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巨赞—写在巨赞法师诞辰100周年之际

温金玉

今年是巨赞法师诞辰100周年，佛教界和学术界将于11月上旬分别在江苏江阴市、广西桂平市举行纪念巨赞法师的学术研讨会，这证明了时至今日法师依然拥有的社会影响力。有的人死了，但人们还记得他。在今天重新说起巨赞法师，确实有着太多的历史回味与现实启示。

巨赞法师(1908—1984年)，俗姓潘，名楚桐，字琴朴，江苏江阴人。他先是从江阴师范学校毕业，再入上海大夏大学学习，后肄业。1931年经近代着名高僧太虚大师介绍，巨赞法师从杭州灵隐寺却非方丈披剃出家，取法名传戒，字定慧，后改名巨赞。从此开始了他的云水生涯。

从当代佛教史的角度来看，巨赞法师的功绩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具有高度的爱国爱教精神。巨赞法师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期，佛教在新旧交替之际如何来适应形势成为当时关系到其生存的大问题。巨赞法师对社会变化有着异常的前瞻性。在学生时代，他就参加进步青年组织，后来回到老家从事教育工作，担任江阴金童桥小学校长之职。其间，他秘密参加共产党的地下活动，负责江阴东乡的组织宣传工作，后为当局下令通缉，险些被捕。抗战时期，巨赞法师曾在湖南组织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和佛教青年服务团，影响较大。山河破碎，巨赞无限伤感，以诗抒怀：“九州沉陆滋蛇豕，绝脰刳肠忆万夫。文物忍看沦敌手，江山默祝复康衢。挥戈反日思良将，袒臂高呼待硕儒。寄语山林深密处，倾危大厦要君扶。”这体现出巨赞“我虽出世未忘世”的情怀。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巨赞就与一大批社会名流及进步人士相往来，如夏衍、田汉、郭沫若、柳亚子等。他在主编的《狮子吼》杂志上宣扬抗战救亡思想，在宣传口号中有“当汉奸的，生受国法死堕地狱”这种富有时代特征的理念。新中国成立后，他更是认识到这是佛教新生的最好契机，积极投身于新社会的建设之中，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建议。在抗美援朝期间，他发表演讲，号召佛教徒捐献飞机，在教内外曾引起人们对佛教的重新认识。巨赞法师从心底拥护新生政权，当时许多人迁移海外，他却从香港回到大陆。1949年9月21日，巨赞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应邀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至此，他致力于佛教界的工作，担任《现代佛学社》主编、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佛学院副院长等，并先后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及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

巨赞法师对于佛教界的第二个功绩就是对佛教制度建设的思考。他认为佛教传入中国2000年来，一直与我国固有的文化相协调、相融合，并成为了中国人自己的信仰。但由于长期的封建社会统治背景，佛教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许多腐朽没落的东西，特别是近代以来经忏佛教的影响更是使众多社会人士误解了佛教。因此，新中国的建立恰恰是改革佛教的最好契机。于是，他给毛泽东主席写信，提出佛教建设的许多思路与想法，这些都得到中央的肯定。在教内，他提出“生产化”与“学术化”两大口号，对当时振兴佛教起了非常大的作用。1950年，他在北京开办大雄麻袋厂，组织僧尼劳动生产，提倡恢复农禅生活，影响波及全国。可以说，这两大口号对当今中国佛教依然有重大的借鉴意义。1953年，他与赵朴初等人一同组建了中国佛教协会，而中国佛学院的建立也有他的心血。

巨赞法师本人学养深厚，曾到重庆汉藏教理院任教并到南京“支那内学院”深造，遍览群经，光读经笔记就有数百万字之多。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巨赞在《论学》杂志上发表了《评熊十力所着书》，反响很大。熊十力时为国立北京大学的着名教授，对佛学颇有造诣，很少有人能去评论他的着作。熊十力看了巨赞的文章后，用非常欣赏的口气说：“是用心人语，非浮士口气”。巨赞法师精通内外诸学，且对西方哲学也多有涉猎，语言方面则通英、日、俄、德和梵文，晚年又攻习法文，在海内外各佛学刊物上发表上百篇论文，堪称是中国现代佛教界的一大奇才。巨赞法师一生着述颇多，甚为欣慰的是由朱哲先生于近日整理出版了8卷本的《巨赞全集》。

巨赞法师的爱国爱教精神和学术思想，对佛教界和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他的故乡江苏省江阴市，先后建成了巨赞纪念堂和巨赞法师故居。

巨赞法师的人格清纯，凛凛孤怀月影寒。他自己有一首诗表达最为清晰：“不婚不宦情如洗，独来独往无所求。收拾乾坤归眼底，一肩担却古今愁。”

在论及佛教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上，我们已习惯于提起近代佛教史上的太虚大师，在论及个人修持上经常会说到弘一法师。然后，其后呢？我们的话语就不太多了，其实，巨赞法师就是这样一位值得我们去研究探讨的出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