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佛教史学的发达

 

宋代以后的中国佛教，是以五代吴越国的首都所在地杭州为中心，所以中国佛教的指导权，是被掌握在江南的佛教界中。这也类似从古来的长安及洛阳的政治都市为中心，迈向到近世商业都市的独立；信仰并皈依佛教的分子，逐渐地由首都的王族、显官、贵族，扩展到地方的豪富，以及工商业者的群众之间，显示佛教文化的普及化与大众化的倾向。

 

在两浙地方，可以看到天台宗和禅宗的活动，及其相互的接触与种种的关系。由于杭州灵隐寺契嵩，出版《六祖坛经》之后，着了《传法正统记》、《禅门定祖图》、《传法正宗论》，加上《辅教编》，上表进献，受赐明教大师之号，并许这些禅籍，编入《大藏经》中。但是，由此入藏之举和出版事业，便在佛教界激起一大论争的波澜。那就是天台宗和禅宗的论争。先从四明知礼与天童子凝开始，为了达摩门下三人得法的批判，往复论难，达二十回之多。对于契嵩所持禅门传灯二十八祖之说，射出第一箭的，乃为吴兴天台宗僧子昉；他用天台宗二十四祖之说，写作〈祖说〉，批判契嵩；契嵩便作〈解诬〉；子昉又以〈止讹〉加以破析。可是，独步于晚唐五代的禅宗，由于和复兴后的天台宗之间，抱有越来越强的宗门对峙的意识，便产生了叙述宗门之传灯的史籍，那便是编纂了通览佛祖以来古今沿革的佛教通史，因此也就促成了佛教史学的发达。

 

在以直指人心与见性成佛为旗帜的祖师禅方面，已由和隋唐的义学诸宗相对，主张不立文字与教外别传的立场转变过来；自唐而至五代，产生了《历代法宝记》、《楞伽师资记》、《传法宝记》、《宝林传》、《续宝林传》、《祖堂集》等禅宗的史籍。宋之道原，作《禅宗传灯录》，进表皇帝，以敕改名为《景德传灯录》，并使入藏颁行。此时，江南的禅宗，已进入开封，创立十方净因禅院，在将《景德传灯录》敕许入藏之中，叙述到以国家帝王的敕命，确立传灯相承之说的权威性。继此而来的，则有李遵勖的《天圣广灯录》、佛国惟白的《建中靖国续灯录》、晦翁悟明的《禅宗联灯录》，以及正受的《嘉泰普灯录》等，成立了所谓禅宗五灯录。自北宋延续到南宋阶段的禅宗子孙，编集灯录之时，均从佛祖以来，佛祖相承的传灯之上，带上自己的名字，进表皇帝，受赐御制序文，编入《大藏经》中，用作教外别传的检证。

 

尚有和这些灯录，站在不同角度的禅宗史籍，便是由禅林僧宝传，发展成佛教通史。在北宋时代，有达观昙颖的《五家传》、慧洪的《禅林僧宝传》、庆老的《补禅林僧宝传》、祖琇的《僧宝正续传》。南宋的龙门祖琇，除了着有《禅林僧宝传记》之外，尚写了〈佛运统计〉(佚)和《隆兴佛教编年通论》，乃是根据禅家的立场，以新的姿态编纂了佛教的通史。此后的金华德修，作了《释氏通纪》(佚)，括山本觉大成了《历代编年释氏通鉴》。不过，依以禅家而作的编年体修史事业，并非终于南宋；到元朝，又有扆峰熙仲的《释氏资鉴》、华亭念常的《佛祖历代通载》、觉岸宝洲的《释氏稽古略》等名著出现而集其大成。

 

禅家学者，学习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写作法，发达编年体的佛教通史。在另一派天台宗之间，则效法汉朝司马迁所撰《史记》以来，中国正统史书的体裁，采用了本纪、世家、列传、志、表等科目，从事于纪传体修史工作。此有北宋吴兴元颖，撰了《天台宗元录》(佚)，将其宗门的源流以迄末流，正像之统纪以至教藏的目录，收揽成书。南宋的铠庵居士吴克己，采用正史纪传体，分为纪传、列传、总论之三科，叙述释门正统，强调天台宗门在全佛教界的正统性，然因书尚未成其身已殁，成了未定之稿。此后的镜庵景迁，采取了元颖的《天台宗元录》及吴克己的《释门正统》，重新增补了九十多人的传记，作出《天台宗源录》。又有良渚宗鉴，抱着铠庵居士的修史精神，以本纪、世家、列传、志、载记的五科分类，作为一书的体系，写成了一部《释门正统》。集以上天台宗门史籍之大成者，则为大石志盘的《佛祖统纪》五十四卷。志盘将自佛祖以来天台宗门的传统，写成本纪、世家、列传；志中则收〈净土立教志〉及〈诸宗立教志〉；又以〈法运通塞志〉，作为佛教的编年体通史；以〈历代会要志〉，作为佛教的纪事本末体的史篇。这是一部完全采取新的修史方法，发达和完成于宋代的伟大著作。

 

北宋以来的禅家和天台宗门的宗派对立，传灯的正统意识之争持，迄于南宋而益形升华；但亦因此而促成佛教史学的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