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人间佛教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中国大陆，极大地冲击了佛教，使之濒临灭绝。一批佛教界泰斗如喜饶嘉措、”周叔迦等被迫害致*，一批法师、学者、居士遭到批斗，绝大多数寺庙被破坏、占用，中国大陆佛教的人间化进程被迫中断。l978年，**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了陕复和贯彻，中国佛教迎来了重振之机，其人间化进程亦得以接续重恢，并在—批德高望重、具远见卓识的佛教领袖诸如赵朴初居士、正果法师、明真法师、净慧法师等的倡导下，重焕青春，步入实践深化的新阶段。
八十年代，是大陆人间佛教发展的关键十年，也是成效卓著的十年。在此期间，人间佛教思想成为中国佛教的指导思想，并纳入中国佛教协会的指导方针政策中，为佛教界内外认同拥护。奠定了中国佛教发展的基本方向。这成为中国大陆人间佛教实践最为重大的一项成就。而其中之一大因缘，即为赵朴初居士等的积极倡导。
赵朴初(1907— )早年就读于苏州东吴大学，那时即对佛教感发兴趣。毕业后投身于佛教改革运动中，积极从事佛教教会工作和社会慈善工作，接受了人间佛教思想并努力躬行实践。其后在上海与太虚大师结识，深受其器重。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任中国佛教会主任秘书，，负责上海难民的救济、收容工作，并取得了卓著成绩。抗战胜利后，太虚大师为维护佛教界利益，首倡“议政而不干治”，此举遭到佛教界内外一些人的非议和嘲笑、攻击。赵朴初挺身而出，力排他议，云：“今日中国的佛教，是没有人权可言的。以一个没有人权保障的佛教，而要求它担当起弘法利生、护国济民的事业，这是戏论。—所谓‘自度度他’，必须从当前迫害欺侮下， 自己度脱出来。方能度脱众生。因此，当前佛教人民的任务，应当是为佛教的人权而奋斗。太虚大师一生的努力，正是如此。他的办佛学院，办佛教会，整理僧伽制度，倡导人生佛教，乃至最后的有意参政，无非是为了这个目的。”此言乃赵朴初基于其在早年从事佛教慈善公益事业实践人间佛教屡受阻挠而不能顺行之激愤，系有感而发。这也表达了他对太虚所从事的佛教改革事业的敬仰和其所倡之人间佛教思想的由衷服膺与高度认同。l947年3月，太虚大师于圆寂前十天，在上海玉佛寺召见赵朴初，“以所著《人生佛教》一书见赠，勉余(赵朴初)今后努力护法。”足见太虚大师对赵朴初之器重与所寄之厚望。1953年，赵朴初与圆瑛、虚云等高僧及佛教界其他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中国佛教协会，圆班任会长，赵朴初被选为副会长兼秘书长。此后至l 966年“文革”爆发，赵朴初一直在实际主持中国佛教协会的工作。在此期间，他牢记太虚大师之嘱望，穷尽己力，弘法护生不辍，并以乘入世精神救国济民倡导今菩萨行，实践人间佛教，为此时期大陆人间佛教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l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宗教工作方面拔乱反正，对宗教工作中五十年代末期就已发生、六十年代中期膨胀起来、“文革”中发展到极端的“左”的指导思想之影响作了彻底清理。宗教政策得以贯彻，中国佛教协会的工作亦得以重恢。中国佛教的发展又面临着新的机遇。以赵朴初为代表的佛教界有识之士高瞻远瞩，抓住了这一殊胜之机，继续倡导佛教发展的人间化方向，将人间佛教的发展推向一个新时期。
1981年，赵朴初撰写《佛教常识答问》一书，并在中国佛教协会机关刊《法音》上连载，揭开了新时期人间佛教弘扬倡导的序幕。本书最后一节为《发扬人间佛教的优越性》，对太虚大师之人间佛教思想因应时机，予以变通继承。他大力提倡菩萨行，以之为学佛之人间正行，“我今学佛也要修学菩萨行”，“且不说今后成佛不成佛，就是在当前(八十年代初)使人们能够自觉地建立起高尚的道德品行，积极地建设起助人为乐的精神文明，”也是有益于国家社会的。”他还认为学佛要从五戒十善做起，由六度四摄扩充入世而修，进得解脱自在常乐我净，最终导向关怀社会、净化社会，“以此净化人间，建设人间净土”，此方为学佛之究竟目的。但由时势因缘，其书中“太虚”之名只能以“前人”代替，也仅提出了太虚人向佛教理论丰富内涵之基本内容，即堪可因应当时机宜，能为世俗所容忍认同，教内各宗派俱可接受的一部分。但这已足以为其后人间佛教的大规模倡导实践奠定了思想基础。
l983年，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召开、适逢中国佛教协会成立30周年。在此次会议上，赵朴初作了《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报告。并获会议通过。在报中，赵朴初明确指出，当今时代要提倡人间佛教，发扬佛教三个优良传统。他说：中国佛教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在当今的时代，中国佛教向何处去?什么是需要我们发扬的中国佛教优良传统？这是我们要认真思考和正确解决的两个重大问题?对于前一个问题，我认为在我们信奉的教义中应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它的基本内容包括五戒、十善、四摄、六度等自利利他的广大行愿。《增一阿含经》说：‘诸佛世尊皆出世间’，揭示了佛陀重视人间的根本精神。《六祖坛经》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免角。’阐明了佛法与世法的关系。佛陀出生在人间，说法度生在人间，佛法是源出人间并要利益人间的。我们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就是要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就会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崇高事业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我认为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佛教徒；对于自己信奉的佛教，应当提倡人间佛教思想，以利于我们担当新的历史时期的人间使命”。
赵朴初回顾历史，总结中国佛教建国以来的发展经验，结合新时期党和国家的历史任务，倡导应发扬中国佛教的三个优良传统，即：“应当发扬中国佛教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以利于我们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应发扬中国佛教注重学术研究的传统，以利于我们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应发扬中国佛教国际友好交流的传统，以利于我们积极参加增进同各国人民友好，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
这次会议“本着‘人间佛教’积极进取的精神”，将中国佛教协会今后的任务定为：“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民族团结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团结各族佛教徒，发扬优良传统，为开创佛教徒为四化建设、祖国统一和维护世界和平事业服务的新局面而勇猛精进。并号召全国佛教徒爱国守法，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中国佛教协会和地方佛教团体“协助人民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团结全国各族佛教徒发扬佛教优良传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将“团结全国佛教徒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培养憎才、绍隆佛种”、“开展学术研究”、“促进祖国统一”、“积极进行同各国佛教界的友好往来”等作为中国佛教协会的中心任务，其中的每一方面既有经典论证，又有历史回顾、现状分析、未来具体工作的重点与方向。这不仅促使人间佛教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更将人间佛教之实践落于实处，推动了人间佛教的发展。
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及正果法师、明真法师、真禅法师等都通过发言或其它形式论述了发展人间佛教的必然性和现实性，一致认为在当代应以提倡人间佛教、发扬中国佛教三大优良传统为佛教发展之基本导向。
这次会议，将人间佛教思想确定为中国佛教协会的指导思想，强调了人间佛教思想的普遍意义；将人间佛教放在整个中国佛教的指导地位，使人间佛教成为中国大陆佛教现代化的基本方向，极大地推动了人间佛教在大陆的发展与实践，于中国佛教传统之创造性转变，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此后，赵朴初继续倡导实践人间佛教，在其《佛教与中国文化》、《谈宗教与社会主义相协调》以及在中国佛教协会第五届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又从文化角度将佛教与当今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相联系，对二者的一致性、共通性作了精辟分析后得出结论：不仅佛教徒能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服务，而且佛教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能发挥积极的建设作用。他说：
“从佛教的意识形态及佛教文化来看，有没有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内在依据呢?回答是肯定的。大家知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求公民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四有)，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五爱)。而佛教教义中建设人间净土、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思想；众生平等的主张；报四重恩、普度众生的愿力；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的原则；慈悲喜合、四摄六和的精神；广学多闻，难学能学，尽—切学的教诫； 自利利他，广种福田的思想；禁止杀、盗、淫、妄等戒规，以及中国佛教的许多优良传统。都与‘四有’、‘五爱’的要求有相通之处，对于信仰佛教的人们来说是实现精神文明建设的增上缘。”
“其次从文化建设方面来说，社会主义文化是在继承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佛教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留下了灿烂辉煌的文化遗产。至于藏语系佛教文化和巴利语系佛教文化，更分别是藏族、蒙族和傣族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佛教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世界观，缘起性空、如实观照的认识论，辩证思维和逻辑推理的方法论，忘我利他、普度众牛的人生观，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道德观以及佛教在哲学、文学艺术、伦理道德、自然科学、生命科学等领域内所积累的丰硕成果，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在当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特殊的积极作用。”
赵朴初的这些论述，深化了人们对佛教人间性的认识，弘扬了人间佛教理念，进一步促进了佛教与社会主义的适应与契合，拓展了人间佛教在当代的实践空间，推动了人间佛教事业的深入发展。
此外，明真、正果、郭元兴、陈星桥、邓子美等人对人间佛教在当代大陆的倡导与实践方面也作出了各自的贡献。明真法师在“文革”之前就是大陆佛教的人间化的一个主要倡导者。l980年12月，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会议上，他当选为副会长兼秘书长，兼任中国佛学院副院长、法源寺住持，l985年又兼任湖南省佛协会长。他力主佛教应以寺院为基地，以僧尼为成员，开办生产服务事业，为发展佛教事业出力，藉以实现自食其力、以寺养寺的目的。同年他又召开专题会议，讨论佛教发展，嘱其弟子博明、戒圆、惟正三人，加强团结，讲究行持，勤奋学习，努力工作，队恢复和发展湖南佛教事业为己任，为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发扬佛教优良传统作出努力。正果法师也是提倡人间佛教的一代元老，他曾作《人间佛教寄语》一文，融通佛教修行与生活，指出：“学佛的基本条件，也就是要完成人格。”“学佛的人应在日常生活中勘验自己的现前一念使之符合佛陀的教导，除此之外，没有什么神秘的方法可用，更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可以使你即身成佛。“所以学佛的人，应该注重最基础的道德修养，从事对社会有益的事业和利他的善行。七众弟子各本佛陀在经典中教授教诫、应行应止的原则去实践，就是真正的学佛。他在文中还对赵朴初所提出的人间佛教思想即“一种思想”和“三个传统”作了进一步的强调，盛赞其“中肯与具体”，号召学佛者“本着‘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的宗旨作一个人间佛教的行者”。最后，正果法师总结道：“佛教五乘的有漏无漏善法功德，都是以人身为基础而修习成就的，故人间佛教思想实为佛陀出世之本怀，应该宣扬赞叹。佛弟子们，让我们共同努力，来实践人间佛教吧。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作一个爱国爱教的佛教徒，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而郭元兴居士则重在深探佛陀本怀，引经据典证明白释迦起至龙树菩萨、禅宗诸祖乃至太虚以及各时经论俱以人间人类为说教对象，以解决人间的各种人生问题为主旨。他又对禅宗思想中人间性内容作了发掘，指出“禅宗发扬空有两宗祖师倡导的世间与涅槃无二无别的思想，认为道即在人生平常日用之中。”平常心是道体现了人间佛教的基本精神，“不离平常日用而办道，即在日常生活也事事处处念念不离于‘道’而到生活的净化、向上和超脱。”将佛教修持与生活共相融通。陈星桥、邓子美则对人间佛教的历史发展、理论衍革、实践意义作了理论探讨，陈星桥《略论人间佛教》一文，对人间佛教的历史依据和理论依据、人间佛教思想缘起与发展尤其是近代太虚、印顺、赵朴初等人的人间佛教思想作了总结阐述，并对人间佛教的基本特征或基本立场、修行的基本要求、提倡人间佛教思想的意义及应注意的问题作了深入分析，指出人间佛教是以人生为本或以人为中心的佛教，它既是契合于时代机宜，又符合于佛教的微言大义。并预言：“人间佛教在未来的二十一世纪将成为我国佛教思想发展的主流。”邓子美撰《二十世纪中国佛教智慧的结晶——人间佛教理论的建构与运作》，依历史线索，分太虚及其早期追随者、印顺及其继承发展、赵朴初及其解释、三者的共同点与分歧四个方面。回顾与剖析了人间佛教的建构与运作概况，并对今人对人间佛教的一些认识误区作了辨正，指出“人间佛教决非特殊教派，而是以人为出发点(反对崇拜鬼神)的适应现代社会(反对执‘死方’治变症)提升现代社会(净化世间)的佛教理念。”与陈相比，其更侧重于人间佛教的实践运作。他们的这些分析于全面正确地认识人间佛教、统一佛教思想、推动人间佛教的全面深入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借鉴意义。
也正是由于有了赵朴初等人的积极倡导， 中国大陆的人间佛教在八十年代得以蓬勃发展。尤其是自“人间佛教思想”在中国佛教发展中的指导性地位得以确立，发展人间佛教成为中国佛教协会、地方佛协和各佛教团体的共识之后，大陆人间佛教在实践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
l、在建设实践人间佛教的方针指导下，中国佛教本着“立足于青年”之精神，以办学育憎为头等大事，培养了一批能续佛慧命、承继人间佛教事业的僧俗人才，开拓了中国人间佛教事业的新局面。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国家宗教政策的落实贯彻，全国各地名山大寺陆续归还佛教界管理使用，佛教界的国际交往也日益增多。这就为人间佛教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间。但长达二十年的佛教人才断层、佛教事业后继乏人的现状，与佛教工作、佛教事业百废待举、亟需发展对人才的急需的矛盾日趋尖锐。人才成为制约大陆佛教发展的“瓶颈”。
1980年，中共中央作出了恢复“文革”前由宗教团体直接举办的包括中国佛学院在内的几所宗教院校的决定，其中明确规定：“宗教院校的任务，是造就—支政治上爱国、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又有相当宗教学识的年轻宗教职业人员队伍。”此宗旨与中国人间佛教之旨十分相契。于是，一度中断的大陆佛教教育事业又重焕勃勃生机。走入发展新时期，取得可喜成就。
首先是中国佛学院阶恢复与进—步发展，培养出了大批堪可光大人间佛教的人才。作为中国大陆佛教最高学府的中国佛学院，始建于1956年。其成立至“文革”爆发十年间，先后开办了汉语系佛教专修科、本科、两个学习班、研究班以及藏语系佛教专科等不同层次的六个班级，共培育了4l0名具有较高思想觉悟和佛学造谐的汉藏佛教人才，为住持和弘扬佛教正法、开创佛教事业新局面。造就了一批中坚力量。但由于“文革”的爆发，“左”的思潮的影响，使其教学工作乎停顿，一批任职或执教的法师、居士、学者诸如喜饶嘉措大师、法尊法师、周叔迎居士、观空法师、义方法师、尘空法师、王恩洋居士、高观如居士、虞愚教授、叶均居士、黄念祖居士、郭元兴居士、刘明渊居士等。被迫停职停课，或遭批斗冲击，或被迫害致死，师资力量遭到空前削弱。佛学院在1966年被迫停办。
八十年代初，中国佛学院得队恢复。在中国佛教协会的支持和建设实践人间佛教思想的指导下，比“文革”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扩大。它在原有的班级设置基础上，又增设了预科班(二年制)、研究生班(三年制)，学科分类更为细备，师生数量也有增加。为大陆人间佛教事业的发展培养了—批人才，遍及寺院管理、佛学院教学、各级佛协工作等方面，充实了基层佛教工作和佛教事业的发展力量，保证了中国大陆佛教发展的人间化导向。
从1981年起，中国佛学院还先后选送了一批品学兼优的毕业生去日本、斯里卡、缅甸、英国等的高等院校和佛学院研究机构进修深造。这些毕业学僧如今多已成为各地方佛协、佛教文化教育机构以及名山大寺的主要领导骨干。此举不仅践行了中国佛教国际友好交流和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更为中国大陆人间佛教走向21世纪储备了新生力量。
其次是在中国佛学院的领导和人间佛教思想的指导下，佛教教育事业更为普及，形成了—个以中国佛学院为首，以各地方佛学院等教育机构为支撑的高级(中国佛学院和西藏语系佛学院)、中级(中国佛学院分院和省级佛学院)、初级(重点寺庙佛学院)既相衔接又各有侧重的三大语系佛学教育体系，培养着一大批佛学研究和寺庙管理人才。
1980年，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今后应当在过去已经取得成绩的基础上，在培养僧伽人才及推进佛学研究方面尤其应尽最大力量。至l 983年，赵朴初更明确在其报告中提3：“培养僧才，绍隆佛种，是本会今后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中国佛教协会的积极倡导和支持下，各地佛学院、中国佛学院分院、僧伽培训班和学习班纷纷成立。如中国佛学院苏州灵岩寺分院和南京栖霞山分院、上海佛学院、福建佛学院、闽南佛学院、四川尼众佛学院、九华山佛学院、岭东佛学院、黑龙江尼众佛学院等俱是在这一时期成立的。一些有条件的寺院也都办起了初级佛学院或僧伽培训班、学习班。巴故十世班禅大师生前亲自主持成立了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在西藏、青海、甘肃、四川等地也开办了培训藏语系佛教人才的佛学院。此外，云南上座部佛教教育工作也有了新的进展，开办了云南省佛学院。他们与中国佛学院遥相呼应，互相交流合作，促成了中国佛教教育的多元化、体系化。
上述中国大陆佛教的各级教育机构。俱以真实践履人间佛教思想、发扬中国佛教三大优良传统为宗旨，以“培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奉行人间佛教思想，对自己的祖国、对世界人民作出毕生贡献的僧伽人才”为导向，培养了大批能坚持弘扬实践人间佛教的僧伽人才，进一步弘扬了人间佛教理念，稳固了人间佛教思想在佛教界的主导地位，为人间佛教的深入发展奠定了人才和思想理论基础。
2、创办以弘扬人间佛教为宗旨的佛教刊物，在宣传人间佛教思想理念方面不断进展。本着发扬中国佛教注重学术研究优良传统和弘扬人间佛教思想、践行人间佛教思想的宗旨，中国佛教协会、各地方佛协、名山大寺、佛教团体都因应时代，创办刊物、出版书籍，以当代社会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人间佛教，并与现代人繁忙的世俗生活方式相联系，针治世人身心疾病，将人间佛教之践履融入世俗社会、世俗生活。如中国佛教协会的《法音》、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的《佛教文化》和《佛学研究》、河北佛协的《禅》、九华山佛学院的《甘露》、浙江省台州地区佛协的《台州佛教》、广东佛协的《广东佛教》、上海佛协的《上海佛教》、浙江佛协的《浙江佛教》、宁波佛协《宁波佛教》、普陀山佛协的《普陀》、长沙市佛协的《正法眼》、岭东佛学院的《人海灯》、石家庄佛协的《菩提心》、河南少林寺的《禅露》等。这些刊物层次参差，各有侧重，或重在学术研究，以佛学理论见长；或倾向普及教理知识。以化导社会人心为主，但从内容上看都以弘法利生为目的，以宣传宗教政策、推行人间佛教、普及教理知识、指导学人修行、推进佛教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为主旨。并多辟有专栏刊载佛教界各地新闻、短讯，报道重大事件。除了学术性很强的刊物外，一般普及性刊物都采用了自筹资金出版发行和免费赠阅的流通方式，办刊风格平实活泼，力求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理念相契合，这些刊物的创办发行，无论于人间佛教的思想推展，实践推行，还是于当今的社会化导、人心净化，都大有裨益。其中最有特色，影响最大也最具代表性者，则当首推《法音》。
《法音》为中国佛教协会会刊，也是当代中国大陆佛教界的航舵它马首。它创办于1981年，前身为创刊于1950年的《现代佛学》月刊。开始为季刊，1982年改为双月刊，l988年又改为月刊。作为一个综合性刊物，它集佛教教务、佛学研究、佛教艺术和知识、信息于—体，以“发扬佛教优良传统、提倡人间佛教、启迪智慧、净化人心”为宗旨。辟有：特载、法音论坛、专题访谈、修证指要、佛门人物、四众同修、佛教文史、胜迹巡礼、佛教艺术、政策法规、藏传佛教、南传佛教、海外佛教、书林漫步、佛教文摘、禅林消韵、佛教新闻等栏目，广泛介绍国内外佛学研究和佛教事业的最新发展动态，交流僧尼、居士修学佛学、佛法的经验体会。既宣传了佛教政策、法规，弘扬了佛法，展现了灿烂的佛教文化，又推动了大陆人间佛教的普世化发展，扩大了人间佛教在国内外的影响。《法音》如今已成为大陆宣传、提倡、推行、实践人间佛教的坚固阵地。
另外，由河北省佛协主办、临济禅学中心出版、净慧法师主编的佛教季刊《禅》杂志、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的《佛教文化》和《佛学研究》，在佛教界的影响也很大，颇有特色。《禅》杂志创刊于1989年，以禅学为主要内容，旨在弘扬中华禅学，促进禅学研究与禅学的契机发展和与现代世道人心的契合。辟有指月篇、西来大意、传灯篇、磨镜台、文字禅、无孔笛等专栏。其刊载文章学术性与知识性、实用性并重，内中有不少文章重在诊治排解世人烦恼，以净化人心，进而净化整个社会，实现“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为目的。它还作为净慧法师推广“生活禅”的一个阵地，对禅宗的人间化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佛教文化》则重在刊载具可读性、文艺性的作品，从文化方面影响社会、展现佛教风貌，其发行量在逐年增长。《佛学研究》则为国内第一本佛教学术研究的专刊。同类刊物还有普陀山佛教文化研究所的《正法研究》(1999年创刊)。
3、继承佛教“关怀社会、回报社会”之优良传统和人间佛教之入世情怀，广兴慈济事业，在积极支持社会福利、公益事业和慈善救济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人间佛教以引导社会、净化社会、开佛知见、揭弊导俗、建设人间净土为主旨，佛教的文化教育、慈济公益事业是从属于这一目标的，是其实现之方便。但从践行步骤上看，却是只有先兴办这些事业，适应社会需要，得到社会的认同首肯进而接受践行，佛教才能得以实现化导世俗社会、建设人间净土的目标。基于此识见，八十年代中国大陆佛教积极提倡适应社会主义，本着“关怀社会、回报社会、利乐有情、庄严国土”之精神主旨，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广泛兴办各种慈济事业，积极支持社会福利公益事业，为党和国家排忧解难，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州顺利发展。自l983年以来，中国佛教协会、地方佛协、中国佛学院师生和地方佛学院师生、各寺庙和佛教团体僧众居士，或捐款捐物，或出人出力，修桥补路，植树造林，兴办学校、托儿所、少年官、敬老院、安养所、医疗所，救济灾民，向残疾人福利基金、少儿福利基金捐款，为残疾福利基金募捐字画，为抢救大熊猫、修复长城吕款认购国库券，种种善举，利益众生。例如：1985年，苏州西园寺出资三十八万余元为市民修建了绿化广场、公用停车场和一座广仁桥，浙江普陀山佛协出资十六万余元修建公路、下水道、购置消防车，同乡政府合办敬老院。同年中国佛教协会、上海市佛协捐款十万元资助残疾人福利事业，福建长乐县佛协创办风伤医疗所，五台山佛协创办佛家医院，浙江瑞安市佛协亦于l989年成立施诊医疗室，青岛湛山寺也于同年5月兴建安养院、瑜伽功诊所等，免费为当地群众施医给药。1987年7月上海佛教界、真禅法师等捐款资助残疾儿童，只真禅一人就捐资十万元。同年中国佛教协会、上海佛教界各捐款一万元支援大乡安岭受灾人民。l989年l0月中国佛教协会及诸山长老捐款二十三万元支援云南地震灾民重建灾园、恢复生产。1984年中国佛教、中国佛学院师生为残疾人福利基金、少儿福利基金和修复长城有款。从l985一l989年天台山国清寺认购国库券达四十余万元。四川新都宝光寺自1983年以来，为国分忧，先后购买国库券近二十万元，并积极赞助社会各项公益事业捐款包括资助办学、设奖学金、挽救大熊猫等共计十万元。1988年11月，在该寺方丈遍能法师倡导下，又向云南震灾区捐款6628元，其中真修师一人捐款达1000元。同时中国佛教界还将关怀之手伸向国外，如1986年5月北京居士林举行大悲法会祈祷非洲人民息灾增福，并将功德收入全部捐给非洲灾民。同年中国佛学院师生也响应红十字会号召，两次捐款救济受旱灾威胁的非洲难民等。
这一时期中国佛教慈济、公益事业的发展也随时代进步而具有了新的特点。百先是慈济范围的拓展，已打破了地区、国家、民族界限走向世界。其次是出现了组织化、规模化特点，不仅仅拘于—个人、一群人，更普利社会、世界，尤其是随中国佛教协会领导地位的确立和地方佛协的成立，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佛协为核心，以地方佛协、名山寺院为依托的合理运作系统，既可分区分片、着眼于长期慈济建设，亦可群策群力、合理组织，成办赈灾救难等大事，有效发挥系统功能。再次是在佛教慈济形式上也有了变化，除了保留传统方式方法外，又因应时机出新了新方法，如购买国库券、参与环保建设等。
4、在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方面渐入佳境。
中国佛教协会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指出中国佛教之所以能在新中国得以生存发展，最关键的就在于它能够与社会主义相适应。赵朴初说：“三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佛教徒，必须爱国守法，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不进行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也就是要做到四项基本原则对我们宗教徒的要求；要团结广大教徒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社会现代化建设，并做好我们佛教各方面的工作。这样，我们就能循着正确的方向同全国各族人民整齐步伐前进。展望未来，中国佛教要想在以后谋求发展，也须适应社会主义，步调与社会主义保持高度一致。所以。中国佛教协会提出了“建设人间佛教、发扬佛教三个优良传统”的号召，找到了佛教与社会主义的最佳契合点，其根本目的即在于引导佛教与社会主义的适应。赵朴初说：“我们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就会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崇高事业贡献自己的光和热。“发扬中国佛教农禅并重的传统，以利于我们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发扬中国佛教注重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以利于我们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扬中国佛教国际友好交流的优良传统，以利于我们积极参加增进同各国人民友好，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赵朴初又将“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作为中国佛教协会“—项经常性的重要任务”；将“团结全国佛教徒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作为中国佛教协会的“任务重点”，将与社会主义适应贯彻于大陆人间佛教的建设实践当中，并成为一项指导性的方针。
在赵朴初等人倡导的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方针指导下，中国大陆在建设人间佛教中将拥护社会主义、适应社会主义付诸了实践。各级佛协通过各种方式如办刊印书、院校教育等宣传爱国就是爱教，就是爱社会主义、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理念；宣传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法律法规。号召全国佛教徒“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宗教徒提出的要求，自觉地遵守宪法和法律，适当安排宗教活动，避免妨碍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将宗教实践活动纳入社会主义法制轨道；将爱国、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作为佛学院教育指导原则之一，并以之为一个合格人间佛教人才的必备素质；积极兴办慈济事业，支持社会公益福利事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切都是佛教教自觉适应社会主义的重大进步。1987年，中国佛教协会召开了汉传佛教重点寺院管理工作座谈会，制定了《汉传佛教寺院管理试行办法》，《汉传佛教寺庙共住规约通则》，连同l982年《关于汉传佛教寺庙制度传戒问题的决议》一并实施，改革佛教过时制度以适应社会主义制度，其后，各寺院予此寺院管理体制加以贯彻落实，并与发扬佛教优良传统、农禅并重、自养自办、服务社会相结合。赵朴初的《佛教与中国文化》、《谈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以及中国佛教协会第五届全国代表会议报告《团结起来，发扬佛教优良传统，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作贡献》，进一步阐明了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协调的基本条件。从佛教教义和佛教文化两个方面深刻地论述了佛教积极思想和精神能够为社会主义两个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明确了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协调的具体途径，进一步促进了佛教与社会主义的协调发展的进程。人间佛教是契机的，它之能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成长发展，说明了它从根本上与社会主义是堪相适应的。但究实而论，佛教与社会主义并非完全没有矛盾冲突，仍需在今后的发展中协调、调整、改革，契机契理永远是人间佛教之真生命力所在。
5、生活禅的兴起与推广。
随着人间佛教思想的推展和倡导实践，人间佛教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佛教各宗派受此影响，纷纷因应时代机感，立足于以人为本、适应现代、提升社会之原则，探求将人间佛教思想融之于自宗行解之道，其中影响最大者当属河北省佛协净慧法师所倡导之“生活禅”。
净慧法师系禅门泰斗虚云老和尚的入室弟子，l989年以来，主编《法音》、《禅》。他有感于佛教自身的发展和社会现实的需要，对元代以来之禅门积弊痼病究察深思，并结合自己多年弘法经验和海内外诸大德禅学革新思想，开辟出了一条禅宗现代化、生活化的路径，提出了融禅与生活为一体的生活禅。
“生活禅”以“觉悟人生、奉献人生”为主旨。净慧法师在揭示生活禅的宗旨时说：“所谓生活禅。即将禅的精神，禅的智慧普遍地融入生活，在生活中实现禅的超越，体现禅的意境、禅的风采。提倡生活禅的目的在于将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相互熔铸以后产生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禅宗精神，还其灵动活泼的天机，在人间的现实生活中运用禅的方法，解除现代人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困惑、烦恼和心理障碍，使我们的精神生活更充实，物质生活更高雅，道德生活更圆满，感情生活更纯洁，人际关系更和谐，社会生活更样和，从而使我们趋向智慧的人生，圆满的人生。”又强调“在生活中实现禅悦，在禅悦中落实生活。”这充分凸显了生活禅之将禅与佛法“生活化”和“化生活”两方面圆融结合。由此可见，生活禅之特质即在于将祖师禅、佛法“化生活”与“生活化”融为一体，其契机契理即体现在此。
生活化，也即深入世间，直面人生，将佛洁、禅灵活运用于生活，将修行落实于生活。将佛法和生活有机交融于一体。用净慧法师的话说，修行的人“必须把佛法净化人生(利乐有情)、净化社会(庄严国土)的精神，完整地落实在生活中。落实在工作中，落实在做人的分分秒秒中”，“将信仰融入生活”，“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生活禅提倡“关怀人生，觉悟人生，奉献人生”，反对脱离现实，逃避生活，“入山唯恐不深，避世唯恐不远”，把佛法与世法、出世与入世、修行与做人绝然断裂。而这也正是太虚大师、赵朴初等倡导的“人间佛教”精神的具体化。“生活化”要求学人发扬大乘积极人世的菩萨精神，走人世俗生活，深入众生世界，投入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在生活中、众生中勤修佛教倡导的戒定慧三学和菩萨道六度四摄，尽职尽责，奉献力量，以佛法的智慧指导生活，点化生活。净化身心，消解生活中的障难烦恼，使人生活得幸福、自在、洒脱、安祥、有意义、有价值，在生活中体味法乐禅悦，获得正受，在生活中体悟自涅槃，发现真正自我。从而超越生活、生死，并自行化他，带动众生—起过好正见正受的生活，进而净化国土社会，庄严人间净土。正如净慧法师所说：“我们提倡生活禅的目的，就是根据契理契机的原则，把佛教更好地同现实人生结合起来，从而引导佛教在现时代继续发挥其净化人心、提升道德、祥和社会、促进世界和平之教化功能。”。此即生活禅的另一面“化生活”。生活化与化生活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的，其实质，是用佛法的智慧来点化现实生活，改造生活、超越生活、圆满生活。将生活佛法化，变众生痴迷、染污、沦堕的生活为正觉、清净、向上的生活。
生活禅之契理契机，还在于它将禅与生活相契合，提出了一套堪为世人亲履实践的禅法。净慧法师开示生活禅的具体修法相当朴实亲切。他将生活禅之要点总结为将信仰落实于生活、将修行落实于当下、将佛法融化于世间、将个人融化于大众四点；以具足正信、坚持正行、保任正受为修行三要；强调持戒、因果、正见、福德，教人“在尽责中求满足，在义务中求心安，在奉献中求幸福，在无我中求进取，在生活中透禅机，在保任中证解脱”。其所言述，皆深符祖意，甚得禅要，将深奥难懂的禅用平实活泼的方式作了现代式的表达。生活禅之具体修法因与生活打成一片，不拘时地，可谓切实易行。简言之，只要于生活中广行善业，贯彻“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时时以正见为导。不断生起正念；妄念烦恼生起时，以正念观照。此法不拘闲忙静闹，行住坐卧，不拣时地，念起即修，修即有用，常行不辍，及至功深力极，便可发机证悟。不少学人依之参修，已得受用，效果良好。
为了争取更多地佛教信众认同并实践生活禅这一修行理念，十多年来，净慧法师等积极开展各种活动弘扬倡导，如创办《禅》季刊、举办“生活禅夏令营”、创办禅学研究所等，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佛教界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究实而论，诚如陈兵先生所说：“生活禅……既是古老的法门，又是新生事物，需要大家在各自的生活中，宗依经论，学习古德参禅的言行，按净慧法师的开示真参实修，互相交流研讨，使生活禅进一步完善、深化，一步步推广，让越来越多的人得到生活禅的受用。生活禅这一法门，大概也应既‘生’又‘活’。不断改善，融入广大民众生活，乃至点化整个国民生活、人类生活，才能永葆生机，鲜活不腐。”
人间佛教在中国大陆佛教发展中的指导性地位的确立，使人间佛教成为中国大陆佛教现代化之基本方向。佛教教育事业的兴办，佛学刊物的印行与广泛流通，佛教公益事业的发展，生活禅的兴起与推广，都充分标示出大陆佛教人间化发展导向的成功。可以说，中国大陆人间佛教建设的实践，为整个世界佛教发展提供了一个成功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