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安乐死」

本年五月十二日，中华民国立法院司法委员会，举行了全院的委员会议，由立委李宗仁、谢生富联合主持，从法学、医学及道德的立场，来讨论「安乐死」的问题。会中似乎没有邀请宗教界的人士列席，虽然讨论的结果，也认为根据中华文化及伦理的原则，均不应该予安乐死以合法化，但是，既由政府的最高立法机构，主动地召集会议，表示了此一问题存在已久，讨论亦相当普遍和受重视。

所谓「安乐死」，是针对所谓「植物人」采取的处理方法。由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及社会环境的转变，如果一个家庭里面，有了一位久病不愈的患者，就会连累到整个家庭的生计。近年以来，因病或意外事件，而致人于昏迷不醒的情况，屡见不鲜，有的可以治好，有的一拖几年，乃至于十年、二十年，既未死亡，也无恢复神智之望，形同植物。其实比植物更糟，因为，他还是活人，所以仍然需要饮食、医药以及卫生等的照顾；对他们本身而言，无求生或求死的选择能力。「安乐死」，只是为了病人家属及社会求取解脱负担的方案，但是，如果给予合法化，无异于承认合法的谋杀。

据说在某种原始的部落，若基于粮食不足的原因，老人可以求死自杀，乃至于被杀，此种风气，从来没有行之于文明的世界，当然不会在我们中国发生。「植物人」的问题，不仅仅发生在台湾，欧美各国也有所闻，并且也被法学界所讨论。提出安乐死的问题，多半是根据经济学的立场；若基于社会学的立场，也是难以赞同的，更何况任何一个宗教，亦不会赞成安乐死的。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孟子说：「见其生，不忍见其死。」我们不仅不能杀人，乃至要给予一切生物有平等求生的权利。

从佛法的立场说，我们生到这个世间，有两大任务：一是受报，一是造业。所谓受报，是由过去无量世来，所作所为的业因而感受到此生的果报。但生命过程中的苦乐、贫富、贵贱等际遇，可以用后天的努力，来改善尚未发生的果报，却无法使得业因消灭而逃避果报。植物人，是他们个人的业报，也是他们的家族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大众共同的果报，他们自身已经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我们来共同接受这种事实，并给予适当的照顾，以尽他们的天年。

在数月前，曾见新闻报导，台湾有位善心人士，为了减轻和减少植物人家属的负担，成立了「植物人病院」，并且购买了植物人专用的病床，以自动化的机械，代替人工的照顾，来为植物人服务，这实在是值得鼓励，值得受到社会大家热烈支持的事。因为，植物人本身已经无法造业，而我们生活在和植物人同样环境中的大众，还可以努力，以物力与智力，来为植物人服务，并减轻我们的负荷，既是我们的果报，我们要接受它，也要改善它。

另外，人的死亡一定是从肉体的死亡，作为标准，植物人还是活人，只是无法表达他们的意见，我们还是要尊重他们跟我们同样的也是人；如果允许把失去神智的人，予以所谓「安乐死」的待遇，会带来许多不良的后遗症，比如说，站在优生学的观点，或站在减轻人口压力的立场，或站在种族歧视的角度，都可以合法地叫人上电椅、进瓦斯房、注射毒药水了！其实，植物人为人类社会制造的问题，是微乎其微的，比起各种手段和目的的犯罪案件，个别或集体的造成社会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恐惧和动乱，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佛法讲「慈悲」和「智慧」，我们应当以慈悲心来对待植物人，也以慈悲心来对待受植物人连累的家庭，所以「安乐死」不可考虑，要考虑的，应该是如何运用智慧来为他们解决看似个别，实际上是我们共同的问题。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五日《人生》三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