恩传》、《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贞观三年秋八月……遂即行矣。”《大唐西域记·敬播序》记载:“以贞观三年,杖锡遵路。”《大唐西域记·辩机赞》:“以贞观三年仲秋朔旦,褰裳遵路,杖锡遐征。”《于阗上表》:“遂以贞观三年四月,冒越宪章,私往天竺。”《释迦方志》:“沙门玄奘以贞观三年,自吊形影,西寻教迹。”《法苑珠林》:“故以贞观三年季春三月,吊影单身,西寻圣迹。”《广弘明集》:“奘以贞观元年,往游西域。”可见,《广弘明集》记载为“贞观元年”,其余皆为“贞观三年”。此外,除《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于阗上表》和《大唐西域记赞》分别载为“三年秋八月”、“三年四月”和“三年仲秋朔旦”,其余均无月份。由这些材料出发,学者对玄奘从长安出发的时间做了仔细研究,提出了数种不同看法。

以贞观元年(627年)为玄奘出发的时间,近代以来的首倡者是梁启超。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正补编和《支那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二文中,集中论证此说。梁文发表后,陈垣即著文反驳之,仍主贞观三年之说。其后刘汝霖、罗香林诸氏先后撰文讨论,均拥护梁说。中外学者如曾了若、冯承钧、沙畹、前嵨信次等都使用贞观元年说。而贞观三年说,除陈垣、陈思外,石万寿在《玄奘西游时间的探讨》一文综合讨论诸说,在此基础上力主大多数史籍所记载的贞观三年说没有任何失误。本著赞成贞观三年的说法,其理由则主要认同陈垣、石万寿的考证。

综合上述诸家诸文的论述,争论的要点有四:第一,玄奘出关是否借“霜俭”之便利。第二,玄奘会见的是叶护可汗还是肆叶护。第三,玄奘见到凉州都督李大亮之事。第四,玄奘日程的推算问题。下文依据石万寿先生的述评考辨,对上述四点作些说明,至于其余的枝节性争论则从略。

1.西行的时机

梁启超认为,玄奘出游本冒禁越境。他之所以能够如此,是由于霜俭饥荒,掺在饥民队伍中得以西行。唐代禁止人民自由旅行。若欲旅行,须持“公文”。无者称“私度关”,凡私度关者的处罚,《唐律》“卫禁律私度关”条规定:“诸私度关者,徒一年,越度者,加一等。”《疏议》卷八说:“水陆等关,两处各有关禁,行人来往,皆有公文。谓驿使验符卷,传送据递牒,军防丁夫有总历,自余各请过所而度,若无公文,私从关门过,合徒一年。越度者,谓关不由门,津不由济而度者,徒一年半。”这是对于国内关津而言的。对于边境关塞越度者的处罚,同卷“缘边城戍”条规定:“诸越度缘边关塞者,徒二年。”《疏议》规定:“缘边关塞,以隔华夷,其有越度此关者,得徒二年。”私度边关远较内地关隘惩罚更重。

梁启超以为《续高僧传·玄奘传》所说的“是年霜俭,下敕道俗随丰四出,幸因斯际,西向敦煌”就是证据。而《旧唐书·太宗本纪》也有相应记载:“贞观元年八月,关东及河南、陇右沿诸州霜害秋稼。”但在贞观三年(629年),则无“霜俭”之事。陈垣针对上述论点而提出两点异议:第一,玄奘的出关,非因霜俭。倘因霜俭,出关时何迭被留难。于阗上表与洛阳谒帝时,何以都称违法和私行?第二,《新唐书·五行志》称:“三年,北边霜杀稼。”魏征疏称“贞观之初,频年霜旱。”可见,贞观三年也有霜灾。

依照上述叙述可知,玄奘欲西游,必须先获得“公文”。玄奘西游之前曾经上书唐太宗,求取“公文”,但未能获得批准。如此情形下,如果没有特殊事由,如霜俭等,玄奘何得自长安行抵凉州,又何能在凉州讲经?因此,陈垣说玄奘出行并非必然由于霜俭的推论,不大可能成立。现在的关键就是贞观三年有无“霜俭”之事。

陈垣先生引用《新唐书·天文志》的记载来证明贞观三年也有霜害。然而,石万寿先生指出,此次霜害发生在北边,即唐之北疆,贞观初突厥未平前,约在今长城沿线,若有霜灾,边民可能流亡,长安人民则不致随丰逐粮。石先生则另行寻找关于贞观三年“霜俭”的证据。

关于贞观元年至贞观三年“霜俭”的记载如下:

第一,《通鉴》卷六三○“贞观四年”一条,该条有文:“元年,关中饥,斗米直绢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抚之,民虽东西就食,未尝嗟怨。是岁,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故里。”

第二,《新唐书》卷三十《五行志》:“贞观元年夏,山东大旱。二年春旱。三年春夏旱,四年春旱。自太上皇传位至此,而比年水旱。”此次允人民自由离乡的原因,是缘于水旱灾。

第三,贞观元年七月或以前的灾荒,唯六月一次。《通鉴》卷一九三贞观元年:“六月,山东大旱,诏所在赈恤,无出今年租赋。”此年再无无饥荒的记载,八月以后则有霜旱等灾。然山东偏在东方,其旱灾不致使关陇人民随丰逐粮。

第四,贞观三年七月以前的饥荒。《旧唐书》卷二《太宗本纪》:“贞观三年六月戊寅,以旱亲录囚徒,遣长孙无忌、房玄龄等祈雨于名山大川,中书舍人杜正伦等往关内诸州慰抚,又令文武官各上封事,极言得失。”《新唐书》卷二《太宗本纪》:“贞观三年正月丙午,以旱避正殿。”又说:“六月戊寅,以旱虑囚。”《通鉴》卷一九三贞观三年:“六月壬午,以旱诏文武官极言得失。”

生活于贞观时代的道宣,在《续高僧传》卷二十四唐《密州茂胜寺释明净传》载:“贞观三年,从去冬至来夏,六月回然无雨,天子下诏释李两门,岳渎诸庙,爰及淫祀,普令雩祭。于是万里赫然,全无有应,朝野相顾,惨怆无赖。”此次旱灾以六月时最严重,其地点即在玄奘所在的关中地区。贤君名相对此亦无可奈何。唯遣使慰抚百姓,祈雨于名山大川,岳渎诸庙。允许人民离乡的诏令,当在此时发出,法师正好利用这个机会,于八月一日早上离长安西游。

如此可见,尽管贞观元年确实曾经有过“霜俭”,但在贞观三年也有“霜俭”的情况下,不能因此记载而轻易否定大多数史籍记载的可靠性。

2.叶护可汗

笼罩在玄奘出行时间上的迷雾之一就是玄奘在碎叶城会见的究竟是统叶护可汗还是肆可汗。

梁启超成立贞观元年首途说的证据之一是,玄奘曾在碎叶城晤西突厥统叶护可汗。他举的证据:第一,《新唐书·薛延陀传》说:“值贞观二年,突厥叶护可汗见弒。”第二,《旧唐书·西突厥传》记载:“贞观四年俟毗可汗来请婚,太宗诏曰:‘突厥方乱,君臣未定何遽婚为?’”若贞观三年才出发西行,玄奘则不可能见到叶护。

罗香林《〈旧唐书·玄奘传〉讲疏》[⑦]一文,也力主贞观元年说,对于梁启超此说作了补充:玄奘西行,曾得高昌王函介,在碎叶城见及西突厥之统叶护可汗,而大得其助,乃能通行各国。而此统叶护可汗,据《新唐书》卷二百十七下《薛延陀传》,谓其殁于贞观二年,《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三《唐纪九》,则记统叶护于贞观二年十二月被其伯父所杀。若玄奘果于贞观三年八月始出发西行,则无从见及统叶护可汗。

关于此问题,陈垣等人也承认叶护可汗被杀于贞观元年。陈垣引《通典》、《旧唐书》、《册府元龟》所载,证明统叶护可汗卒于贞观元年。《通典》卷一九九突厥下:

统叶护寻遣使来请婚,……高祖许之婚,令高平王道立至其国,统叶护大悦。遇颉利可汗频岁入寇,西蕃路梗,由是未果为婚,贞观元年遣真珠统俟斤与道立来献万钉、玄钿、金带、马五千匹。……颉利可汗不欲中国与之和亲,数遣兵入寇,又遣人谓统叶护曰:“汝若迎唐家公主,要经我国中而过。”统叶护患之,未克婚,为其伯父所杀,而自立为莫贺咄俟屈利毗可汗。

《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太平寰宇记》卷一九七《西突厥传》与《通典》相同。《册府元龟》卷九七四外臣部:“太宗贞观元年,西突厥统叶护为伯父所杀。帝闻统叶护之死,甚悼之,遣使赉玉帛至其死所祭而焚之。会其国乱,不果至而止。”

《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

统叶护可汗来请婚,……帝乃许婚,诏高平王道立至其国。统叶护可汗喜,遣真珠统俟斤与道立还献万钉、宝钿、金带、马五千匹以藉约。会东突厥岁犯边,西道梗涩。又颉利遣使谓曰:“若迎唐公主,必假我道,我且留之。”统叶护病之,未克婚……其诸父莫贺咄杀之,帝欲斋玉帛焚祭,其国会乱,不果至。

新唐书此则未载年月,但载太宗吊祭统叶护事。此据《册府元龟》所载,时为贞观元年。《新》、《旧唐书·突厥传》所载和二《唐书·薛延陀传》所载不同。

对于上述材料,石万寿先生的解读最全面:西突厥国势强盛,弥近中国,为中国北方之大患。薛延陀尚臣属于突厥,距中国又远,中国人对此二国的记载,自以《突厥传》最为可信。且《通典》作于唐宪宗时,《太平寰宇记》成于宋太宗时,《册府元龟》成于宋真宗,而《册府元龟》据杨家骆氏的考证,唐代部分系摘自实录。三书所载,均与《突厥传》相同,亦可确定《突厥传》较《薛延陀传》可信。陈垣所说,确实可以成立。

关于玄奘于碎叶会见的叶护可汗问题,梁启超以为见的是“统叶护可汗”,时间在首途第二年的春夏之交。陈垣以为见的是“肆叶护可汗”而非统叶护。然而对是否能见肆叶护,陈垣之文未作论证,而后来拥护其说者分别作了补充,尤以石万寿先生的考证最为周详。在此引证其文以见其实。

关于统叶护可汗死后,西突厥的政治情形,《通典》卷一九九《突厥下》记载:

统叶护……为其伯父所杀而自立,是为莫屈咄俟利毗可汗。初,统叶护令伯父分统突厥种类为小可汗,及此自立称大可汗,国人不附,弩失毕部共推泥熟莫贺设为可汗,泥熟不从。时统叶护之子咥利特勒避莫贺咄之难,亡在康居。泥熟遂引而立之,是为乙毗沙钵罗肆叶护可汗,连兵不息。……肆叶护即是旧主之子,为众心所归,其西面都睦可汗及莫贺咄可汗二部豪帅多来附之。又兴兵以击莫贺咄,莫贺咄大败,遁于金山,寻为咄陆可汗所害,国人乃奉肆叶护为大可汗。

《旧唐书》与《通典》同。《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记载:

莫贺咄立,是为屈利俟毗可汗,遣使来献。俟毗可汗初分统突厥为小可汗,即称大可汗,国人不附,弩失毕部自推泥熟莫贺设为可汗,泥熟辞不受。会统叶护可汗子咥力特勒避莫贺咄乱,亡在康居,泥熟迎立之,为乙毗沙钵罗肆叶护可汗,与俟毗可汗分主其国,拏斗不解。……由是西域诸国悉叛之,国大虚耗,众悉附肆叶护可汗,虽俟毗之部亦稍稍去,共以兵击俟毗。俟毗走金山,为泥熟所杀,奉肆叶护为大可汗。

由此可见,统叶护死后,突厥政情是:俟毗可汗篡位后不久,弩失毕部拥立肆叶护可汗,与之相抗。以后肆叶护势力日大,终逼使俟毗可汗走死金山。弩失毕部的位置,据沙畹的考证是在热海之西。冯承钧于此附注:“莫贺咄杀统叶护而自立,国人不附,弩失毕立肆叶护可汗,则莫贺咄仅主东方五部。”碎叶城在热海之西数百里,据此注,碎叶城应在弩失毕范围内。而弩失毕拥立肆叶护后,该城的主人即为肆叶护。

莫贺咄则退居热海以东五部。玄奘自高昌行抵碎叶城的路线,据《大唐西域记》、《慈恩传》的记载及今人的考证,在葱岭以东的一段行程,是经阿耆尼、屈支、跋录迦,都在天山南麓。由跋录迦国越天山至碎叶城的一段路程,《慈恩传》卷二:“至跋禄迦国,停一宿,又西北行三百里,度一碛至凌山,即葱岭北隅也。……七日之后,方始出山。……至一清池,周千四五百里,东西长,南北狭,望之淼然。无待激风而洪波数丈,循海西北行五百里至素叶城。”所经路线,今在弩失毕部范围之内。由碎叶城至突厥南境铁门关,所经过西域诸小国,如“奴赤建、石、康、何、东安、中安、火寻、史等昭武九姓诸国”皆在弩失毕部之南,国小力微,臣属弩失毕部。统叶护可汗于元年被杀,贞观元年、二年间,肆叶护是否已立,因史料缺乏,不敢揣测。贞观四年时的情况,《通鉴》卷一九三“贞观四年”:“肆叶护引兵击莫贺咄,莫贺咄兵败,逃于金山,为泥熟设所杀。”

从这些材料出发,石万寿先生不赞成陈垣先生所说的在贞观四年肆叶护统一突厥的说法,但他强调:在春夏之间,肆叶护虽不一定可能一统西突厥,但可控制弩失毕五部。玄奘所经既是弩失毕部,于贞观元年出发,则不一定能见统叶护可汗。于贞观三年出发,则定可见肆叶护可汗于碎叶,且能安然出西突厥境。这一结论,从目前的史料看来,是最有说服力的。

3.李大亮

陈垣先生在反驳梁启超的推断时,提出了凉州都督李大亮任职时间问题。这是梁启超未曾注意到的问题。

陈垣考证的结论是:贞观元年(627年)凉州都督有三易,先为长乐王幼良,次为宇文士及,三为李大亮。李大亮此职在九月十二日发表,就职最早须在十月。若元年说成立,玄奘至凉州为九月,不能见李大亮。

关于长乐王被杀及替代者之事,《旧唐书》卷二《太宗纪》记载:“贞观元年夏四月癸巳,凉州都督长乐王幼良有罪伏诛。……九月辛酉,中书令郢国公宇文士及为殿中监。”《新唐书》卷二《太宗本纪》记载:“贞观元年四月癸巳,凉州都督长乐郡王幼良有罪伏诛。……八月,宇文士及检校凉州都督。……九月辛酉宇文士及罢。”《旧唐书》卷六十三《宇文士及传》记载:

太宗即位,代封伦为中书令,真食益州七百户,寻以本官检校凉州都督。时突厥屡为边患,士及欲立威以镇边服,每出入陈兵,盛为容卫,又折节礼士,凉土服其威患,征为殿中监。

《新唐书》卷一百《宇文士及传》则记载:“王即位,拜中书令,真食益州七百户,以本官检校凉州都督,时突厥数入寇,士及欲立威以镇耀边鄙,每出入盛陈兵卫,或告其反,讯无状,召为殿中监。”同书卷六十一宰相表:“贞观元年八月,士及检校凉州都督。……九月辛酉士及罢为殿中监。是欲立威边鄙,招小人进谗,被召还京。”

从上述材料可知,贞观元年四月,长乐王幼良被诛杀,同年八月,宇文士及接任凉州都督,而九月被人进谗言而召回长安。继任者则为李大亮。

关于李大亮续任凉督的时间,《旧唐书》卷六十二《李大亮传》记载:“贞观元年转交州都督,封武阳县男。……寻召拜太府卿,出为凉州都督。”《新唐书》卷九十九《李大亮传》记载:“贞观初,徙交州都督,封武阳县男,召授太府卿,复出凉州都督。”将这些记载与前述宇文士及被召回的时间联系起来则可知,李大亮任凉州都督的时间是在贞观元年九月之后。如此则引出了李大亮到达凉州的具体时间问题。如其到达的时间过晚,则可证实,玄奘如贞观元年出行,则不大可能于凉州见到李大亮。

关于李大亮至凉州的具体时间,石万寿先生依据由长安出发至凉州需要耗费的时间来论说,颇具说服力。唐时任命一新任地方首长时,新官须先向吏部取告身后,招集幕僚,再加上应酬,至少花费十几日,才走马上任。此种情形常见于唐人笔记小说中。凉州至长安的距离,《通典》卷一七四“武威郡条”记载:“武威郡,……去西京二千二十里。”武威郡即凉州。每日的行程,据唐令的规定,《唐律疏议》卷三名例:“行程令,马日七十里,驴及步人五十里,车三十里。”如是,长安至凉州,乘马须二十九日,步行须四十日,乘车须六十七日。宇文士及被征召的时间是九月十二日。而李大亮如果当时在京师,按寻常迁官之例,在京师的准备加上乘马赴任的时间,须达四十余日,抵达凉州的时间,已在十月月底。

玄奘如果于八月一日由长安出发步行抵凉州,约在九月十日,以后在凉州讲经一月多,约在十月月半即离开凉州赴瓜州。可见,即便以保守的时间区间计算,玄奘与李大亮也不可能相见。由这一方面的论据证明,玄奘贞观元年出发之说是不可信的。

4.西行行程的推算

梁启超考订玄奘首途西游的时间为贞观元年(626年)八月的一条依据是玄奘行程的推算问题。他认为,玄奘在《于阗上表》中有“贞观三年出游,今已十七年”之语。表文作于贞观十八年(644年)春夏之交。贞观三年八月至十八年四月并不能推算出历时十七年的结论。他又依据《慈恩传》所载,玄奘在某处留学若干年若干月,往返途中所历若干里,详细计算的结果,玄奘自初发长安以迄归达于阗最少亦须满十六年有半的时间,非满十七年不敷分配,若出游果在贞观三年,则所记皆成虚构。

刘汝霖发表《唐玄奘年谱》一文[⑧]又以玄奘以贞观十四年见戒日王推算。由此上推,则贞观十三、十二两年,在杖林山从胜军学,十二年之上半与十一年之下半,在钵伐多罗国。若从元年之说,则贞观四年至那烂陀寺,居此五年之久,至贞观九年,又至伊烂那国居一年,自伊烂那至钵伐多罗国,中间相隔一载有余,正为游南印度之时。若从三年之说,则至伊烂那之岁,当下移二年,是与至钵伐多罗国之年相接,而此三万里之路程,岂可一飞而至?

对于上述二人的推算,石万寿先生作了有力的反驳。

石先生指出,梁启超的第一个论点是基于玄奘在于阗上表中“今已十七年”一语而成立。而《于阗表》的原文是:

玄奘……以贞观三年四月,冒越宪章,私往天竺。……历览周游一十七载,今已从钵罗耶伽国经迦毕试境越葱岭渡波谜罗川,归还达于于阗。

在这一段记载中有一个年代,即贞观三年四月,和一个时间,即周游十七载,二者均出于玄奘之手,照理说都是可信的一手资料。梁启超引用此表时,认为“周游十七载”一语是截至贞观十八年春夏间,由此上推十七载,则贞观三年误。

实际上,如果贞观三年出游和周游十七载二说既相互矛盾,必须求证于其它史料。贞观三年出发说,各书相同的记载甚多,如《行状》:“贞观三年将欲西行。”《续传》、《开元录》:“会贞观三年,时遭霜俭,下敕道俗,逐丰四出,幸因斯际,径往姑臧,渐至敦煌。”《慈恩传》、《塔铭》:“贞观三年秋八月,将欲首涂,又求祥瑞……遂即行矣,时年二十六也。”敬播《大唐西域记序》:“以贞观三年,杖锡遵路。”辩机《大唐西域记赞》:“以贞观三年仲秋朔旦,褰裳遵路,杖锡遐征。”道宣《大唐内典录》卷五玄奘条:“以贞观三年出观释化,五竺八河备经历览。”

周游十七载说,亦有类似记载。如唐太宗《大唐圣教序》》》》:“玄奘法师……周游西宇十有七年。”唐高宗《述圣记》:“玄奘法师……间道往返十有七载。”除二文外,在与玄奘同时的著作中,并无类似记载。但二文的“十七载”,是西游时间的总合,即截至贞观十九年正月回到长安时,并非如梁氏特别指明是截至贞观十八年归至于阗时。由此可知,梁氏此证的史料基础仅建立在《于阗表》上,而《于阗表》本身即发生矛盾。梁启超于此矛盾中,采用毫无旁证的归至于阗时十七载说,而否定同表中与众书一致的贞观三年出游说,其逻辑令人生疑。

梁启超的第二点理由,是累计《慈恩传》所载玄奘在印度各地停留的岁月和所费的时间,认为至少须十六年半,非满十七年不够分配。梁先生的计算法,是将《慈恩传》中的年月按足数算,如二年即满二年。《慈恩传》载玄奘入那烂陀寺以前,在各地停留的情形如下:

在高昌国停一月。

在屈支国淹停六十余日。

在活国淹留月余。

在缚喝国停月余。

在迦湿弥罗国留学,首尾二年。

在磔迦国停一月。

在至那仆底国停十四月(梁启超以为十四月应作四月)。

在阇烂达那国停四月。

在窣禄勤那国停一冬半春。

在秣底补罗国停半春一夏。

在羯若鞠阇国停三月。

就此淹留的岁月,按梁氏的算法,即达四年又三个月。同书又载玄奘抵那烂陀后,答戒贤问在路行程时说“三年”,以梁氏所计少一年三个月以上。可见书中所载的岁月并非按足数算,系按虚数算,如二年即两个年头。由此可知,梁氏以足数算出十六年半的岁月,实不足采信。若由虚数算出,法师在印度停留的岁月,不过十四年多些,以十五年即够分配,不需要特为此提前二年而新创元年西游说。更何况从贞观三年到十九年中有闰月之年,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尚有三、六、九、十二、十四、十七共六年呢!

综合上述三点,再加上陈垣有关肆叶护和李大亮两个论证,当可证明旧说贞观三年出游较梁氏新创贞观元年西游说更可信。

三、西行西域

贞观三年(629年),玄奘偕秦州僧孝达,同至秦州(又名天水)。停一宿,结伴去兰州。次日起程赴凉州(在今甘肃),停留月余,探询西域路径,并为道俗讲《涅槃》、《摄论》、《般若》等。玄奘往西求法之愿为西域各国来往的商人所传扬,“以是,西域诸城无不预发欢心,严洒以待”。事为新任都督李大亮所闻,逼令还京,幸赖当地慧威法师赞助,密派二弟子“窃送向西”,昼伏夜行,遂至瓜州(甘肃安西县双塔堡附近)。瓜州刺吏独孤达尊信佛教,听说玄奘法师到,很高兴,供事殷厚,因访西行路程。

淹留月余,凉州追捕牒文到,幸得州吏李昌曲法成全,嘱速离境。玄奘苦于无人向导,正忧惘忙之际,得胡人石盘陀皈依玄奘受五戒,愿送过五峰,又经老翁赠识途老马,遂准备渡河,越玉门关。石盘陀惧前途险远,又无水草,惟五峰下有水,须黑夜偷水而过。但一被发觉,即是死人,不愿前往,玄奘乃纵之还。“自是孑然孤游沙漠矣,惟望骨聚马粪等渐进。”行八十里经第一峰,幸得校尉王祥的支持,并将其介绍于第四峰校尉王伯陇,得侥幸而过,九死一生,以达伊吾(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专区哈密县)。玄奘在伊吾停留十余日,本想逾天山循道西行,经可汗浮图(今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直奔突厥王庭,请得肆叶护可汗的保护,以达印度北境,但为高昌王曲文泰所闻,遣使请至其国,“不获免,于是遂行涉南碛,经六日到高昌国境白力城”(即唐之薄昌县,今之辟展)。连夜数换良马,夜半赶到高昌王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县东南)。

高昌王麴文泰列烛出迎,拜问甚厚,备极优礼。停十余日,玄奘欲辞去,文泰誓不放行,玄奘绝食,文泰见不可强留,于是当作其母张太妃的面与玄奘法师约为兄弟,“任师求法,还日,请住此国三年,受弟子供养。”玄奘允许,停留一月,开讲《仁王般若经》。文泰为玄奘准备西行所需物品,极为丰厚。又作二十四封书通屈支等二十四国。玄奘乃上书谢王。玄奘离高昌行数百里,经阿耆尼国(即焉耆,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入屈支(即龟兹,今新疆阿克苏专区库车县),折服小乘一切有部的高僧木叉毱多。因凌山(冰山)雪路未开,不得进发,停留六十余日。

起程西行二日,又前行六百里,渡小碛,到跋禄迦国(今新疆阿克苏专区间克苏至拜城一带),停一宿,又西行三百余里,渡一碛,至凌山。山行七日,历尽艰辛,出山后,经大清池(又名热海,一作咸海,今吉尔吉斯共和国伊塞克库尔湖),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叶城,遇西突厥肆可汗。肆可汗“令达官答摩支引送安置”。款待数日,送玄奘到迦毕试国。

玄奘从素叶城西行四百余里,经千泉,又西行百四、五十里至呾逻斯城,又西南行二百里至白水城,又西南行二百里至恭御城,又南行五十里至笯赤建国,又西行二百里,经赭时国,又西行千余里,经窣堵利瑟那国,西北进入大碛,无水草,寻遗骨进五百余里,至飒秣建国,玄奘在此地以佛法化度国王。又西南行三百余里至羯霜那国。从此西南行二百里入山(帕米尔高原的西部边缘),山行三百里,逾铁门,到达睹货罗国境(今阿富汗北部)。玄奘后于活国晤西突厥叶护长子,高昌王妹婿呾度设。呾度设旋为其子毒死,玄奘滞留月余,并折服小乘达摩僧伽。其后,玄奘南下到缚喝国都城西南的纳缚僧伽蓝,瞻礼佛教遗迹。遇磔迦国小乘三藏般若羯罗(慧性),相见甚欢,一起研究《大毗婆沙论》。在缚喝国停留月余,玄奘接受锐秣陁、胡寔建两国王的邀请,至其国盘桓数日,即同慧性自缚喝国南行,入揭职国(前述诸国均在今阿富汗),东南进入大雪山(今兴都库什山的伊拉克斯奇山),行六百里,倍极艰险,出睹货罗境,入梵衍那国(在兴都库什山麓),为其国摩诃侩抵学僧阿梨耶驮婆(圣使)、阿利期那(圣军)所叹服。同往巡礼佛教遗迹,经十五日,出梵衍那二日,逢雪迷路,至一沙岭,遇猎人示道,度黑山,至迦毕试国境。又为国王所邀请,到大乘寺说法五天。当时名僧秣奴若量沙(如意声)、阿梨耶伐摩(圣胄)、求那跋陀(德贤),咸皆惬服。

在迦毕试国安居讫,慧性被睹货罗王请回,玄奘乃东进六百余里,越黑岭,进入当时北印度境。

四、进入印度

进入印度后,玄奘先到滥波国(今阿富汗东境的拉格曼)停留三日,下岭渡河至那揭罗曷国(今阿富汗的贾拉拉巴德)的都城,观礼佛教遗迹。此都城东南二里许,相传为阿育壬所造的窣堵波和佛陀“敷鹿皮衣及布发掩泥得受记处”,西南十余里为“佛买花处遗迹”。又东南度沙岭十余里到醯罗城。玄奘于此城礼拜佛骨,又到灯光城西南二十余卷里瞿波罗龙王窟,参观“佛影”。

从灯光城东南山行五百里,玄奘到达健驮罗国(包括旁遮普以北的今巴基斯坦共和国白沙瓦市和拉瓦尔晶第地区)的都城布路沙布逻(巴基斯坦白沙瓦西北)。健驮罗佛教属于一切有部的势力范围,在迦腻色迦王时代极为兴盛,流传到中亚和中国,是为北传佛教。其都城为当时东西文化交流的要冲,亦为北传佛教东传的重镇。古代印巴次大陆的佛教著名论师那罗延天、无著、世亲、法救、世友、如意、胁尊者都生于此地。同时,健驮罗又是佛教艺术发源地之一。

玄奘在布路沙布逻城参观雀离浮图之后,东行百余里,渡大河,至布色羯逻伐底城城东参观阿育王所造“过去四佛说法处”的窣堵波,城北观礼佛陀为菩萨时的千生舍眼窣堵波,并将高昌壬所赠金银绫绢衣服等分留各处供养。玄奘又从此东南行二百余里至跋虏沙城,巡游苏达拿(善兴)以白象施与敌国的窣堵波,东南行经乌铎迦汉城荼城,北逾山涉川,行六百余里到乌仗那国(今巴基斯坦斯瓦特那)国都参观佛教遗迹,再东行二百五十里,入大山,到苏婆伐窣堵河的上源阿波逻罗龙泉,巡礼佛陀行化的遗迹。再溯印度河而上,到乌仗那旧都达丽罗川,睹末田底迦木刻的弥勒佛造像。

巡礼毕,玄奘还归乌铎迦汉荼城,又南渡印度河,至呾叉始罗国(约在今巴基斯坦伊斯兰堡西部拉瓦尔晶第附近),参观阿育王所建的释迦舍头窣堵波,从此北界渡信度河,东南行二百余里,经大石门,瞻礼太子舍身饲饿虎的遗迹。又向东南山行五百余里,玄奘至乌剌尸国(今克什米尔的哈查拉)。又向东南登山履险,度铁桥,行千余里,玄奘至迦湿弥罗的西门户——石门,国王遣母弟将车马来迎,投宿于护瑟迦罗寺。行数日,渐近王城,抵达摩舍罗国,国王率群臣及沙门千余人,持幢盖烟华来迎,请玄奘乘大象入城,住于阇耶因陀罗寺。次日,国王请玄奘入宫供食,与名僧数十人讨论教义并命二十人助玄奘写经;五人供承驱使。玄奘亦事此国中第一大德僧称(亦云僧胜)听受《俱舍论》、《顺正理论》及声明,并与其中毗戍陀僧诃(净师子)、辰那饭荼(最胜晾)以及苏伽密多罗(如来友)、婆苏密多罗(世友)和苏利耶提婆(日天)、辰那呾逻多(最胜救)等论难。

迦湿弥罗之迦腻色迦王竭力弘扬佛法,与印度阿育王并称。他组织五百名佛教徒整理佛教典籍,举行《大毗婆沙论》结集(即第四次结集),集一切有部宗义之大成。玄奘得国王之助,在此停留,钻研经藏,从僧称受学,为日后周游五印和回国翻译佛经奠定基础。玄奘在此国停留首尾二年,学习经论。

贞观六年(632年),玄奘从迦湿弥罗启程,向西南逾行,越过山涧,行七百里,至半笯嗟国,再东行四百余里,经曷逻阇补罗国(上述三国均在今克什米尔),东南下山渡水七百余里,抵磔迦国(指整个旁遮普平原),停留一月,就一老婆罗门(龙猛弟子)学《经百论》和《广百论》;学毕,又东行五百余里到至那仆底国的突舍萨那寺(乐授寺),从毗腻多钵腊婆(调伏光,北印度王子)学《对法论》(《阿毗达摩杂论集》)及《显宗论》(《阿毗达摩显宗论》)。玄奘于此停留四月,又到阇烂达那国的那迦罗驮那寺,从旃达罗伐摩(月胄)受学《众事分毗婆沙》。于那迦罗驮那寺停留四月,玄奘复行二千余里,出北印度,至中印度境,抵窣禄勤那国,从阇耶毱多受《经部毗婆沙》。

贞观八年(633年)春,玄奘又渡河东进,至秣底补罗国,巡礼德光伽蓝、众贤论师窣堵波以及毗末罗密多罗遗身处,从密多斯那学《怛埵三第烁论》(《辨真论》)、《随发智论》。在此停留四五月,玄奘北行三百余里经婆罗吸摩补罗国东南行四百余里至瞿毗霜那国,东南行四百余里经醯掣怛罗国,又南行二百余里渡恒河,西南经毗罗挐国;向东行二百余里,至劫比他国(以上诸国均在印度),观礼佛陀上天为其母摩耶夫人说法的“三宝阶”遗迹。玄奘又从此西北行二百里抵达当时称霸五印的戒日王统治的羯若鞠阇国(国都恒河西岸的曲女城,即今印度北方邦的卡诺吉),在跋达罗毗诃罗寺住三月,从毗离耶犀那三藏就学佛使《毗婆沙》和月胃《毗婆沙》。学成之后,玄奘东南行六百余里渡恒河,南经阿踰陀国(为印度佛教七大圣地之一),巡礼大乘佛教瑜伽行派的伟大导师无著、世亲的遗迹和佛陀行化的遗迹。在此国礼佛圣迹之后,玄奘再从此顺恒河东下,中途遇险,以镇定、机智得死里逃生。

玄奘又向东行三百余里,渡恒河,经阿耶穆佉国,东南行七百余里,再渡恒河、南阎牟那河,北至钵逻耶伽国(二国均在今印度北方邦),参观戒日王每五年举行一次的无遮大会的大施场、佛陀降伏外道处以及提婆(圣天)作《广百论》挫小乘、外道之遗迹。玄奘又从此西南行入大林,多逢恶兽野象,经五百余里至憍赏弥国,瞻礼佛教遗迹。从此国东北行五百余里,玄奘至鞞索迦国观礼佛教遗迹。又东行五百余里,玄奘至室罗伐悉底国的国都舍卫城(印度佛教圣地之一),巡礼佛陀往日说法行道遗迹。

从舍卫城东南行八百余里,玄奘至佛陀故乡劫比罗伐窣堵国(古代憍萨罗的附属国,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尼泊尔境内,巴达利亚)巡礼佛陀诞生地蓝毗尼园遗迹。从此东行荒林二百余里,玄奘巡视阿育王所建舍利塔和沙弥伽蓝以及佛陀逾城出家解下璎珞、服饰、白马、遣车匿归报父王等遗迹,又经历艰险的大森林至拘尸那罗国(印度、尼泊尔交界处)朝拜佛陀涅槃的遗址。从此经行七百余里,玄奘至佛陀初转*轮的鹿野苑,顺恒河东行三百余里经战主国转向东北,再渡恒河行一百四五十里到吠舍釐国,巡行佛陀行化遗迹、耶舍等七百佛教徒重勘律典举行第二次结集的遗迹。南沿恒河百余里到湿吠多补罗城,得《菩萨藏经》。

五、学有所成

玄奘最有成就的学习历程是在中印度的佛学中心——那难陀寺完成的。

贞观九年(635年)前后,玄奘从吠舍釐南南渡恒河,到摩揭陀的波吒釐子,停留七日,巡礼圣迹,又西南行六七由旬至罗磔加寺,又南行百余里,观礼佛陀成道处的菩提树与金刚座,时逢众僧解夏,远近辐凑数千人,停八、九日礼拜方遍。

当时印度最高学府那烂陀寺(在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以东的巴腊贡村)的僧众闻玄奘已抵金刚座,特派四位长老前往迎接,到达寺庄,更有二百余僧与千余檀越捧幢盖花香前来迎引,在众人赞叹围绕下将玄奘迎入那烂陀寺。

又据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那烂陀寺,乃是古王室利铄羯罗[日*失]底为北天苾刍曷罗社槃所造。此寺初基,才余方堵,其后代国王苗裔相承,造制宏壮。”上文中的铄羯罗[日*失]底即帝日王,与玄奘所记相合。经过多次扩建后,那烂陀寺的规模十分宏大。

那烂陀寺的扩建工作一直持续了许多代。据《大唐西域记》载,帝日、觉护、如来护、幼日、金刚诸王各建一院,连同戒日王所建,共有六院,而道宣的《释迦方志》则称那烂陀寺,总有七院”,义净所载是八院。《宋高僧传》卷三《寂默传》:“那烂陀寺,周围四十八里,九寺一门是九天王所造。”公元六至九世纪可算是那烂陀的极盛时期,十世纪时,规模依然不小。

这一印度古代的最高学府不仅规模宏大,建筑壮丽,藏书丰富,更重要的是学者辈出。印度大乘佛教的许多大师都曾在此地讲学或受业,玄奘留学印度的岁月也大部分在此度过。在那烂陀求学的僧徒众多,《慈恩传》卷三所谓僧徒主客,常有万人。

在那烂陀寺研习的科目,除佛教哲学外,也兼习印度古代各种学说。《慈恩传》说:“并学大乘,兼十八部及俗典《吠陀》等书,因明、声明、医方、术数亦俱研习。寺内讲座,日百余所。学徒修习,无弃寸阴。”我国高僧除玄奘外,玄照曾在此寺学习三年,此外如义净、慧轮、智弘、无行、道希、道生、大乘灯以及新罗人慧业、阿离耶跋摩等,也都曾到那烂陀寺留学过。吐番赤松德赞曾礼聘那烂陀寺大师寂护及其大弟子莲花生大师去西藏弘法。

玄奘到那烂陀寺时,正是至德幽邃的戒贤大师住持此寺。这时,戒贤已百余岁,据说是留寿等候玄奘的,对玄奘异常器重。当时在那烂陀学习的有万人左右,他们除了学习佛家哲学中的大小乘各派学说而外,印度古典哲学以及论理学(因明)、音韵学(声明)、医学(医方明)、术数工艺(工巧明)等学科均在必修之列。寺中有学问的僧人很不少,精通二十部经沦的学者有一千余人,精通三十部的有五十余人,精通五十部的连玄奘在内有十人。至于戒贤大师,则一切经论,无不精通。

玄奘在那烂陀寺很受欢迎,被推为精通三藏的十大德之一。他请戒贤三藏讲《瑜伽师地论》,同听者数千人,历时一年五个月,后又重听两遍,听讲《顺正理论》、《显扬》、《对法》各一遍,《因明》、《集量》等论各二雇遍,《中论》,《百论》各三遍。《俱舍》、《婆沙》、《六足》等论,他先在诸国听过,至此更披寻决疑,又兼学婆罗门《声明记论》。玄奘如是在寺学习,历时五年。

贞观十三年(639年)其后,玄奘离开那烂陀寺南游,到达伊烂那钵伐多国(今印度比哈尔邦芒吉尔地区)。在此停留一年,玄奘从怛他揭多毱多(如来密)和孱底僧诃(师子忍)两师学《毗婆沙》、《顺正理》等论。贞观十四年,玄奘从此顺恒河南岸,过瞻波(孟加拉国鸯伽首都)等国入东印度境,经羯罗挐苏伐剌那(其境在今印度西孟加拉国邦北和孟加拉国的马拉白姆一带)等国,折而向西北,行至中印南憍萨罗国(其领域包括纳格浦尔以南,钱达全部及以东康克尔一带),参观龙树、提婆的遗迹。停一月有余,从善解因明的婆罗门学《集量论》。从此南行入南印度境,过案达罗国(今印度安得拉邦以海得拉巴为中心的地方),参观阿折罗造石伞堵波及陈那著《因明论》遗迹。南越林野千余里,至驮那羯磔迦国(今印度马得拉斯克里希那河河口两岸地区),停数月,从苏部底和苏利耶二僧学大众部《根本阿毗达磨》等论,他们也从玄奘学大乘诸论。过珠利耶国(在今印度马拉拉期邦)至达罗毗荼国(今印度安得拉邦南部,泰密尔纳得邦北部)国都建志补罗城,访问达磨波罗(护法)的降生之处。玄奘本拟与苏部底、苏利耶从此渡海到师子国,适逢该国名僧菩提迷祇湿伐罗、阿跋耶邓瑟[口*(析/心]罗与三百多僧人渡海前来,知该国正值饥乱,相与谈论,其学识“亦不能出戒贤之解”,遂中止前往。玄奘乃与师子国来的七十多名僧人从南印度绕道西印度,一路巡视,回返中印度。玄奘等从此行二千余里,经恭建那补罗国,从此西北行,经大林暴兽之野,行二千四五百里,至摩诃剌侘国(其域相当于今印度马哈拉施拉那),向东北参观印度佛教艺术圣地阿旃陀石窟寺。玄奘又西北行千余里渡耐秣陀河(纳玛达河),经跋禄羯咕婆国(今孟买邦西北布罗奇为其国都旧址),西北行二千余里至摩腊婆国(约今孟买邦Cutch湾以东到中央邦马尔瓦一带地区),从此西北行至伐腊毗国(其地各说不一),再从此北行千八百里经瞿折罗国(今印度以北古吉拉一带),再转而东南行二千百余里经呜阇衍那国(今印度中央邦乌买因地区),又东北行千余里经掷枳陀(今印度彭德尔甘特地区)等国,从此西行三千余里至狼揭罗国(在今巴基斯坦俾路东南部;马克兰东部沿海一带地方,为五印极西之地)。

从狼揭罗国折回,玄奘等过臂多势罗(约在今巴斯坦的信德省海德巴拉地区)等国,渡印度河,至北印钵伐多国,于此停两年,学正量部《根本阿毗达摩》及《摄正法沦》、《教实论》等论。从此东南行,玄奘又回到那烂陀寺。玄奘又至寺西低罗择迦寺,从般若跋陀罗就萨婆多部三藏及《声明》、《因明>>等论,咨决所疑,共两月。

贞观十五年(641年)春末,玄奘至杖林山,从胜军居土就学。胜军居士博通古代印度宗教、哲学、天文、地理、医方、术数,为七世纪时与戒贤齐名的学者,他继承难陀之学,对于因明学造诣甚深。据《因明入正理论疏》记载,胜军论师声名独擅五天,学艺超群,四方学者闻风来学。《慈恩传》卷四记载:“军本苏刺佗国人,刹帝利种也。幼而好学。先于贤爱论师所学因明,又从安慧菩萨学声明、大小乘论,又从戒贤法师学《瑜伽论》。援至外籍群言、四《吠陀》典、天文、地理、医方、术数,无不究览根源,穷尽枝叶。既学该内外,德为时尊。……法师就之,首末二年,学《唯识决择论》、《意义理论》、《成无畏论》、《不住涅槃论》、《十二因缘论》、《庄严经论》,及问瑜伽、因明等疑义”。

第二年正月初,玄奘随胜军居士参观菩提寺舍利,并巡礼菩提树等遗迹,然后辞别居士,还那烂陀寺。回寺后,应戒贤三藏之嘱,为寺僧讲《摄论》与《唯识决择论》。玄奘作《会宗论》以折服师子光,据大乘正义以破顺世婆罗门;以梵文著《三身论》以酬答鸠摩罗王(童子王)有关佛德之问;著《制恶见论》,在戒日王所主持的曲女城无遮大会上破正量部之说。这三部著述,奠定了玄奘在印度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这几部著作的来龙去脉待下节专论。

玄奘在赴曲女城无遮大会前,已辞别那烂陀寺诸师友,决定回国。会后次日,即向戒日王辞行。戒日王坚请玄奘参与第六次的七十五天“无遮大施”后启程。玄奘无奈,只得随戒日王往钵罗耶伽国参与大施会。会后玄奘又辞行,戒日王又坚请玄奘再留一段时日。十三日之后,玄奘再辞行,戒日王不便再留,决定遣使送玄奘从海道回国。玄奘为了不负与高昌王麴文泰的前约,宁舍近就远,取道北路,访问高昌,以谢当年一路相送的盛情。临行,玄奘对戒日王所送珍宝财物一概辞谢,仅接受途中实际需要的服装等,金钱三千,银钱一万。三日后,戒日王更与鸠摩罗王、跋咤王等各将轻骑数百又来相送。戒日王又以素毡作书,红泥封印,使达官数人奉书送玄奘所经诸国,令送至汉境。

六、踏上归程

贞观十七年(643年)孟夏,玄奘自钵罗耶伽国启程返国,在西南大林野中行七日经憍赏弥国,转向西北行一月余,历经数国至毗罗那拏国,遇那烂陀寺同学师子光,被邀在该地讲《瑜伽决择》及《对法论》等二月。玄奘又西北行一月,经数国至阇兰达那国。在此停留一月,乌地王遣人引送玄奘等西行二十余日,玄奘等至僧诃补罗国,时已岁暮。

玄奘从僧诃补罗国启程,于山涧中行二十余日,至呾叉尸罗国。于此国停七日,玄奘又西北行三日,渡印度河时,因风浪骤起,船倾欲覆,遂失五十夹经本及花种等。迦毕试王闻讯,亲自到河边迎接,玄奘遂往乌铎迦汉荼城,暂寓寺内。玄奘又派人到乌仗那国补抄渡河失落的迦叶臂耶部三藏,停留五十余日。经文补抄齐全,玄奘又随迦毕试国王继续向西北进发。一月余,玄奘至蓝波国境。在道俗数千人前后围绕赞咏下,玄奘与国王徐徐进城,寓大乘寺。迦毕试国仿效戒日王之举,为玄奘举行七十五日的无遮大会,以示敬意。会毕,玄奘随迦毕试国王由此正南行十五日经伐剌拏国,巡礼佛教遗迹。从此西北行经阿薄健国,行二千余里,出印度境,至漕矩吒国(今属阿富汗)。又北行五百余里经佛粟恃傥那国,从此始东出迦毕试国境。国王又为之举行七天大施会,会毕至瞿庐萨谤城,才与玄奘告别,另派一大臣率领百余人,护送玄奘过艰险的大雪山(今兴都库什山塔瓦克山口)。逾岭至安呾罗缚婆国(今阿富汗安多罗卜地区),逗留五天,后进入西突厥势力范围。

从安呾罗缚婆西北下山行四百余里经阔悉多国,又西北山行三百余里,玄奘至活国。停一月,东行二日经瞢健国,再向东行,进入帕米尔高原外围。又山行三百余里经呬摩怛罗国,东行二百余里至钵铎创那国。因大雪,玄奘被阻月余,俟雪稍停,继续进发。玄奘又东南山行二百余里经淫薄健国,东南行三百余里至屈浪拏国。从此又东北山行五百余里至达摩悉铁帝国.,参观石佛像后,又北行逾尸弃尼国,越商弥国,由帕米尔高原向东溯峡谷上行七百余里,至波[讠*(继—纟)]迷罗川(帕米尔河),行五百余里至劫槃陀国(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专区的塔什库尔罕一带)。玄奘于此国瞻礼访问佛教遗迹,逗留二十余日。从此东行五日,玄奘遇群贼,商侣惊怖登山,象被驱逐溺死。玄奘乃冒寒履险,东行八百余里,出葱岭经乌锻国,北行五百余里经佉沙国,东南行五百余里渡徙多河,逾大岭至斫句迦国,向东逾岭越谷,行八百余里,抵瞿萨旦那国(以上诸国均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

贞观十八年(644年)年初,玄奘到达于阗国境的勃伽夷,停七日,于阗王闻玄奘至其境,躬亲来迎,接入城中,安置于小乘萨婆多寺。于阗王请玄奘留住说法,玄奘于是为之开讲《瑜伽》、《对法》、《俱舍》、《摄大乘论》,一月四遍,听者千余人。时高昌人马玄智来。玄奘知麴文泰已死,遂中止去高昌,打算从天山南路直接回国。玄奘因渡河失落经书,再派人去屈支、疏勒一带访求。因系违禁出国,玄奘先遣马玄智随商队前往长安上表。

在于阗国,玄奘上《表》,遣人报知太宗。其文说:

玄奘往以佛兴西域,遗教东传﹔然胜典虽来,而圆宗尚阙﹔常思访学,无顾身命。遂以贞观三年四月,冒越宪章,私往天竺﹔践流沙之浩浩,陟雪岭之巍巍,铁门巉崄之涂,热海波溽之路。始自长安神邑,终于王舍新城,中间所经,五万余里﹔虽风俗千别,艰危万重,而凭恃天威,所至无鲠。……宣皇风之德泽,发殊俗之钦思﹔历览周游,一十七载。今已从钵罗耶伽国,经迦毕试境,越葱岭,渡波谜罗川,归还达于于阗。为所将大象溺死,经本众多,未得鞍乘,以是少停。

太宗接法师上表,即下敕迎接慰劳﹔并令沿途各地,供给夫马。其文有说:“闻师访道殊域,今得归还,欢喜无量﹔可即速来,与朕相见。”法师接敕后,即辞别于阗王,东行三百余里,至媲摩城(即今于阗县)。从此向东进入戈壁大沙漠,望人畜遗骸骨为标帜,行二百余里,经泥壤城,又行四百余里经睹货罗故国,又行六百余里经折摩驮那故国,又东北行千余里,至纳缚波故国楼兰(以上诸地均在今新疆境内),后到达沙州(今甘肃敦煌西)。

法师东还至沙州(即甘肃敦煌县),又附表报知太宗。太宗时在洛阳,接表知法师渐近,即令西京留守左仆射梁国公房玄龄,使有司迎接。玄奘法师闻太宗欲亲征辽东,恐稽缓不及相见,乃加快前行。

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七日,玄奘进至漕上,朝廷官员不知,来不及设置仪仗。唐道宣《续高僧传·玄奘传》说:“道俗相趋,屯赴阗闼,数十万众如值下生。将欲入都,人物喧拥,取进不前。”房玄龄遣官奉迎,自漕上而入,住于朱雀街馆舍。百姓闻声奔集,围观若堵,从者如云。法师安置所得经卷佛像于弘福寺。当迎接经卷佛像等入弘福寺之时,典礼隆重,倾动全都。玄奘法师安置经像后,即赴洛阳,谒见太宗。

根据文献记载,玄奘奉迎至长安的有:“大乘经二百十四部,大乘论一百九十二部,上座部经律一十四部,大众部经律一十五部,三弥底部经律论一十五部,弥沙塞部经律论二十二部,迦叶臂耶部经律论一十七部,法密部经律论四十二部,说一切有部经律论六十七部,因明论三十六部,声论一十三部。”共得经卷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又得佛像,肉舍利等:“肉舍利一百五十粒。金佛像一躯,高三尺三寸。檀佛像一躯,高三尺五寸。檀佛像一躯,高二尺九寸。银佛像一躯,高四尺。金佛像一躯,高三尺五寸。檀佛像一躯,高一尺三寸。及檀刻巡城行化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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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专题主要参考了昭慧法师《“详考其理,各擅宗涂”——玄奘西行求法的原委》一文的论述,2001年11月“第三届玄奘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②] 昭慧《“详考其理,各擅宗涂”——玄奘西行求法的原委》。

[③] 唐彦悰、慧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225页下。

[④] 参见方豪《中西交通史》第211页,岳麓书社,1987年重排版。

[⑤] 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三《朱士行传》。

[⑥] 参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269页。方豪先生在《中西交通史》第211页之中所列竺叔兰于史无据,恐系误解史料所致,言昙猛西行,不知所据为何?吴玉贵依之将其列入,恐怕是犯了无据跟从的错误。(吴玉贵《〈佛国记〉释译》第292页。)

[⑦] 罗香林《〈旧唐书·玄奘传〉讲疏》,《学术季刊》第4卷第1期,1955年。

[⑧] 刘汝霖此文最早刊发于《女师大学术季刊》第1卷第3期,1930年、193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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