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清代佛教的各宗派

 

沿着明代佛教的趋势，清初的佛教，也以禅宗，特别是临济宗，最为盛行。也以临济宗的天童圆悟、磬山圆修、东溪性冲三派，受到历代君主的尊崇，在此三派下，名僧辈出，并亦负起领导清代佛教的使命。以镇江金山寺、扬州高旻寺、常州天宁寺，以及西天目山禅源寺、杭州灵隐寺、宁波天童山弘法寺等，在江南具有代表性的名剎，作为这三派名僧的活跃之所。代表性的僧侣，则有天童道忞、憨璞性聪、玉林通琇等人。

 

天童道忞(西元一五九六─一六七四年)，在圆悟门下，住了十四年，乃是同门十二人中最为优秀的一个，曾受顺治帝招至宫中，在万善殿论法，此事详见于《三世奏对录》及《弘觉忞禅师北游集》等。《弘觉忞禅师北游集》，后被雍正帝视为乖谬不敬之书而遭破毁。

 

憨璞性聪(西元一六一○─一六六六年)，与道忞同门，且也师事号称有衲子数万的黄隐通容。住于北京海会寺，尝指导顺治帝参禅而知名于世，他将他的一派禅法，流传到了北方。

 

玉林通琇(西元一六一四─一六七五年)，出于磬山圆修之门，受到顺治帝之师事，赐号大觉善济能仁国师。在他寂后的六十年，他的语录，被雍正帝编集在其《御选语录》第十一卷中，他在宫廷之受尊信，以此可知。开堂说法，经四十年，末后，客死于淮安慈云庵。

 

纵然，清朝建国初，尊崇汉人僧侣，为了保持满洲皇帝的权威，禅门仍不免要吃痛棒。例如由于三峰法藏(西元一五七三─一六三五年)，与其师天童圆悟，有关觉性问题的所见不同，着了《五宗原》；圆悟便着《辟妄救略说》，加以论驳；法藏的弟子弘忍，则着《五宗救》，为其师说辩护，因而在明末清初的佛教界，形成了一件大事。后来，雍正帝用魔嗣弘忍之名，来排击其说，且命官吏，将法藏与弘忍一派的著述，悉数破毁。此乃因为他们两人，指摘了当时的禅僧们，与士大夫结交、结制、坐香的禅门弊风。又讨论了由于云栖袾宏等人，以禅净融合为宗旨而鼓吹净土门，主张必须废空论以重实践的缘故。同时，是站在满洲皇帝的立场，表明了对于汉民族的佛教观念，亦具有强有力的指导权威。用帝权来压迫禅门，结果是招致了纯粹的禅风之萎缩，今日以念佛为主的禅净混合的中国佛教，其因即生于此罢！

 

曹洞宗不比临济宗那样的盛行，仅有福州鼓山寺、汉阳归元寺、镇江焦山定慧寺，稍为此宗留了一点名，此宗被知于世的名僧，则有道霈为霖(西元一六一五─一七○二年)，然其所学，通于天台及华严，着有《华严疏论要语》、《仁王般若经合疏》、《还山录》、《餐香录》。尤其鉴于明嘉靖年间(西元一五二二─一五六六年)的《曹洞宗旨绪宗》等，有谬曹洞之古义，却被鼓山的元贤，辑为《洞上古辙》，因而，道霈为之重编，作为一览中国曹洞宗风及其纲格，颇为称便。

 

华严宗的代表学者，在清代知名的，乃是柏亭续法(西元一六四一─一七二八年)，他的著述，以《贤首五教仪科注》四十八卷为首，另有《华严宗佛祖传》等，总共多达六百卷。本来，在近世的中国，不像日本之有显著的宗派组织，华严也是如此，不在宗势的振兴，作为学问的修习上，则有不少的人，清末著名居士杨仁山，即是主张「教宗贤首，行在弥陀」的人。

 

净土宗在整个清朝史上，可从最受庶民归崇的所谓「家家观世音，处处弥陀佛」的俚谚中得知，观音信仰是伴着阿弥陀佛的信仰而行的。净土宗之风靡，当然不用说了。宋元以后的禅、律、天台、华严各宗，也无不兼修念佛法门。所以，净土宗在僧界及居士界的地位独占，乃为众所周知的事。清初，常熟的省庵实贤(西元一六八六─一七三四年)，先修律与天台，后来归信净土，他将一天分作二十等分，以十分的时间念佛，九分作观，一分礼忏。由其所著《净业堂规约》所示，他以一位真摰的念佛行者，终其一生的生活，故其仅以四十九岁的世寿，即被尊为莲宗九祖。彻悟际醒，也以「禅门巨匠之如永明延寿，尚犹归心净土，况末代之人，更宜遵之承之」，因而专修净业。此一重视念佛的倾向，乃因雍正帝取范于云栖袾宏，可知，系在上层阶级的理解和支助之下，不久之间，风气所至，遍及全国；作为清代佛教特色之一的居士佛教界，也受了此一倾向的重大影响。此外，律宗与天台宗，虽亦流行，却为禅净融合的宗风之所压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