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大师：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出家人

温金玉

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上，太虚大师可以说是最早放眼看世界的先觉者之一。他所生活的时代就是成就他这一开放视阈的因缘。近代社会，风起云涌，中西文化交融激荡，庙产兴学风波不止，佛教如同一叶漂浮于大海中之小舟，险象环生，波谲云诡。护教安僧成为佛门头等大事。在这一场挽救民族危亡、护国爱教的运动中，太虚大师以其特有的行事风范，诠释了处于这种动荡时节、中西文化碰撞中的佛门领袖于困境之中重整僧团、再树法幢的决心。其佛教建设思想已成为中国佛教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影响着华人世界佛教的走向与型态，为近现代中国佛教建设的创业垂统树立了历史性的丰碑。    ．

太虚大师生活的年代，佛教既受到本国“庙产兴学”风波的震荡，又受到西方思想的挑战，在此情况下，欲振兴佛教必须具备现代品格与世界眼光。他说：“中国的佛教因之重新建立，而亦可成为现代的世界佛教。”在《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中，太虚大师将自己的改进佛教运动分为四个时期：光绪三十四年至民国3年，’是他接受新思想，顺应时代潮流而兴起改革佛教思想的时期；民国3年至17年，是第二个时期，主要在整理形成他佛教革新的理论，像《整理僧伽制度论》这样纲领性的文章就形成于这一时期；民国17年至27年，这是第三个时期，他深感在中国社会动荡、政局不稳的形势下，来淡论佛教改革是绝无可能的，所以他设想以佛教“万有皆从众缘所成”理论来改变世界各国相对立的观念，真正实现世界和平，这样中国才会安宁，佛教的改革才会有可能。所以这一时期，他的主要精力就是围绕“世界佛教运动”也就是“佛法救世运动”来展开的。1940年以后，太虚大师的改革进入第四期，他经过对缅、印、锡佛教的考察，认识到过于庞大的改革计划其实不易成功，他主张建立菩萨学处，让大众行菩萨行，以人世化、现代化作为中国佛教改革的方向。

在当时的情形下，如何对中国佛教进行整顿变革，使其具有世界佛教的性质，太虚大师说：“发挥台贤禅净总合的特长，将律、密、性、相，彻底容摄成整个的佛法，于是中国的佛教因之重新建立，而亦可成为现代的世界佛教了。”①他将建设世界佛教的希望寄托于中国佛教圆融包容的性格上。在这一点上，他充满信心，他更说：“综合各方域各时代的佛学超脱其拘蔽，俾发扬为世界性佛学，惟中国佛教最有其可能性。”②太虚大师认为“佛教为东洋文明之代表，今代表西洋文化之耶教，已失其宗教功用于欧美；欧美人皆失去其安身立命之地，故发生今日之大战局。吾辈当发扬我东洋之和平德音，使佛教普及世界，以易彼之杀伐戾气，救脱众生同业相倾之浩劫。”(东瀛采真录)

太虚世界佛教思想可以说早在第一次访日时就已萌芽。民国六年(1917)太虚大师赴日本考察佛教，进行讲学。12月他从日本访问归来，回到宁波，将此次东游所作诗文、游记等，编辑成《东瀛采真录》。尽管此次出行仅有二月的时间，但却对太虚大师重新整合其佛教改革计划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对日本佛教教团的考察，让他感受到《整理僧伽制度论》中分宗组织等观点，与日本目前的教团组织结构十分相近。而他筹建“佛法僧园”和“在家正信会”等设想，与日本佛教缺乏全国性最高权威管理机构相比，则有合理之处，即“各宗自为部勒，不能融合成一大佛教团”。他说：“日本虽有各宗系统严密的组织，而没有全国佛教最高的整个管辖机关。……日本佛教是各宗各自为政的，故力量分布在各宗的身上，形成了宗派的信仰，没有整个佛教的信仰可言。”①他觉得与日本佛教相比较，“我的《僧伽制度论》，有其分宗的长处，无其分散信仰力量的短处。”这次考察使太虚对僧制改革更具信心。如日本佛教各宗严密系统的组织，各宗所办教育实体、社会文化以及慈善事业，这使他看到改革的一线曙光。他始终认为普及佛法于整个世界，佛化世界，以拯救今后之人类，是作为世界佛教中心的中国佛教徒的重大责任与使命。

他的世界佛教运动的初步实施，是在民国十二年夏，往庐山大林寺住持暑期佛学讲习班，并发起筹办世界佛教联合会。民国十三年夏，“世界佛教联合会”正式挂牌成立。成立大会上不仅有日本代表，还有英、德、芬、法等国的代表。会议主要讨论了三项议题：一是中日佛教界如何交换留学生与访问学者；二是如何联络泰、缅、锡等国佛教界，使他们也一同参与国际佛教联谊活动；三是如何向欧美国家弘传佛教义理。大会决定翌年在日本召开“东亚佛教会议”。同时，太虚大师也萌生了创办“世界佛教大学”的念头。民国十四年10月，太虚率领中国佛教代表团26人出席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再次考察日本佛教，先后到神户、东京、名古屋、京都、奈良、大阪等地参访寺院，并到佛教大学讲演，受到日本佛教界的欢迎。自日本回国后，又应邀前往新加坡弘法。

此次赴日参加“东亚佛教大会”，让太虚对日本佛教的了更为深切的感受，早先他就一直将日本佛教作为自己改革计划的参照物，并对其宗派组织管理系统最为欣赏。但此行近距离的观察却使他对日本佛教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或者说是发现日本佛教的运行其实并不像他先前想的那样好。所以回国后就写了一篇《由职志的种种国际组织造成人世和乐国》，指出要想建立佛教的国际化组织，一定要有职志一致的僧格，针对日本佛教的状况，他提出：“今世耽妻室、甘肉食而为僧者，应知其实非僧也”。这一方面是对自己以往对日本佛教看法的纠正，同时也更明确中国的佛教再改革，也不会走日本佛教那样的路子。第二年，太虚大师就对自己的《整理僧伽制度论》进行了修正，并作《僧制今论》一文，删去了过细划分宗教的内容，而强调了信众的意义与管理体制中委员会的作用。“我国古来的佛教制度，全以出家人为代表，在家佛教徒没有独立组织，要实行佛法即须出家，在家是不可能的；而且素有学佛要待年老和摆脱家庭环境的思想，故在家众没有离开出家众的制度。我觉得这是一种错误，故有在家与出家分别组织的制度。”①

在日本参加会议期间，太虚等人除参访了一些寺院，并拜访了日本佛教界的一批领袖与学者，对日本佛教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此外还与德国驻日官员接触，他们欢迎太虚大师前往德国讲学，由此也增强了太虚弘法欧美的信心。

民国十七年秋，南普陀寺首届方丈会泉法师及国内不少知名人士鼓励并资助太虚出国考察讲学。1928年8月11日，太虚大师终于成行，踏上了西行之路。太虚途经香港、西贡、新加坡、锡兰、埃及，遍历英、德、法、荷、比、美诸国，宣讲佛学。首先在法国作了多场讲演，虽然效果不是太理想，但表达了希望西方人士除了接触传统的巴利语系佛教外，更应了解目前规模较大的汉语系佛教。并计划在法国设立世界佛教苑巴黎通讯处，他提出的理念为：“昌明佛学，陶铸文化，增进人生之福慧，达成世界之安乐。”在演讲中，他阐明了自己发起佛教革新运动的宗旨与意义，是为了“在现今世界文化大交通的趋势上，却应将此超脱一切方土、时代、人种、民族等拘碍而又能融会贯通东西各民族文化的佛学，明明白白宣扬出来，使普及群众，以作人类思想行为的指南。”在英国，太虚大师介绍中国佛教的现状，让更多的英国人士了解中国的情况。同时他呼吁全世界佛教徒联合进来，佛教的学者也可以联合研究，并商谈组建世界佛教苑伦敦通讯处。他在英国还与着名哲学家罗素进行了亲切会晤。随后他到比利时会晤了一些佛教学者。在德国他停留了两个多月，商谈成立世界佛教苑德国通讯处。其演讲中缘起性空的思想让德国学者甚感兴奋，德国着名教授爱吉士对太虚说：“在科学思想上能建立世界新宗教者，唯有佛教。”1929年1月30日，太虚大师再回法国，法国政府指示巴黎市政厅捐出一块地专门作为建设世界佛学苑的用地，后来因各种原因，此事未能切实落实，太虚大师也没有去认领所捐之地。但巴黎佛学会总算成立起来，太虚出席会议并讲了开示，这也算是此行的一个成果.

再后来，太虚抵达美国，太虚访问了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旧金山等城市，先后于耶鲁大学、西北大学、哈脱福特宗教研究基金会以及伯克莱宗教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等地作了讲演。在芝加哥访问了费乐特博物院罗特院长，商谈筹设世界佛教苑美国通讯处。与美国着名学者休谟等人交流思想。1930年4月29日，太虚大师回国。

太虚大师欧美之行，虽然说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以及语言翻译、关注问题焦点有不同，效果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作为中国人对欧美人士宣讲汉传佛教的意义却是很大的。早先虽然有杨文会居士在欧洲的短期活动，但只是限于很小的范围。此次太虚欧美之行却是大张旗鼓地进行佛学演讲，接触层面也较为广泛。

太虚大师欧美之行的意义在于：首先让西方人土真切感受到活生生的汉传佛教僧人的风采，看到了有别于以往佛教人士的形象。美国佛教史学者维慈曾评论说：“他的听众以夫子所要讲的内容似乎并不那么挑剔，并对他那富有魅力的风度、引人注目的称呼以及华贵雍容的外表更感兴趣。”太虚大师以自己独特的形式展示了东方佛教的人格形象，以连续讲演来表述汉传佛教的内涵。

其次，他的欧美巡讲，尽管听众不是太多，但影响却是无限的。像法国东方博物院院长阿甘就说，法兰西佛教的开创者就是太虚大师。西方各大报纸上对太虚大师此行以及每次讲演的报道也为西方社会带来一缕清风，大大扩展了他们在佛教方面研究与关注的领域。

第三，太虚大师的欧美弘法也对日本学界是一个触动，许多日本学者对此感到惊奇，一反平日他们所认定的中国佛教衰落不堪的印象，看到了中国佛教的复兴气象与气度。日入水野梅晓就这样评价太虚说：“法师欲依佛教主义之宣传，令欧美人改造对世界之基础观念，于谋世界人类之和平与福祉之在抱负下，不以其劳为劳，诚精力绝人之勇者也!”

第四，对太虚大师来说对首次对欧美诸国的访问使他和眼界更为广远，思路更为开阔。他认识到以往对欧美国家道听途说的印象并不是真实的；而自己原先设想以佛法智慧来化导西方人士，进而改造西方社会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而作为西方社会价值指导的基督教文化亦有其可取之经验，这使他在回国后所做的一系列改革方案中作了吸取。他借鉴外国牧师培训方式，设计全新的教学大纲。在他所创办的佛学院中开设世间文化课程，如国文、历史、地理、哲学、宗教学、心理学、伦理学、生物学等，并设有日语、英语、梵文、藏文等课程，开创了一种新式僧教育体制。而且从国外回来后，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国内的佛教教育与僧制建设上。太虚还在一些学校举办《世界亚欧美佛教之鸟瞰》、《欧美佛教概况》等演讲，并在武昌、北京、重庆等地设立世界佛教苑研究部、世界佛教苑柏林教理院、世界佛教苑汉藏教理院、世界佛教苑图书馆等，全力推进其世界佛教运动计划。

第五，太虚大师一直提倡全世界佛教徒联合的思想在当时与日后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像大陆佛教日后与日、韩、缅、斯等国的友好往来皆是承其余绪，台湾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的“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的理念亦有太虚大师思想的影子。

在近代中国佛教史上，太虚开中国僧人跨越欧美弘传佛教之先河。他对欧美历时7个多月的访问，既扩大了他的佛教革新眼界，进一步丰富其改革佛教的思想，同时也是将中国佛教思想向西方传播的一次成功尝试。圆瑛法师在上海各界人士欢迎太虚访问欧美归来的大会上评价说：“佛法有幸，杰出斯人!于末法世，乘大愿轮；童真人道，脱俗超尘；学通三藏，智冠同伦；具无碍辩，融旧合新；降魔制外，裁妄续真；遨游欧美，广度迷津；遄归本国，唯愿扬我佛教之真精神!”

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战爆发，太虚为抗日救国奔走，发起组织佛教“国际访问团”，远赴缅甸、印度、锡兰以及星、马各地，宣传抗日救国，发动各地华侨、华人和广大佛教徒、佛教团体，积极支援祖国抗战。这不仅争取到各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更促进了国际的佛教文化交流。由于他的抗战贡献，曾被推为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名誉主席，受到国民政府的嘉奖。

正是太虚拥有这样的未来目光与全球胸襟，他的改革宏图才具有前瞻性与历史的意义，我们今天纪念太虚大师，就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主题的背景下，积极开展宗教对话，加强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为建设一个和平安宁的人类家园而奋斗。

(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