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印经院的事业

 

从原始佛教到部派佛教时代，佛陀的教说，一直是历代师弟之间口头传承的，当时，也以背诵正法，为传持正法于后世的重要使命。到了西历纪元前后，有用文字笔录而成的成文经典之后，除了鼓励以古法诵持之外，也强调以新法书写经典的功德，写经事业，也就逐渐地盛行起来。这与从古来的造塔而演变为新的造像风气之功德事业，可谓是同一轨迹的佛教信仰变迁的产物。

 

佛教初传中国，是贝叶的梵本，又将之译成中国的文字，这种汉文经典，自六朝延续到唐代，均系利用纸张笔墨，书写成卷，装帧传持。汉译的经律论佛典，在盛唐开元年代，被整顿为钦定的《大藏经》，即有五千零四十八卷，庞大卷帙。要书写这样的《大藏经》，不是容易的事，然在隋唐帝室及贵族的保护与支持之下，推进了这项艰难的事业，甚至还采用了绀纸、紫纸，以金泥及银泥，将经典装潢起来。

 

由于寺院及僧尼之增加，佛典的需要量，也随着上升，故在写经之外，又将经文，雕成木版，再用木版，印刷出大量的新型态的经典。这一形成，便是由晚唐五代的古式写经，转变成新式印经的过渡时期；它的代表，便是西元十世纪的北宋之际，完成了《大藏经》的出版。

 

宋太祖于开宝四年(西元九七一年)，派遣高品的张从信，往益州(四川成都)，雕刻《大藏经》版；因为该地自晚唐而经前蜀、后蜀的时代，是印刷文化的中心地。此一雕版大业，费时十二年，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西元九八三年)，始见完成。其内容为《开元录》的经律论等，五千余卷，共计经版十三万余块，可见功业之庞大。此因开版所在的地名而称为蜀版，又呼为北宋的敕版《大藏经》。这部《大藏经》的版本，于太平兴国八年，从益州运到首都的开封府，太宗便在太平兴国寺译经院之西，创立了印经院，开始这部经版的印刷及保存。当时，将印经院与译经院，总合起来，称之为传法院。

 

日本的留学僧奝然，于太平兴国八年十二月，到达开封，谒见宋太宗，报告日本的风土及其传统文化的情形，当他第二年离京之时，赐了他一份极贵重的礼物，即是在太平兴国寺印经院，最新拓印的敕版《大藏经》，计四百八十一函，五千零四十八卷，以及宋朝新译的经典四十卷，和御制回向文偈颂等，现在被藏于京都嵯峨清凉寺。奝然另外还从中国带去了一尊栴檀释迦像。因为印经院的敕版《大藏经》，是属于内侍省管理的宋朝王室之功德事业，所以，国内的官立大寺以及名山古剎，当然均为受赐的对象，乃至女真、西夏、日本、高丽、交趾等国，也在国际亲善友谊的原则下，分别颁赠；送给日本的一部，便是由奝然带回去的。

 

太平兴国寺印经院，不仅将蜀地雕成的经版，印刷成为经卷流通，同时也因内侍省的支持，将《贞元录》的续藏经和宋代新译的经典，开版印刷。然到神宗熙宁四年(西元一○七一年)，因为国库穷困，印经院即行废止。所有的版木，则被移至开封府显圣寺的寿圣禅院，嘱交三位僧人保管。日本的入宋僧人成寻，申请下赐奝然带回藏经以后所出的新译经典时，便是到显圣寺寿圣禅院，根据印版目录，印了派人送返日本的。

 

宋朝把敕版《大藏经》传送到邻近的佛教关系国家之后，在高丽方面，于显宗之世(西元一○一○─一○三一年)，在契丹族的辽国，于兴宗之世(西元一○三一─一○五二年)，也分别出版《大藏经》，便是所谓高丽版的初雕，以及契丹版的《大藏经》。在国外，虽有这么早的藏经开版；在国内，则因敕版藏经具有权威性，所以，民间的开版，未曾出现。至于福州东禅等觉院的崇宁万大藏，开元禅寺毗卢藏，均系在宋朝废止印经院之后，移置经版到民间，即于北宋末叶之际，先后开版流通的。东京开封府圣寿禅院，后因靖康之乱而被毁于兵火，《大藏经》的雕版，则被金军夺走，结果，此一敕版，也和北宋王朝的命运相同。

 

进入南宋时代之后，在湖州的思溪以及平江府的碛砂地方，也出版了《大藏经》。思溪藏，分有《圆觉禅院大藏经目录》和《法宝资福禅寺大藏经目录》两种，故也像福州版一样，有二藏并存的现象；不过，湖州圆觉禅院，乃系安吉州法宝资福禅寺的改名，所以，后者只是将前者的雕版，作了追加增补而已。前者称为前思溪藏，改名后的便名之为后思溪藏。再说平江府碛砂延圣禅院《大藏经》的出版，乃因鉴于湖州圆觉禅院的印经活动，不如理想，故将前思溪藏，加以覆刊，但其大功未成，南宋已亡，到了元朝，始见完成。至于法宝资福寺后思溪藏，遭遇了元军的兵灾，故于南宋灭亡的同时，毁之于火；但是，元朝白云宗的南山普宁寺《大藏经》，便是后思溪藏的覆刻。

 

在此，要附带说明的，北宋的敕版《大藏经》，以及依照它覆刻的高丽版等，均为每行十四字的卷子本；在江南，于北宋之末，在福州开版的两种《大藏经》，前后两种思溪版，还有碛砂版，都是每行十七字的折帖本。江南的私版《大藏经》，由北宋至南宋，继续着印经的活动，不用说是流通于国内，并且传播到了外国，由于宋日之间的贸易往返，也将印好的藏经，舶载到了日本，至今尚有日本的名山古剎，保有着这些传世的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