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门伟器：大唐三藏法师玄奘

温金玉

唐玄奘因小说《西游记》而家喻户晓，是一个妇孺皆知的人物；更因其在佛教上的卓越贡献而彪炳史册，成为佛法东传历程中的一座里程碑。研究中国佛教无法离开唐玄奘，无论从历史地理，还是从文学翻译；不论是从文献典籍，还是从宗派义理，玄奘的成就都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可以说是：说不尽、道不完的唐玄奘。

印度文明与中华文明是形成于古代亚洲的两大文化圈。从地理上说，中印尽管都处于亚洲大陆之内，但一直被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阻隔，形成了完全异质的两大文化，很长时间处于相隔离的状态。西元前二世纪末，丝绸之路的开通，使这两大文化圈的交流成为可能。从此，在这条路上行走着的，就不仅是往来的商旅，还有各国的文化使者，佛教其实就是随着商旅马队的清脆蹄声传入中原内地的。

佛法初传中土，多赖中亚及印度高僧来华传译佛典，但其时并非有系统且有计划传入，而是随意性、随机性很大，由此，使得传来之典籍或篇章不备，或转译有误。“格义佛教”的产生既有中土思想家的有意误读，更是当时典籍不全、义理难解的应急之措。《宋高僧传》就说“初则梵客华僧，听言揣意，方圆共凿，金石难合。婉配世间，摆名三昧。咫尺千里，觌面难通。”譬如，早期就把佛教视为一般黄老之术。而真实的佛法大义并不为人所知。为此，从曹魏末年朱士行开始，中土掀起一股西行求法的运动。据史籍所载，西晋有竺法护，东晋初有康法朗、于法兰，东晋中期以后又有竺佛念、慧常、进行、慧辩、慧睿、支法领、法净、智猛、法勇等。晋宋之际，游方西行僧人虽多，但其中以法显最为着名。在西行求法史上，人们也常常习惯将法显与玄奘并称，来赞叹他们舍生求法的巍巍功德。如唐代另一着名僧人义净律师在所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就说：“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宾，显法师则创辟荒途，奘法师乃中开王路。其间或西越紫塞而孤征，或南渡沧溟以单逝。…然而胜途多难，宝处弥长，苗秀盈十而盖多，结实罕一而全少。实由茫茫象迹，长川吐赫日之光；浩浩鲸波，巨壑起滔天之浪。独步铁门之外，亘万岭而投身；孤漂铜柱之前，跨千江而遣命。或忘餐几日，辍饮数晨，可谓思虑销精神，忧劳排正色，致使去者数盈半百，留者仅有几人。”义净这番话，道尽晋、唐之际求法僧人往来中国和南亚间旅程中的困苦和危险。正是无数的祖师大德为法忘躯、行走在“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的路上，九死一生取回真经，使后人闻到了佛法，看到了经书。义净律师曾留下一首让后人明白今天所看到的经典皆是先人用生命换来的感叹诗：

宋齐梁陈唐代间，高僧求法离长安；

去人成百归无十，后者安知前者难。

路远碧天唯冷结，沙河遮日力疲殚；

后贤如未闻斯旨，往往将经容易看。

这样令人感动的例子还有许多，如《求法高僧传》记载常慜法师说：“附舶至中天竺，船覆。舶主令上小舟济之，慜让余人求生，己则合掌面西念佛。念念之顷，舶沉身没，声尽而终。”千载之下，读来依然悲怆不已。义净律师赞说：“轻生为物，顺菩提心。忘己济人，斯大士行。”从中不仅看到佛法东来，更感受到中土西求。

玄奘的孤影西征，同样充满着艰辛。西行之路，或山高道险，或风雪交加；或盗匪洗劫，或缺食断饮。唐太宗在《大唐三藏圣教序》中，对玄奘西行有如下的描述：“乘危远迈，杖策孤征，积雪晨飞，途间失地，惊沙夕飞，空外迷灭。万里山川，拨烟霞而进影，百重寒窗，蹑霜雨而前跃。”一次，他于沙漠中迷路，找野马泉不得。下马饮水，因为皮囊太重失手打翻仅有的水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说：“千里之资，一朝斯罄。”由此，心意彷徨，意欲东回寻求帮助，然走几里回头路后，想起自己“绝不东移一步”的发愿，并反覆诘问自己“今何故来？”终于再发誓愿，“宁可就西而死，岂归东而生！”在这样的绝境下，他四夜五日无滴水可饮，凭着信念向西而去…

玄奘西行之前，中国佛教的主旋律依然是译经，历代祖师所做的努力，就是想让中国人明白佛陀到底在菩提树下悟到了什么？经典文本的学习成为玄奘早年的主要经历。他“备通经典，而爱古尚贤。非雅正之籍不观，非圣哲之风不习。”十三岁出家后，学《涅槃》，习《摄论》，对《法华》、《维摩》、《阿毗昙论》、《成实论》、《俱舍论》等均有涉猎。数年间就究通诸部，声誉大着。随着闻法日广，造诣日深，他深感多年来在各地讲演所闻，异说不一。《慈恩传》卷一记载，“法师既遍谒众师，备餐其说，详考其理，各檀宗途，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贞观元年(627)玄奘结侣陈表，请允西行求法。但未获批准。然玄奘决心已定，遂抱着“一睹明法，了义真文；要返东华，传扬圣化”的宏图大志，“冒越宪章，私往天竺”。

玄奘在摩揭陀国那烂陀寺历时五年，跟随戒贤三藏学习，备受优遇，并被选为通晓三藏的十德之一。在印度，他依然是广参博学。戒贤嘱玄奘为那烂陀寺僧众开讲《摄论》、《唯识抉择论》。玄奘亦曾着《会宗论》三千颂(已佚)，以调和大乘中观、瑜伽两派的学说。玄奘法师在印度最令人称道的是，在曲女城的大会辩论。戒日王以玄奘为论主，在曲女城召开佛学辩论大会，有五印十八个国王、三千个大小乘佛教学者和外道两千人参加。当时玄奘讲论，任人问难，十八日里无一人能予诘难。一时名震五印，并被大乘尊为“大乘天”，被小乘尊为“解脱天”。玄奘随后又参加五年一度、历时七十五天的无遮大会，辩才无碍，声望如日中天。但在印度名满天下之时，他却不忘西行求法初心，踏上了东归之路。

贞观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花了十九年时间到印度取经的玄奘，终于回到了长安。史载当时“道俗奔迎，倾都罢市”。不久，唐太宗接见并劝其还俗出仕，玄奘婉言辞谢：“玄奘少践缁门，服膺佛道，玄宗是习，孔教未闻。今遣从俗，无异乘流之舟，使弃水而就陆，不唯无功，亦徒令腐败也”。并表达了“愿得单身行道，以报国恩”的心愿。尔后留长安弘福寺译经，由朝廷供给所需，并召各地名僧二十余人助译，分任证义、缀文、正字、证梵等职，组成了中国佛教史上最为完备的译场。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中，所做的工作主要是译经，总共翻译佛教大小乘经论75部1335卷，计一千多万字。吕澄先生评价说“印度的佛学从汉末传来中国，直到唐初的几百年间，真正能够传译印度学说的本来面目，要算玄奘这一家。”我们看到，在唐朝时，经过先前数代人的努力与积淀，佛教界已有条件对所传译的经籍，以及所奉行的教义、教规作一从容的审视。玄奘即是从义理的角度重新省察，所以他把印度佛教的瑜伽有宗移植过来，创立了中国佛教的唯识宗，期望对中国佛教有所补益。在戒律制度层面，稍晚于玄奘的义净也遇到了与玄奘同样的困惑，印度僧团的实际修持与中国僧团的修为，到底有何异同？当时中土持律者诸部互牵的律法，是否是纯正的印度律法？这样他西行求法，携回了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希望通过对纯正印度戒律的弘扬，来整饬僧团，矫治时弊，力挽颓风。义净曾对此感慨的说：“于时叹曰，昔在神州，自言明律。宁知到此，反作迷人。向若不移步西方，何能鉴斯正则。”如果说玄奘的西行求法，主要基于义理的考虑，那么义净的西行求法，更多的是从戒律方面着眼。《大宋僧史略?此土僧游西域》中评论说：“若论传译之人，则多善一方，罕闻通解，唯玄奘三藏究两土之音训，瞻诸学之川源，如从佛闻曲尽意。次则义净躬游彼刹，妙达毗尼，改律范之妄迷。”

玄奘与其高足窥基，由于对唯识经论的传译阐扬，使得唯识学成为一大宗派，并薪火相传，风从影随，至近代仍有杨仁山、太虚、欧阳竟无等提倡弘扬，余音绵远不绝。如果说鸠摩罗什开演中观，令印度佛教空宗流布中土，那么正是玄奘师徒的努力，让瑜伽有宗得以辉煌。这样印度大乘佛法的空有二脉，双峰并峙，如日月同辉，普照华夏大地。

在翻译上，玄奘一改以往要么为忠实原典而偏于直译的方法，要么为文字顺畅而有违原典的意译，主张“既需求真，又了喻俗”的译经原则，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五不翻”，成为中国佛教译经史上的“新译”标志。欧阳竟无曾赞叹玄奘的翻译风格是：“一语之要，坚如磐石；一义之出，灿若星辰。”

玄奘法师还给后人留下了由其弟子辩机笔录而成的《大唐西域记》。此书共十二卷，介绍了西域及印度138个国家的风俗地理，“推表山川，考采境壤，详国俗之刚柔，系水土之风气”。对今天研究中印交通及中亚地区的民俗风情、人文地理，均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英国历史学家史密斯，曾对此书的功绩评价说：“印度历史对玄奘欠下的债是决不会估价过高的。”印度着名历史学家阿里也说：“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着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最后，再看玄奘法师所拥有的政治智慧。我们知道佛教自传入中土起，就存在一个佛教中国化与佛教化中国的问题。中华民族文化体系自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就已奠定，并在日后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体，诸学辅佐的多元文化格局，在道德规范、礼俗规制、伦理纲常和心理定势方面，都有一个较为稳定牢固的精神信仰机制。所以，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初传中国首先所接受的，就是来自这一古老文明对它的审视和鉴别。如印度佛教中剃发染衣是保证僧相毕现的最基本要求；不拜君亲，则是保持出家人出世品格的保障。但在当时士大夫看来，僧人离家弃亲是背离人子之道，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圆颅方领是有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伤，及汉地衣冠文明的古训；不拜君王，是违背忠君的传统道德；不事耕作更被轻视为不劳而食的社会蠹虫。所以模范依从印度传统佛教仪制，在中土反而是被视为不合时宜、有违人伦道德的行为。从东晋至唐，由此而引发了长达数百年的文化争论。佛教的本土化问题一直是佛门领袖关注的焦点。从东晋道安法师时就明确提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原则，确立了中国僧团的弘法模式。慧远指出僧团是“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鸠摩罗什依后秦国主姚兴的支持，得以创立“关河之学”，使中观一脉得以发扬。据说唐太宗初见玄奘，就“因劝归俗，助秉俗务。”后又“每思逼劝归俗，致之左右，共谋朝政。”但玄奘上奏“玄奘从西域所得，梵本六百余部，一言未译。”他“专精夙夜，不堕寸阴”，一门心思译经。其实玄奘并不是置太宗的优渥于不顾，他或上表称贺，或让太宗为译经御笔赐序。在玄奘归国期间，始终与雄才伟略的唐太宗以及后来的高宗，保持紧密的关系，以保证自己译经事业的正常开展。玄奘善巧运用王室的支持，来完成自己的弘法事业，而对世俗的名利并不看重。道宣律师赞扬玄奘说：“虔虔不懈，专思法务，言无名利，行绝虚浮。”

“愿以所闻，归还翻译，使有缘之徒，同得闻见，用报师恩。”遥想大师千年前的风采，仿佛看到大师风中飘动的衣袂，依稀能听到大师演法的狮吼雷音…，我们今天重温玄奘大师的情怀，回顾大师走过的路，缅怀大师的法乳深恩，正是为了回应大师“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的悲心切愿，为今天的和乐人群、报恩社会而精进不懈。最后借用赵朴初老人的一首诗来作结语：

信知此土有深缘，圣教三车独得全。

誓续慧灯无尽际，时轮再转两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