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教育的机遇与挑战 - 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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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教育的机遇与挑战

内容摘要：由圣严法师于1985年所创立的中华佛学研究所，在2007年4月8日，是第一所正式被纳入台湾高等教育体系的单一宗教研修学院，并自2008学年度起(8月1日)更名为「法鼓佛教学院」。圣严法师用二十年以上的时间，坚持让中华佛学研究所独立办学、并维持一般研究所的办学规模与质量，而非附属于寺院、依靠寺院的收入办学，就是期盼终有一日，以研究所的经营规模、研究素质与成果，能受到社会大众，尤其是政府对此一硕士学位的承认。

何以圣严法师如此坚持？其最大的动力来源，即是面对六、七十年代的台湾佛教僧俗二众教育水平的低落，特别是佛教教育水平的普遍缺乏，甚至为外教公开挑衅、抨击，深感一定要极力推动佛教教育，特别是佛教的高等教育，以期培养更有佛学素养的僧俗人才，藉此改变一般人对佛教只有经忏佛事、经忏僧的刻板印象。圣严法师在主持中华佛学研究所期间所持的办学理念，一则强调具备基本的佛学研究能力(如佛典语文能力)、二则培养不同领域的佛教人才、三则聚集各方人才以培养专才、四则重视国际性学术研究，更重要的是圣严法师一再与研究所师生强调：「道心第一、健康第二、学问第三」的学习精神。

本论文主要以历史研究法，运用台湾佛教历史、历年佛教杂志文稿等，以之探讨：圣严法师对佛教教育的看法，以及法师接受张其盷的邀请，在1978年至1991年期间，担任佛学研究所所长至主持中华佛学研究所期间，所面临的际遇与挑战，综观这些过程与成果，的确是足以成为探究七、八十年代，台湾佛教高等教育发展概貌的最佳范例。

关键词：佛教教育圣严法师张其盷中华佛学研究所台湾佛教

一、前言

台湾佛教教育的发展，可以从全省各地佛学院与研究所的创办与兴衰中略窥一二。在80及90年代，因为台湾的经济起飞，佛教蓬勃发展，佛学院的数量也逐年增加。从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几十年间经过前人的前扑后继的在佛教教育上的努力，全省佛学院、所虽然有增加的趋势，却是一直处在办办停停的起伏状态之中，能存活下来的佛学院、所不多，但这些学府的设立，对佛教研究素质的提升，的确曾发挥了最直接的效果。2依据佛教史学者蓝吉富在《当代中国人的佛教研究趋势〉一文中的统计，研究佛教的人数曾达到60人，特别是在1970年以后，研究者在语文能力、研究方法、研究专题上才有较明显的提升。3

基本上，影响台湾佛教教育的发展因素，从各佛教学者对此一主题的分析文章，约可归纳为内在与外在因素。内在因素包括：办学的动机、人力与财力、办学的方法、师资或学生的人数与质量、毕业后的出路等；外在因素包括：所拥有的社会资源、教育单位的宗教政策等。4尤其在2007年以前，谈台湾的佛教教育一定是指正规教育体制外的佛学院与研究所，因此，在没有地方教育单位规范与资助下，以上各项因素是否可以达到正向的发展，就端赖各办学单位原有的实力与未来发展的持续力，以及佛教界间是否能作资源的整合等因素。

整个过程是彼此相互影响、前人经验的累积，以及所处社会环境的不断变迁等内、外因缘和合而成。包含圣严法师5于1978年至1991年间所主持的佛学研究所，从早期招生的困难、面临停办危机，直至创建中华佛学研究所、法鼓佛教学院等过程，也同样离不开以上这些时空因缘流之中。

本论文主要以历史研究法，运用台湾佛教历史、历年佛教杂志文稿、中华佛学研究所档案数据等数据，以之探讨：圣严法师对佛教教育的看法，以及法师接受张其昀的邀请，在1978年至1991年担任佛学研究所所长至主持中华佛学研究所期间，所面临的际遇与挑战，综观这些过程与成果，的确是足以成为探究七、八十年代，台湾佛教高等教育发展概貌的最佳范例。

二、圣严法师的佛教教育理念

从圣严法师历年来对佛教发展与佛教教育的论述文章中，可以发现法师觉得佛教人才是佛教兴衰的关键性因素，因此提出佛教界应重视培养不同的佛教人才，以恢复隋唐的佛教盛况。然而，法师认为佛教教育的推动，应该是整合全体教界的力量，共同制定分层分级的教育体制、建立次第的僧伽教育内容，以养成具有道心与国际视野的佛教学术人才。以下分别述之：

(一)重视培育人才以振兴中国佛教

在1961年至1990年间，圣严法师一直不断呼吁佛教界要注重人才的培养。例如1961年在为青松法师(后来还俗的张曼涛居士)东渡日本留学有感而写的文章中指出：晚清以来，中国佛教欲振乏力的发展事实，其重要的关键因素在没有重视培养佛教人才；法师也指出在50、60年代，台湾佛教教育的环境，其实是无法满足有志在佛学上深研的青年，故使许多青年往日本、欧美等地研修佛学。6到了1988年，圣严法师还是再次强调人才的培养攸关佛教的兴衰，强调「人能弘道，非道弘人」7。

另一方面，更有感于中国佛教在佛教教育的推动上，特别是晚清以后，佛学院教育虽如雨后春笋般设立，但在人才的培育上却没有完善的计划，以致于学生的素质一直停留在某一阶段，不仅造成佛教文化界(出版界)的学术价值无法提升，在弘化人才与语文人才上，也是非常不足。加上当时教内缺乏时代意识，不具世界眼光，故不知培养现代化的人才，也无法让学成归国的人学以致用，当然就更少作专题而深入研究的人才了。因此，一再提出：佛教教育的发展，其实对安定人心，使社会平和有一定的作用，佛教界应赶上时代的步伐，朝整体性发展，成为世界性的佛教。

(二)恢复隋唐佛教义学人才集中的盛况

圣严法师如此重视佛教人才的培育，除了是其对个人身处的佛教环境所作的长期观察所得，亦与法师自小的受教历程，特别是二次出家所受的学院式或师徒式僧教育，以及留日期间的佛教学术研究训练有关。9这些际遇，也成为其后来所创建的中华佛学研究所及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园区的发展蓝图。

因此，在圣严法师的教育理想中，是以恢复隋唐佛教义学的盛况为最大目标，也即是佛教的义理之学能引起教界与学界的兴趣与重视：

「在中国佛教史上，义学风气鼎盛的时期，寺院所在之处，高僧所居之地，即为中国文化与教育的中心，社会上与思想界的精英之辈、杰出之士，也都以佛教的寺院为向学之所，寺院的高僧为其问道之师，并且学风所被、道风所至，享名宇内，饮誉东瀛。」10

(三)建立次第的僧才教育以培养解行并重之宗教师

对以上佛教理想的实现，圣严法师早期(1969年留日以前)是以提升僧伽的教育质量为主要诉求，希望佛教界乃至政府能积极推动佛教的教育事业，提升僧众的素质，培养出博学经世且具有宗教情神、宗教情操的宗教师。同时，也提出了理想的佛教大学以栽培僧俗的佛教人才，以及以制度化的方式培养不同层次的弘法人才。

在僧伽教育上，圣严法师在〈教育．宗教．佛教的宗教教育〉一文中，清楚的表明学僧阶段是最可塑的时期11，应先以律学的研习与行持为重，再进而深入经藏，方能真正养成足堪大任的宗教师人才，而不是仅知义理却不重戒行的宗教学者。12在僧教育的过程中，法师极为强调一切的修学重在养成高尚的宗教情操与宗教精神13，而不是将佛教作为学说、思想来研究的学者教育。

(四)应将佛教教育作整体性、分层级的管理与推动

当圣严法师于1978年接下了佛学研究所所长一职，即以培育不同的佛教人才，特别是佛教高等教育的学术研究人才为办学方向。更建议藉由佛教界力量的结合与政府的支持与协助，能将佛教教育作制度化、整体性、分层级、统一的管理与推动，区别出佛学院与佛学研究所在培养宗教师与学术人才的不同功能，作为改善佛教界长期办学以来办学目标的模糊或过度远大。14

对个人办学态度方面，圣严法师一再强调办学者应不计个人的名闻利养，只为整体佛教而努力，同时运用各方资源，集合更多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推动整体的佛教教育，以培养佛教中的佛教教育人才与佛教学术人才，达到灯灯相传、代代相继的「正法久住」目标。15

(五)强调学生「道心」与「国际视野」的培养

法师在办学过程中，同时注重学生建立国际性学术研究视野，逐渐将焦点集中在国际化、学术化、现代化的佛教高等教育理念的推动。在学生课业与生活中，一再强调实际掌握与履行「道心」，即「菩提心」的内涵，以培养出足以摄化人心的人格气质。由此，以佛教界所培育的各种佛教人才，达到复兴中国佛教，并将正信的佛法弘传到世界各地的理想。16

在「第二届中华国际佛学会议」开幕词中，圣严法师提出：一个伟大的宗教，应具备信仰的实践、理论的基础、学术的研究三个条件，同时说明：

「若无信仰的实践，便不是宗教而仅是伦理学说；宗教的信仰和实践，又必须有其深厚的哲学理论作为指导的基准，方不致流为地方性、民俗性和非理性的鬼神信仰；如果不作学术的研讨，便不会知道如何运用既有的资源，来给每一个时代的社会，提供多功能的服务与高质量的奉献。」17

综合而言，比较二个时期的内容，圣严法师对佛教教育的重心，已由留日前多谈及佛教僧伽教育，于留日后因缘的改变，进一步转为关注与实践佛教高等教育，甚至在1991年后更扩及整体社会的全面教育与三大教育理想。

三、圣严法师佛教教育理念的实践—创办中华佛学研究所

(一)机遇：张其昀先生与圣严法师

在70、80年代的台湾私立高等教育发展中，首屈一指的私校为张其昀先生(1901-1985)在台北阳明山所创立的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18张其昀先生以其特殊、深厚且丰富的学识经历、政教背景19，竟可以在当时政治敏感时期，尤其禁止宗教进入高等学府的政策下，有能力在此学院内成立了佛教文化、基督教、天主教、回教、道教、天理教、摩门教、印度、宗教与道德等研究所，并网罗各方人才，极力推动各研究所的研究工作、专题演讲、座谈会。20在1965年成立的佛学研究所，纯属研究单位，历任所长有：张澄基、张曼涛、周邦道、圣严法师等，张其昀先生希望藉此让佛学研究能在现代科学方法与高深学术基础上，对佛教心性之学有深入的研究、实践与发扬，以实现其中兴佛教的愿望。21

当圣严法师于1969年申请到日本立正大学研究所的消息传开后，即获得张其昀先生的青睐，向法师索取其个人资料，将此一难得的殊荣二次刊登在当时国际知名的《美哉中华》画报上。在1975年，圣严法师获得日本立正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并受邀参加「国家建设会议」，张氏即在会场主动对圣严法师表现得非常重视，并在1976年邀请法师到文化大学哲学研究所任教，可算是最早邀请圣严法师任教职的高等学府。22这些际遇，特别是出家众在正式的高等学府为研究生上课、担任论文指导教授，这在当时的台湾佛教界，甚至在台湾教育学界中，是非常少见而难得的。23

由于圣严法师的留日博士背景，加上张其昀先生对学术研究的重视，当周邦道先生以年迈之由请辞佛学研究所所长一职时，张氏即委请其学生李志夫先生(当时正协助其筹组印度研究所)，以及佛研所秘书长潘维和极力邀请圣严法师接任所长一职。虽然法师几次以各理由婉拒之，最终在几个条件具足下24，于1978年接下了已有十三年经营经验与资源的佛学研究所，也成为圣严法师办教育的起点：

「…我后来还是做了那个佛学研究所的所长，做了文化大学的教授，在日本获得的博士学位终于有用了，这是我在国内办教育的起点。…」25

当时代的二位缁素大德，藉由佛学研究所因缘际会，牵引出未来超过二十年的佛教高等教育里程，这不唯是台湾佛教教育发展至此的众缘和合，更是二人对振兴佛教、推动佛教教育的共同使命而成就的佛教事业。

(二)挑战：圣严法师创办与主持中华佛学研究所

法师在初接任所长时，佛学研究所的状况是：研究所基金四十万台币、为单纯的研究单位、每年仅例行举办一些主题演讲或座谈会，在张曼涛任所长期间办了三期的《华岗佛学学报》，有十几位长期的不定额护持成员，没有正式的研究员(学报是向国内外各学者邀稿方式)，当然也没有研究生、正式的研究所课程或师资。法师在承前人所累积的以上资源之后，决定做五件事：

「我接任以后决定做五件事：一为继续出版《华岗佛学学报》；二为招收研究生；三为增添图书；四为扩大国际视野；五为成立『护法理事会』使经费能自给自足。其实，当时要做这些工作，对我来说是十分吃力的：一者我没有办教育的经验；二者出国很久，国内法缘不足。」26

因此，为了实现培育佛学研究人才，圣严法师面临的第一大挑战是：稳定的经费来源。故，法师在首二年维持研究所的现状，但积极的成立「謢法理事会」，加强募款机制、增加劝募与护持人员27，以期增加经费，努力朝向「招收研究生」的目标。其后，终于在1981年几经艰辛下，正式招收研究生。

佛学研究所在艰困的状况下招收三届的研究生后，文化学院因张其昀生病后的人事更迭、制度上的限制、其它宗教团体的抗议等因素下，曾一度停止招生，这是圣严法师接任以来的第二大挑战：必须决定是否停止招生，抑或脱离文化学院，另择校址继续招生。在一次探视病中的张其昀先生时，张氏鼓励圣严法师说：「法师自己办一所佛学院一定会比别人办得好，有些事不是等因缘具足才办，先办了自然会有因缘」。28这句话对圣严法师产生很大的影响，直接鼓励了法师另择校址继续招生，因此有中华佛学研究所的创立。

圣严法师在重建北投的文化馆为五层大楼后，即于1985年创立「中华佛学研究所」，并于1987年立案为正式的财团法人教育单位，以稳定其未来的办学机制。随即面临的第三大挑战是：研究所的长远经营与办学质量的提升。自1978年至1991年的所长任期中，圣严法师首先透过不断向护持者传达其办学理念，努力让所有謢持者支持「培育佛教高等人才，佛教才会有明天」的理念，厘清教育是慈善与文化工作之根本等观念，以期让办学的经费可以稳定的成长。其次在研究所内部行政组织制度的建立方面，重新建构行政体系，以高薪聘请师资、研究员，提供研究生生活津贴；更清楚地划分理事会各层次成员的职权、工作程序，以使组织功能单纯而明确，避免行政与教学的互相干扰等问题产生。

第三则是尽可能地提供完善的学习环境，维持学习环境的宁静、单纯、开放，学生在学期间专心修学，与寺院道场的经营工作明显区隔，以改善佛学院所过去以来，学生兼顾支持道场法会、活动的状况。同时也重视培养以「道心」为重的学风，利用学生的所长，不断让学生建立「道心第一、健康第二、学问第三」的向学精神，以平衡学术研究上易产生的孤立行为。

其余包括：在课程、学制与招生的条件上，圣严法师坚持比照一般大学研究所规定的方式，在当时的佛教教育界的确是不易办到的。同时加强佛教原典语文能力的训练，规定学生在三年内必须修满四十学分、论文口试通过方得毕业。为了改善当时不足的高学历师资，圣严法师常藉在海外期间，努力邀请各大学佛学专业教授到中华佛学研究所当客座教授，例如：加拿大冉云华教授、美国史维仁、傅伟勋、巴宙、日本水谷幸正、牧田谛亮、镰田茂雄等，以密集上课方式增强各种研究能力、增广研究生的研究视野。尤其在国际视野上，则举办国内、国际学术会议、签订姐妹校等交流合作活动。圣严法师在这过程中，尽其所能的将研究所的规模勾勒出来，虽然一再面对不同的困境，仍坚持一届一届的办下去。

四、结语

中华佛学研究所在圣严法师任所长时期，确立了以国际学术人才的培养为办学宗旨、建立中华佛学研究所师资课程多元化色彩、走向与国际各大学建立姊妹校的学术交流关系、举办国际性的佛学学术会议等办学基础与方向，未来接班人即得以在此一基础下，加速推展中华佛学研究所的国际化发展。因此，中华佛学研究所在一九九一年以前，虽只是基础建立阶段，但对其未来十年的发展，奠定相当深厚扎实的基础，使其得以在经费稳定、人事安定下进一步的发展。

台湾法鼓山创办人--圣严法师--于1985年创立了中华佛学研究所，并于2007年4月8日正式被纳入台湾高等教育体系的单一宗教研修学院，为台湾第一所被纳入正式教育体制的佛教高等学府，更于2008学年度起(8月1日)更名为「法鼓佛教学院」。29圣严法师用二十年以上的时间，坚持让中华佛学研究所独立办学、并维持一般研究所的办学规模与质量，而非附属于寺院、依靠寺院的收入办学，为的就是期盼终有一日，以研究所的经营规模、研究素质与成果，能受到社会大众，尤其是台湾教育单位对此一硕士学位的承认。

此一办学成果，笔者个人认为其对中国佛教教育可能产生以下几点意义与影响：对汉传佛教界高等教育人才的培育成果，培养出如：法鼓佛教学院校长惠敏法师、副校长杜正民老师、慈光佛学研究所创办人惠空法师、曾任福严佛学研究所所长的厚观法师、邓克铭博士等佛学研究与佛教高等教育主持人才。这些人才足以提升中国佛教的社会与国际地位，亦将佛学研究从传统仅重视义理的阐发，转为重视与原典语文对读能力以更贴近佛法深义的研究方向，进而也带领佛教界将国际学术的研究态度引入中国佛教教育工作，以培养出更多具深度与广度的佛教人才。因此，笔者认为此一过程中的际遇、挑战与成果，足以成为研究七、八十年代，台湾佛教高等教育发展的最佳范例。

备注：

1.本论文是在笔者论文著述《圣严法师佛教教育理念与实践—以中华佛学研究所为例》(台北，法鼓文化，2004年12月初版)的基础下，将书中第三、四、五章较疏漏之处作一补充、统整，尤其是对圣严法师的办学与当时台湾的佛教教育发展作一比较分析。故，部分内容是原书的节要，大多数内容则为新资料的补充与章节的纵横分析，特于此说明。

2.台湾佛学院、所的开办，从50年代(1947-1949)约4所；60年代(1950-1959)约14所左右；70年代(1960-1969)约19所左右；80年代(1970-1979)约22所左右；90年代(1980-1989)约25所左右；截自2002年所统计约31所。参考阚正宗撰，〈战后台湾佛教教育略论〉，收录于：中华佛学研究所主编，《台湾佛学院所教育年鉴第一辑》(台北，中华佛学研究所，2002年初版)，第23-24页。各佛学院、所数据，可见同上列书目，第5、455-462页。

3.见蓝吉富撰，〈当代中国人的佛教研究趋势〉(台北，《当代》第84期，1993年4月1日)，第42-46页。

4.参见姚丽香撰，〈台湾佛学院教育的回顾与省思〉、蓝吉富撰，〈访蓝吉富居士谈佛教教育〉，二篇文章皆刊登于：台北，《法光》创刊号，1989年9月10日，第3版。在佛教界间的资源整合问题、正规教育体制的局限等问题，参见智观的采访整理，〈访瞿海源教授讨台湾佛教发展〉(台北，《法光》第16期，1991年1月10日，第4版。)

5以下凡不具名而直称「法师」者，即指圣严法师。

6圣严法师于文中言：「…佛教需要人才，人才必须从教育和培育中产生，面临新代后，数十年来的佛教教育，始终没有一套完善的计划，各处虽有佛学院的设立，但都局限于私垫式的开蒙授受，两年或三年毕业出来之后，也就处处毕业了。以目前来说，别想求学深造，即使供人安心读经的所在，也不多见，这实在是中国当代佛教的最大苦闷。」见圣严法师着，《教育．文化．文学》(收录于《法鼓全集》三之三，台北，法鼓文化，1999年12月70册的版本)，第46页。(以下凡引用此书，皆省略本书出处的标示。)

7法师强调：「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如果没有把佛法当作自己的第一生命来看，就不会有护法及弘法的信心和愿心；如果没有佛教的教育来普遍培养足够的人才，中国的佛教也会走上印度佛教同样命运。」引自圣严法师撰，原文为〈我们不办教育，佛教就没有明天〉，原刊于1988年9月15日，台北，《人生》第61期，后收录于《教育．文化．文学》，第150页。

8本段综合圣严法师所撰，原文为〈请为佛教百年树人〉(写于1989年)、〈师父的祝福〉(写于1990年)、〈中日佛教教育与学术交流的新旅程〉(写于1991年)，以上各文皆收录于《教育．文化．文学》，第168、175、190-191页。

9有关圣严法师生命各时期的受教历程，基于论文篇幅限制，于此略过，读者可参考拙著，《圣严法师佛教教育理念与实践—以中华佛学研究所为例》第三章(台北，法鼓文化，2004年12月初版)。

10引自圣严法师着，〈中国当代佛教的苦闷—送青松法师东渡有感〉，写于1961年6月，原刊于：台北，《人生》13卷，第6期，现收录于《教育．文化．文学》，第43页。

11法师曾言：「……我乃过来之人，学僧阶段，一切没有根基，性格未趋定型，对于宗教律僧的生活，总是格格不相契合。然而我们的教育效果，就要趁此青年性格的可塑时期，予以适当的宗教教育，才是最理想的措施。」引自圣严法师着，〈教育．宗教．佛教的宗教教育〉，写于1961年6月，原刊于《人生》13卷，第7期，现收录于《教育?文化?文学》，第36页。

12法师曾言：「依照律制的规定，少年沙弥，戒力未固之先，首当勤于沙弥律仪的学习与行持，不得早赴讲筵听经学教。这以佛时的僧团制度说，当然也是准确的，否则，小儿出家以后，对于沙弥应遵守的十戒、七十二威仪，尚未通晓之前，即去听讲华严海会，法界缘起，普贤行愿，以及三止三观，八识二无我，五法三自性等的大道理，那是没有实际必要的，正如小儿不由幼儿园、小学、中学而一步躐等大学研究院者，同样的不可理喻。」引自圣严法师着，〈引论今后中国佛教的教育与文化—有感于詹励吾居士的发心捐产〉，写于1961年6月15日，原刊于：台北，《觉世》148期，现收录于《教育?文化?文学》，第49页。

13此一宗教精神的培养，圣严法师认为是一种向内的自我要求，而非对外的征服：「佛教教人根据佛法的道理，向内用工夫，向自性中找佛性，以自性的佛性来感通外在的佛性，所以处处要求自己：学佛所学，行佛所行，解佛所解，证佛所证。要求自己如何而后，才是真净的佛子，如何而后，方能成佛。」引自圣严法师着，〈教育．宗教．佛教的宗教教育〉，《教育．文化．文学》，第28页。

14法师于〈佛教明日的希望──圣严法师谈佛教教育及中华佛学研究所〉一文中表明：「如果以实际需要来说，佛学院应该有三个基本的问题待解决：第一，全国各寺院应该统一支持开办稳定而持久的佛学院……第二，要分层、分级、分等统一招生，并依系统升学……第三，培养各级佛学院的教师人才，那就是要用专科和研究所来培养……现在的时代，凡事重视专业，佛学院的老师除了有他们的高等学历或学力，应该经过佛学教师的专业训练。」原刊于1989年3月15日，台北，《人生》67期，现收录于《教育．文化．文学》，第163页。

15圣严法师在〈兴办教育复兴佛教〉一文曾言：「虽然我们个人的时间、能力有限，然而如能集思广益，集合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来做比较大的事业，相信更容易推动。…佛法的慧命，不在于个人的成就；生命价值，也不仅在于历史的记录…只愿能培养更多的佛教人才，来著述佛书、弘扬佛教、修行佛法，灯灯相传、代代相继。而菩萨道，就是以成就他人来代替成就自己的呀！」此文讲于1988年4月6日中华佛学研究所常务理事会议中，现收录于《教育．文化．文学》，第144-145页。

16参见圣严法师撰，〈给中华佛学研究所的同学与理事〉，《教育．文化．身学》，第133-136页。

17引自圣严法师〈「第二届中华国际佛学会议」开幕词〉，现收录于《教育．文化．文学》，第93页。

18在《华冈校史》中有言：「华冈办学之初，正处在戒严时期，政府尚未全面开放私人兴学。当时全台的私立大学也仅有东吴大学、辅仁大学、东海大学、淡江学院、逢甲学院、静宜学院等数所而已。就办学规模和立校精神、所聘师资而言，本校都是私校中首屈一指的，就联考的排名而言，在私校中和辅仁、淡江是伯仲之间。某些科系甚至超越之。」而在行政体系沿革方面，「比之于同时期的公私立大学中，他校的行政系统均未设有博物馆、艺术馆、出版部、以及多样的附属单位。由于创办人揭橥华冈学园是中国文化学院、中华学术院、华冈兴业基金会、华冈学会四位一体，为配合创办人的创校精神，因此树立起中国文化学院行政系统的特殊风貌。」参见《华冈校史》相关网页：http://www.pccu.edu.tw/intro/base.htm

19张其昀先生从小即受良好而完整的小学、中学教育，并考取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学成后，曾至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任教，尤以浙江大学因战乱几度迁校的教学与任系主任的经历，以及因此而见识到早期书院的遗址等宝贵经验，不仅令其因处事有方而名闻一时，并得以参与国事，同时对其后来在教育事业上的启发与影响不小。关于张其昀的生平背景，以目前笔者所知，较完整的应属宋晞着〈张其昀传〉，《张其昀先生传略》一文，问政与出任党政要职之内容，参见第9-17页。

参考王瑞撰〈近二十年张其昀研究综述〉，见「智识学术网」网址：http://www.zisi.net/htm/ztzl/zgsxs/2008-02-20-35665.htm。

20「这些宗教研究所的所址设在旧大恩馆的层楼中，四、五、六等三楼分别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的研究所，而七、八、九等三层楼，则分别是印度文化研究所、佛教文化研究所、佛学研究所。有关佛教性质的研究所占了三大层，分别由星云、晓云、圣严等法师任所长。」内容参见：《华冈校史》相关网页：http://www.pccu.edu.tw/intro/base.htm；廖一瑾撰〈张创办人其昀先生的宗教情怀〉，收录于私立中国文化大学主编《张其昀先先纪念文集》(台北，文化大学出版，1986年8月26日)第142-143页。

21参见张其昀撰，〈精神修养与人格教育〉收于张氏着，潘维和主编《张其昀先生文集》第十七册文教类(二)(台北，国史馆．文化大学出版，1989年8月)，第8932-8936页。另外，圣严法师从该文内容中，认为张氏是「从整个中国文化的内涵与人类精神的需要上认定佛法的价值，所以能自内心发出以中兴佛学为己任的志愿」，而指出这是张氏文化理想与文化意识的流露。参见圣严法师撰，〈华冈的佛学研究所〉，刊于《华夏导报》第二版(台北，中国文化学院出版，1978年12月13日)。

22有关圣严法师与张其昀之间的际遇，可参见圣严法师撰，〈晓峯先生与我〉(台北，《张其昀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2000年)，第298-299页。

23此说依据蓝吉富于〈当代中国人的佛教研究趋势〉一文的统计资料分析，蓝氏指出：在1970年以前的出家佛学研究者(如印顺、默如、东初、演培等法师)，大多非专业的佛学教研究者，较少有接受到高等教育的机会，故在研究方法与原典语文等方面的应用能力较弱。在1970年以后，方渐渐有这方面的专业研究人才。(台北，《当代》第84期，1993年4月1日，第44页。)

24当时圣严法师提出的最大困难是法师在台美两地奔波，还有北投的文化馆要照顾，无法常在研究所处理相关的所务等行政工作，因此，李志夫与方宁书二人即应允协助行政与照顾文化馆；其二是希望有个德高望重的副所长人选，故力邀在华严莲社的成一法师担任，成一法师在圣严法师以「为了整个佛教界高等教育事业前途」的恳求下答应接任，同时亦将其护持成员一齐加入护持佛学研究所，成为圣严法师首批护法理事会成员。相关内容，可参见〈明天会更好—访中华佛学研究所话今昔〉(台北，《人生》第26期，1985年10月15日)第三版。

25引自圣严法师着，《法鼓山的方向》(收录于：台北，《法鼓全集》八之六，法鼓文化，1999年12月70册版)，第70页。

26参见圣严法师撰，〈晓峯先生与我〉(台北，《张其昀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2000年)，第299页。

27相关细节，请参见拙著《圣严法师佛教教育理念与实践—以中华佛学研究所为例》第五章(台北，法鼓文化，2004年12月初版)，第163-165页。

28参见圣严法师撰，〈晓峯先生与我〉(台北，《张其昀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2000年)，第300页。29相关信息可参考以下网址：http://www.ddbc.edu.tw/zh/school_introduction/ddbc_introduction.html

参考文献：

一、专书

中华佛学研究所主编

2002—《台湾佛学院所教育年鉴第一辑》(台北，中华佛学研究所，2002年初版)私立中国文化大学主编

1986—《张其昀先先纪念文集》(台北，文化大学出版，1986年8月26日)

2000—《张其昀先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台北，文化大学出版，2000年8月26日)宋晞

2000—《张其昀先生传略》(台北，文化大学出版，2000年)

圣严法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