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胡适的戴震哲学

太虚

　　清代的考证学，对于古籍及文字语言的工具之整理，确是有功的。用来建设哲学，确只有戴震与章炳麟二人。然在戴震的时侯，考证古籍，尚限于儒家的经传，环境尚囿于汉、唐、宋明的风气，内则尚未能考证到周、秦诸子的古籍，外尚未有西洋传来宗教、哲学、科学的环境风气；故戴震的哲学，当然不能有章炳麟的恢大。然吾往者读戴东原集，已曾觉其哲理之精审出于宋明儒之上，其本儒言矫正程、朱处，有足多者。而同时即感觉其对于佛学无所知，且对于老、庄亦无所知也。

　　胡适是有其先入为主之私己意见的，以其承袭于美国实验主义派哲学的私己意见，用来裁断一切配其胃口的摭取之，不配其胃口的则忽略或攻击之。其所持的私人意见，正与宋儒所执著「得于天而具于心的天理”一般。否则、何至今日戴震盲目的连写“老庄释氏”四字，谓宋儒所从出的攻击，犹不能一分析其讹谬也。

　　戴震哲学，其说心知血气，与道理性命，及人性之善，扩充心明，去私蔽不去情欲，可言皆极当的；而与宋、明儒两派，各有同异之一边，则胡适未知、戴震亦自不知也。余昔论宋明儒学，谓宋明儒之说理气心性，有二大别：一、大程言气即理，故曰：“只此一阴一阳是道”。又曰：“生之谓性，性即气，气即性”。小程言气非理，故曰：“离了阴阳便无道”，所以阴阳者是道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则是理也。彼以道“理”非是阴阳气，而是所以阴阳“气”者，故理气为二。朱熹承小程说，极主张理气二；而陆、王则承大程气即理说以说唯心。大抵理异气说，每执其所谓理与佛辨；气即理说，以无径界之标准物故，每不与佛辨。由此可知大程、陆、王为一派，小程、朱熹为一派。戴震力攻去“得于天而具于心之理”，而谓道即阴阳五行气质，正同了大程、陆、王派，只攻去小程、朱熹派所执之理。盖血气心知皆现变之实事，现实无不是有质、有力、有感觉的；言质为血，言力为气，言感觉为心，言“血气心知”与言“质力感觉”无异。大程就力言气，陆王就感觉言心，戴震就质力言感觉，言阴阳五行血气心知皆同。就变化的现实言，在佛言五蕴色心，言唯识变亦同就变化的现实言。而小程、朱熹所执之理，得于天曰天理，则为佛学所破之法执；具于心曰人性，则为佛学所破之我执。佛学即以破此我法执之理曰真空，正同戴震破朱熹派“得于天而具于心之理”。而戴震、胡适等，反盲目地谓佛学的“真空”为朱熹派所执之理，真不知颠倒到何处去了！于此一点，焦循看到了，故说戴氏论性与王阳明同，同者即不于心气外另有一执“性理”也。胡适不知，却扯到另一戴与王不同之点上。不知另一点──方法──虽不同，不妨此一点却同也。禅学明心见性之语，儒者最多误会，而以攻击其误会者为攻击禅学。不知所谓明心，恰同戴氏扩充心之明，由无明的心以求明的真，积力久而明明相继圆明了，是谓明心，亦曰心明。戴震所谓闻见不可不广，而惟在能明于心，一事豁然，使无余蕴；更一事而亦如是，久之心知之明进于圣智。虽未学之事，岂足以穷其智哉！致其心之明，自能权度事情，无几微差失，又焉用知一求一哉！即为禅学“明心”二字之确诂。所谓见性，此中性指“事物真是如此的真相”，谓心既明了，则能照见事事物物真是如此的真相也。戴震所谓实体实事，同非自然而归于必然，天地人物事为之理得矣。夫天地之大，人物之蕃，事为之委曲条分，苟得其理也，如直者之中悬，平者之中水，圆者之中规，方者之中矩，然后推诸天下万世而准。夫如是，是为得理，是为心之所同然。举凡天地、人物、事为求其必然不可易，理至明显也。胡适亦从而称之曰：同于科学家之证实。不知“证实”一名，正“见性”一名之确诂。性者、真实之谓，有时曰真理，有时曰实相，有时曰真如，有时曰如实，皆同指显见现证之事物真相耳。乃戴震等毫不知“明心见性”一语之为何义，只盲目地妄施攻击，真同自己打自己一般可笑！胡适且妄谓禅宗是“个性”的，唯识是“共相”的，其意谓见性只是见“个性”，只是见朱熹派所执“具于心的理”。不知此乃是佛学所破的“我执”，所谓“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等的我执相，岂是禅宗所云“明心见性”所见之性耶？胡适也算看了几本佛书的，并此不知，于是如戴了著色眼镜的人，终是无法令见真色的，聪明的胡适，变成了如此糊涂的胡适，真是奇怪！

　　上说了戴震同大程、陆、王而异小程、朱熹的一点。今再说戴震同小程、朱熹而异大程、陆、王的一点。上一点是本体论上的同异，此一点是方法论──或知识论──上的同异。在方法论上，大抵大程、陆、王所指为支离琐碎的，却是小程、朱熹、戴震所精进的；小程、朱熹、戴震所斥为空疏的，却是大程、陆、王所视为易简践实的。又大抵有重知、重行之可分，然重行亦期在知，重知亦期在行。清闲的贵族哲学派，欢喜从学问上求知，知而不行，乃成了重知派；勤劳的平民哲学派，欢喜从事行上求知，乃成了重行派。戴震、胡适与朱熹，皆是贵族的重知派，从线装书上做学问以求知的方法，戴震以有考证的新经学做了基础，实在比朱熹高明精密的多。况小程、朱熹，以在本体论上误执了一个天理，横在胸中，如马衔勒一般，致不能如戴震之从容的考求经义，故戴震尤见特长。而这一点，却是最配胡适脾胃的。胡适于戴学，最反复表扬的，也只在这一点。特胡适于线装书外，更加了洋装书的学问耳。而大程尤其是陆、王，则是重行的，忽略且排斥专在书本上做工夫的，故尤为胡适所不取。至于佛学，这两派方法都有，大抵禅宗、律宗、密宗、净宗是重行派，唯识、三论、天台、华严是重学派。仔细批评起来，学问上的知识，是袭取他人──古书或外国书──的假知识，事行上的知识，才是形征实验得来的真知识，孙中山所谓行易知难的知识；真科学从博察事物印证现实得来的知识，皆是从事行以求得的真知识，必不是胡适式所袭取西洋的假知识。且中国此时所急需的：一方为颜元、李［王＋恭］、吴稚晖、卫中式重农工商的真科学技艺，以为教育经济中心；一方为孔仲尼、王阳明、孙中山式的事功德行的真哲学精神，以为政治道德中心。决非中西合璧之八股先生式的胡适哲学，断然可知。

　　然宋儒在行为上，皆注重居敬之一点，等于肃括主义，流于狭隘而严苛责人。独阳明主张与愚夫愚妇相同的同德，焦循亦从而和之。而戴震亦大呼以无私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以顺民众饥寒号呼、男女哀怨、垂死冀生等情欲；而责宋儒空指一绝情欲之感者为天理，以理杀人，而别出理之定义曰：“理者，情之所不爽失者也”。曰：“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故其理为世事经多皆学问之理，亦为人情练达即文章之理。此人情世业泛应曲当之众条理，即儒者所云之理。戴震所谓礼者，至当不易之则是也。故焦循一方采阳明与众愚同德的情欲，一方主张以礼调解情欲之争乱。盖礼者情欲之理，情欲之理，动乎食色而止乎仁义，与单称曰“理”者殊。单称曰理，如数学之公式，是死板的；情欲之礼，是生活的。前者是自然科学的理智，后者是人生哲学的礼智。人生哲学的礼智，是兼重和解感通的，不同自然科学的理智，专在是非裁断的。兼重和解感通，故导德齐礼；专在是非裁断，则导政齐刑。礼之非理，等于白马非马。故焦循谓治天下以礼不以理，无何不同于戴震，且足补充戴震遂人情欲纤微无憾之理，施于行事。胡适但读书谈理而不习行事，遂欲以自然科学理智之理，裁断人生情欲；不知以死板格式的理杀人，此正今日共产党以唯物史观的理杀人之所本，其酷烈尤甚于戴震所大声号呼之以理杀人也。然戴震以无蔽无私非无欲排佛，亦为其不知佛的盲目攻击。佛八正道：一曰正见，即无蔽之智。二曰正欲，即无私之情欲。正欲即信愿等，正须大欲特欲，何尝无欲？所无之欲，则蔽之痴、慢欲，私之贪、嗔欲耳。佛学常以自他兼利之乐利为善，故佛学在人生哲学，亦为最大之乐利派，非老庄及宋儒之淡泊刻啬派也。

　　戴震、焦循等，以人性为善性者。性分、指人分得于气质之才能，较禽兽等优秀者以为善。此亦同于佛学以“人的众同分性”，较“余有情众同分性”为有向上发达可能以为善，同其义指。然佛书之性之一字，用之不同，昔尝分为十义，以说明之，别见余之性论。今此同戴震所说之人性，则为“众同分性”中的人同分性。换言之，即“人之类性”，然胡适以为即是血气心知，不知戴说乃指人类分得于道、限制于命的血气心知上分位，谓之曰性；非即血气心知也。血气心知是实物，性非实物，但是托现在血气心知上生来的分限。在人类血气心知上生成的分限，即为人性；在马类、牛类血气心知上生来的分限，即为马性、牛性。非实物故，不同朱熹等所执之理性。

　　是分限故，不即是血气心知。戴氏虽知其义，言之亦未能明晰也。

　　于此尚须加数言者，则前方法论中重学、重行之二派，求知方法皆未完善；即兼二派之方法而合一之，亦未能完善也。由声量──声量指古今贤哲一切之学说──而比量，由比量(理智)而现量(证智)，此重学以求知之方法也。由现量而比量，由比量而声量(声量指所立之学说)，此重行以成之方法也。重学以求知，未至现量证智，则为袭取之假借知识，未是真知识也。其声量闻智、但为考据之训诂；其比量理智，虽已为经过逻辑训练的科学、哲学知识，然坐谈而实未践形去做，做事时将仍不免无所措手足之迷乱。其所得知识，至多可以著书立说，及为注入式教育的教授耳，此即胡适之流也。重行以成知，未至声量则不足以喻他人，未至比量则无自决其现量之固当与否，故云皆未完善也。欲完善之，乃在行而知、知而行。行而知、知而行之精进不已，换言之，即现量而比量、比量而现量之精进不已。亲从环境感受，实验于农工政教生活，产生科学、技术、文艺等，是行而知、知而行之第一重真知识也。亲从心身修养，变化于气质根识生活，产生哲学、德行、圣智等，是行而知、知而行之第二重真知识也。从此精进而不已，乃由佛学八正道生活，而趋向无上遍正觉的大路。禅宗是经从第二重做起者。宋明儒则欲将第一重、第二重沟通而范归孔、孟者，然结果不大佳，惟阳明较有成就。士生今世，固不必局脊孔孟，以欧美新方法以产生农工政教新学术，以佛、儒善方法以产生身心社会新道德，庶几可矣！(见海刊九卷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