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与禅——为东坡九百零五年生辰纪念作

巨赞法师

“禅”是梵文“禅那”的省翻，玄奘法师意译为“静虑”，其实就是“定”，“止”，或“静坐”。这不是佛教的殊胜法门，释迦出世之前，印度的瑜伽学派就很讲究这一套，从各家广律上考察起来，佛在世时，佛弟子们对此也很注意。佛教西来之初，像安世高等译师所翻译的禅经，都是偏向这——方面的，通常称之为“小乘禅”。之后，仲长流开两晋清谈之风，整个学术界为之披靡，禅学因而也渐渐改变学风。关于达摩的传法，近来有许多学者以为和初唐的六祖惠能不是同一系统，可是道宣《续高僧传》上明明说，二祖慧可得法之后，“在邺盛弘，滞文之徒，是非纷起”，而慧可的法弟向居士所传下来的偈，的确也合乎惠能以后禅门的所谓“祖印”，可见从达摩到惠能，思想上是联贯的。同时更证以梁代传翕宝志等人的行径，我们可以决定的说，两晋南北朝禅学的内容，已经融合了当时学术界新的精神，而向着更活泼，更直捷了当的目标走了。这——作风的具体表现者，即为——字不识的六祖惠能。

《六祖坛经》高唱“定慧等学”，以空心静坐，百无所思者为“不可与语”的邪见人，和小乘禅确好是一个相对，称之为禅，实在不大确当，所以后来大都称之为“宗门”。近人又替代新立了一个名目——“中国禅”。

如果再从学术演变的公式推广起来，在两汉经术支离破碎之时，有玄学清谈的兴起，实屁势所必然。惠能之前，玄奘法师替佛教界奠定了学术的基础，他的门弟子，纷纷造疏注释经论，当时的僧徒几乎个个都知道“百法”，“五蕴”，乃至“唯识”。可是说愈杂而理愈晦，对于修养，并无多大用处，“——针见血”，“单刀直入”，成为佛教界…—致的要求。惠能的说法，于是风靡——世，  中唐以后，压倒一切，玄奘门下的各种章疏，因之无人过问而渐渐失传。禅宗在佛教史上的重要，比清谈在儒家的领域里大得多了。

至此我们可以晓得，禅宗是佛教西来以后，外借玄学清谈的引发，内因迫切求真的要求，而洗炼出来的—点精华。他摄取了其他各宗派的特点而不板滞，不堆砌，深刻亲切，生龙活虎，很合于士大夫们的口味，所以王维、白居易、柳宗元、李翱等人都喜欢和禅僧往来，就是辟佛着名的韩昌黎，见到了大颠，也不能不说：“大颠颇聪明，识道理，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物所侵扰。虽不尽解其语，要自胸中无滞碍因与往还。”记得有人问王安石，孟子以后何以没有人?王说：“儒门淡薄，收拾不住英雄，故皆投入佛门，如道一百丈皆是。”道一，惠能的再传弟子，百丈又是道一的弟子，都是宗师。

禅宗到唐末，已经分成五派，质朴的棒喝和机语，渐渐应用诗文警句，北宋更甚，同时又喜欢援儒入释，引儒书——尤其是《论语》、《中庸》，证佛理。譬如大慧杲禅师问黄山谷如何是“吾无隐乎尔”，山谷几无语，都不相契。后来偶闻木樨香，大慧禅师随口念了一句“吾无隐乎尔”，山谷顿时大悟。这番作用，非常巧妙，一方面可借以打通儒佛的壁垒，一方面则能够有力地吸引“天机清妙”的学者，使之皈佛，其中最为人所称道的是苏东坡。

东坡十岁左右作《爰候太初论》，已经有“人能碎千金之壁，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姜”之语，他，其如宋《孝宗文集赞》所说的“手扶云汉，元气淋漓”。《冷斋夜话》记公七八岁时梦身是僧，往来陕右，元丰七年，子由和省聪禅师云庵禅师三人，又有同梦迎戒禅师的事。所以宗门的传记上，都说东坡是黄梅五祖寺的戒演禅师托生，而他晚年所作《南华寺》诗也说：“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练，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可见他自己也承认的。不过他在眉州，虽然见过“能知孟昶宫中事”的朱姓老尼，并没有机会学佛，子由的《东坡先生墓志铭》上说：“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挚书，论古念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英。作中庸论，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这是东坡少时的学历，当然说不上深造，所以子由的《龙川略志》和俞琰的《席上腐谈》里都说东坡尝从一僧受点金术，他《上张安道论养生诀》的书中，则有“神仙长生不死非虚语”，“长生根本，幸深加宝秘，勿使庸夫妄窥之，以泄至道”等语，东坡后来好佛，大概渊源于学道。

东坡和禅僧往来，始于治平三年，丁老苏忧，扶柩回籍的时候，所与游者名惟简。东坡因为他的请求，把在京中收藏的唐画四菩萨版舍入寺中，惟简为此大兴土木，费钱百万，造大阇藏之，东坡助钱二十之一，有《四菩萨阇记》，不曾讲到佛理，当时他的年龄为三十二岁。熙宁二年，入京供职，替王赞写《莲花经》。以后悴杭州，守密州，入徐州，转潮州，谪黄州，所与游者，如孤山的惠勤惠恩，天竺的辨才，净慈的本长老，金山的宝觉，东林的总长者，和大觉琏、佛印、参寥、仲殊等，都是一时有名的禅僧，性情与学力，与东坡又不相上下。东坡至此，即不欲参禅，亦不可得，何况他本来与此道相近，这对于他的道德文章，都有莫大的帮助，我们不妨拿他的诗做凭证来分析。

一般讲东坡的诗，大都划分为少年、壮年、老年三个时期。少年时期的作品，像《怪石二十三韵》，全用老苏家法；《送宋君用三十五韵》，虽说伸缩转折，极尽腾挪之势，但还没有能独辟蹊径。再就《风翔八观》说罢，《石鼓歌》气魄雄厚，辞旨道劲，虽然是以上追昌黎，而意境不过是：“潭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当年谁人位祖龙，上蔡公子牵黄狗”，“兴亡百变物自闲，富贵一朝名不朽”，不能说他怎样高超融澈。《咏天柱寺维摩诘像》，起首就用庄子大宗师篇的典故，说理也不过是：“乃知至人外生死”，“倪首无言心自知”，可见东坡尔时还没有看过什么佛书。可是他的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诗里说：“士方其未得，唯以不得忧，既得又忧失，此心浩难收。”又说：“下视官爵如泥淤，嗟我何为久踟蹰。”就这几句诗上，我们可以想像得出，东坡是怎样一个坦白清远而富于求真心的人，所以他毕竟背起了“西方公据”。

自此以后，东坡年事方壮，精力弥满，再加上悴杭，守密，贬黄，归朝，种种山川。时政升沉荣辱的经过，诗境自然不同。初到杭州游弭山赠惠勤、惠恩二僧的诗，颇有逸致，对于高僧的行径，像“纸窗竹屋深自暖，拥褐坐睡依圆蒲，……兹游淡泊欢有余，到家悦如梦蘧蘧”，写“凝香方丈眠氍毹，绝胜絮被缝海图，清风时来惊睡余，遂超羲皇傲几蘧”等语，可知他已神往了。《寄北山清顺禅师》的诗，乃有“年来渐识幽居味，思与高人对榻论”之句，或者他从这时起，才认真留意宗乘。《盐官四绝北寺悟空禅师塔》的“已将世界等微尘，空里浮花梦里身”。《上元过祥符僧可久房萧然无灯火》的“不把琉璃闲照佛，始知无尽本无灯”，都是“法味”。我觉得东坡的诗，从此以后，才渐渐冲澹有真味。当然，他是一个才气横溢，器识宏伟的人，蒿目时艰，免不了块垒，像《看湖诗》的“沧海若知明主意，夜教斥卤恋桑田”，《送子由乞官去京诗》的“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急”，《广陵赠刘贡父》的“羡子去安闲，吾邦正喧哄”，都是以招尤取祸，或者会说他修养未到，炉火未绝。我却以为这是东坡的真处，惟其真，所以能保能纯。东坡谪海南，佛印给他的信上说，“三世诸佛无非有血性的汉子，子瞻亦是有血性的汉子，更望稍事排遣”云云，佛印是深知他的，他更向深处纯处走，则从谪黄州起。

东坡在黄，寄居僧舍，参寥千里追随，这使他非常感动，同时心境也渐趋平淡。他自己说：“自揣省事以来，亦粗为知道者，但道心数起，数为世乐所移夺，恐是诸佛知其难化，故以万里之行相调伏耳。”可见其信佛之笃。元丰七年《赠东林总长老》的诗，“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当时曾轰动大小丛林，可以代表他的见地。此就宗门的机用上勘验起来，固然没有到究竟处，或者还只是“光影门头”，但东坡在诗文里能够把他运用得很纯熟。黄山谷馆东坡乐府的卜算子说：“东坡道人在黄州时作，话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而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实非阿其所好。归朝以后，大概是征逐交游，劳形案牍的缘故，所作应酬品为多，没有什么高妙之处。元丰八年跋所书《楞伽经》，论到当时的禅病，则很切要。

绍圣年中，东坡谪惠州又谪海南，诗境人化。如《初食荔枝》诗：“我生涉世本无口，一官久已轻莼鲈，人问何者非梦幻，南来万里真良图。”如《凿井得泉》诗：“我生类如此，何适不艰难?一句亦天赐，曲肱有余欢。”真可以说襟怀如洗，—一片天机。而《次韵高要令见寄》诗：“天人同一梦，仙凡两无录，陋邦真可老，生理亦粗是，使回天热焰，长作照海烛。”《次韵定意饮长老见寄》诗“净名毗耶中，妙喜恒沙外，初无往来相，二士同一在”，境地似乎比《赠东林总长老》的更高。古今人论东坡诗的，莫不推崇暮年的作品。子由说：“东坡居士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独与幼子过负担渡海，葺茅屋而居，啖薯芋为食，华屋玉食之念，不成于胸中，平生无嗜好，以图史为园囿，文章为鼓吹，至是亦皆罢去，犹独喜为诗，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黄山谷也说：东坡岭外诗文，读之使人耳目聪明，如清风外来。”我以为全是得力于禅，佛理所养成。否则韩昌黎的才气，并不下于东坡，迁谪以后，何以示《韩湘诗》，只会说：“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朝除弊事，岂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和东坡的作品一比较，格外显得浅俗不堪。宗门自唐历宋而元而明清，到现在一千多年，“刹竿”还没有倒却者，从这里可以知道他的原因。

建中靖国元年，东坡度岭北归，瘴毒大作，止于毗陵。7月28日有问疾劝他用力求生净土，他说：“用力即差”，说毕泊然而逝。末后一着，也很清楚，有点像唐朝庞居士，比着《护法论》的张天觉之流，似乎高明得多了。

(原载《狮子吼月刊》1 942年第2卷第1期，署名缁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