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互动之果：中国佛教
　　　　　　　
[上海]探索与争鸣，199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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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洪修平博士　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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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是学术界和佛教界根据有关史料确定的中国佛教两千年的纪念年。在此之际，笔者拟从佛教与传统宗教观念及儒、道等思想文化相互关系的角度，探讨一下佛教思想理论的中国化，以期对中华传统思想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的交融中发展的历史有更好的了解。
　　一
　　印度佛教在两汉之际经西域传至中国，这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自此以后，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又融入了新的内容与养料，变得更加丰富和灿烂，并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从而进入了一个在中外文化交融中不断发展的新时期。
　　从历史上看，传统文化对外来的佛教，一方面采取了一种本能的拒斥态度，另一方面又敞开它博大的胸怀，有选择地吸收容纳了佛教中有价值的东西或先秦以来传统文化中所欠缺的东西，例如佛教的思辨哲学和对生死问题的关注等。相对的封闭性及对外来文化的拒斥，使传统文化保持了其独特的魅力和稳定的发展，而相对的开放性及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又使传统文化充满朝气和活力，不断实现着自我的更新和完善。传统文化对历史上第一次外来文化的大规模传入所表现出的双重性格和所进行的成功的交融，至今仍对我们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从佛教方面来看，不同的民族，往往有其独特的人生理想、生活目标和价值取向，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文化气质。这种民族文化气质，一般又会通过哲学、伦理、宗教等不同的文化形态表现出来。带着南亚次大陆古印度民族文化印记的佛教一进入中土，就与中国宗教和文化形成了一种相异互补、相斥互融的复杂关系之中。而中国人对佛教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在一定##断中国化的过程。
　　所谓佛教的中国化，就是指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在延续其基本文化精神的同时，为了适应中国社会与文化的需要而不断地调整自己，在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相适应过程中最终演变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表现出中华民族传统精神风貌与特征的“中国佛教”。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佛教在中印文化的碰撞和冲突中主动依附迎合传统思想文化，积极地对之加以融合吸收，有时甚至不惜改变自己的某些特性或面貌以适应中国社会环境的需要。正是在与传统思想文化的相互冲突与融合渗透中形成的中国佛教文化，最终得以与中国传统的儒、道文化并驾齐驱，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产生了天台、华严和禅宗这些富有特色的中国佛教宗派。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丰厚而广博，而外来佛教也既有宗教的信仰，又有思辨的哲学，还有相应的礼仪制度、僧伽组织、宗教伦理和修行方式等，因此，佛教的中国化呈现出了非常错综复杂的情况，通过了各种不同的途径和方法。它不仅表现在宗教信仰和理论等方面，而且还表现在礼仪制度、组织形式和修行实践等许多方面。就佛教中国化的途径与方法而言，也可以从佛典的翻译、注疏和佛教经论的讲习等不同的方面来理解。同时，由于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习俗。因此，“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形成了汉地佛教、藏传佛教和傣族等地区佛教三大支，佛教的中国化，一定意义上也可说就是佛教的汉化、藏化和傣化”。笔者认为，汉传佛教的中国化在思想理论的层面上大致可以概括为方术灵神化、儒学化和老庄玄学化这3个方面。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并存并进的，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人物和不同的思想体系中又各有侧重。外来佛教与传统宗教观念及儒道思想之间的冲突与融合，构成了汉以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
　　如果说佛教的儒学化和老庄玄学化正好是儒佛道三教关系的重要内容，那么，佛教的方术灵神化则是作为宗教的佛教与整个中国传统宗教观念和信仰相融合的重要方面，故我们下面先从佛教的方术灵神化谈起。
　　二
　　方术灵神化主要是说佛教对中土黄老神仙方术的依附和对灵魂不死、鬼神崇拜等宗教观念和迷信思想的融合吸收。佛教的方术灵神化既与佛教本身的特点相联，也与佛教传入中土后所面对的文化环境相关。
　　从历史上看，佛教来华的两汉之际，正是中土社会上各种方术迷信盛行之时。到东汉末年，道教又逐渐形成。道教的呼吸吐纳等许多修道方法，都与佛教的禅定等有某些相似之处。而且早期道教的教义学说比较简单，仪轨戒条也不很完备，像佛教这样各方面都比较成熟的宗教的传入，对道教的进一步发展是有借鉴意义的，因而道教最初往往将佛教引为同道。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初传的佛教也就被中土人士理解为是黄老道术的一种，人们往往把黄老与浮屠并提。而佛教也充分利用这样的机会和条件，有意地对此加以迎合，以求在异国他乡更好地生存发展。
　　印度佛教中虽然也有神通等内容，但并不占重要地位，因为信奉佛法、励志修行是为了解脱，若以神通为追求的目标，那属于佛教所斥的外道。但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却有意识地将这一方面的内容突现出来，借以迎合并依附中土的种种神仙方术，而中国人也往往对佛教的这部分内容特别感兴趣。因此，在《四十二章经》和《牟子理惑论》等早期佛典和佛教著作中，就出现了把佛陀、阿罗汉描绘为“轻举能飞”的“神人”等做法。为了迎合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神仙方术，早期来华传教的僧人也常借助于一些道术医方来拉拢信徒，扩大佛教的影响。甚至到了东晋十六国时，名僧佛图澄、鸠摩罗什等，也仍然借术弘法，以争取更多的信徒。
　　在依附神仙方术的同时，外来佛教也十分注意对灵魂不死、鬼神崇拜等中国传统宗教的吸收。中国自古以来就盛行着灵魂不灭、鬼神报应的观念，认为“人死为鬼，有知，能害人”，又认为鬼神能赏善罚恶，善恶之报，都是“天地罚之，鬼神报之”。因此，在汉魏译经中，佛教同时否定肉身之我与精神之我的“无我”，就往往被译成了仅否定肉身之我的“非身”，有些译经甚至直接使用了“魂灵”一词，以至于当时许多中国人认为佛教就是言“魂神固不灭”的。这些看法，后来经东晋慧远和梁武帝等人的系统论证发挥而在中土产生了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甚至超出了一般佛教徒的范围而成为许多普通百姓的生死观。而把佛陀描绘为神灵的种种说法，也受到了上至王公大人，下至平民百姓的普遍欢迎，自汉代始，宫廷中就出现了并祀佛陀和黄老，向佛陀祈求福祥的做法。在百姓中，烧香拜佛、求神福佑也成为普遍的民间信仰。
　　灵魂不死与天堂地狱等结合在一起而形成的轮回报应说，以及将佛菩萨视为神灵而加以供奉等，至今仍在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中发生着相当的影响，它甚至成为许多中国人信奉佛教的主要信念和方式。
　　三
　　如果说佛教的方术灵神化主要是在信仰和行证的层面上为佛教在中土的传播扫除了障碍，为其与广大民众的宗教观念和行为相结合开拓了道路，那么佛教的儒学化则为中国佛教的社会伦理品格和心性学说等奠定了基础，并为文化士人接受佛教进一步创造了条件。
　　佛教的儒学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儒家伦理名教的妥协与调和；二是对儒家人文精神和心性学说的融合与吸收。
　　关于佛教对儒家伦理名教的妥协与调和，主要有3个方面：其一是寻找相似点，采取比附等手法，以强调两者一体，本来不二。例如佛教徒经常把佛教的“五戒”比同于儒家的“仁义五常”，认为两者是“异号而一体”的。我们说，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相通之处，它反映了古代中国和印度的思想家对维护人际关系的某些共同看法，反映了人类社会生活所要求的一些最基本的共同的社会伦理原则和行为准则，但五戒和五常，一个体现的是出世的宗教伦理，一个是为现实社会服务的世俗伦理，两者有很大的差别。佛教的这种比附，实际上是通过对儒家纲常伦理的肯定而构通了世间法和出世间法的联系，进一步拓宽了佛教中国化的道路。
　　其二是调整乃至不惜改变佛教自身，以求与儒家伦理相适应。具体的做法，或者是在译经过程中就以儒家伦理为标准作出增删，例如去除父母子女平等的论述而加进了“孝养父母”的内容。印度佛教中虽然也有尊奉父母等思想，但根据其轮回转生的教义，这些思想并不占重要的地位，但中国佛教徒却把它突出出来，甚至编造“伪经”来阐扬孝道，把“孝”说成是儒佛共同崇奉的，甚至认为佛教比儒道等更尊奉孝道。
　　其三是沟通不同点，努力从劝善等社会作用的相同来论证儒佛不二或儒佛互补，两者都有助于社会教化，以强调两者的“殊途而同归”。这是中国佛教徒最常用也是最根本的论证方法。这方面的例子就更多了。在论证儒佛社会教化功能不二的同时，佛教徒还特别注意以佛教伦理的独##生命的慈悲仁爱，以对儒家的“爱有差等”起某种补充作用，等等。这些都对佛教得到上层统治者的支持和下层民众的容受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随着佛教在中土的站稳脚跟和传播发展，佛教的儒学化也逐渐从表面层次的对儒家纲常名教的妥协调和发展为深层次上的对儒家注重现世现生的人文精神和思维特点、思想方法的融合吸收，特别是通过与儒家心性论的交融而形成的中国佛教的心性论，成为中国佛学的主干之一。传入中国的佛教在儒家重人事、重心性和重视主体及其修养的思想影响下，将抽象的佛性与具体的人心人性结合在一起，极大地发展了中国化的佛性论和心性学说，并通过对主体自我的肯定而一步步走向了对人的生活的肯定，由此而确立了中国佛教“出世不离入世”的基本特色，乃至出现了像禅宗这样融解脱理想于当下的现实人生之中，化修道求佛于平常的穿衣吃饭之间的典型的中国佛教宗派。印度佛教中所蕴含的对人的关注在中国佛教中得以充分的显扬，这与佛教的儒学化是联系在一起的。
　　四
　　佛教的老庄玄学化也可以追溯到佛教的初传之时。汉译佛经从一开始就借用了许多传统道家的术语。例如在安世高的译经中用“气”来概括“四大”，代指“人身”，用“无为”来表示涅槃义；在支谶的译经中用“本无”、“自然”等概念来表示般若的空之义，等等。
　　魏晋时期，玄学盛行，佛教般若学与玄学合流而产生了玄学化的六家七宗，并正式登上了中国学术思想的舞台。即使像僧肇这样的佛学家，一般认为他在批判总结玄佛合流的基础上比较准确地把握了佛教中观般若思想，但其思想和方法仍然深受老庄玄学的影响，以至于现代日本学者中仍有人认为僧肇的思想“不仅形式连内容也是老庄思想”。隋唐时期建立的中国化的佛教各宗派，在融合中外思想的基础上都建构了自己富有特色的宗教哲学体系。在这过程中，佛教哲学理论的老庄玄学化是特别值得注意的。老庄玄学的“自然”、“有无”和“道”等概念以及相对主义、得意忘言等方法，在中国化的各个佛教宗派思想体系中，都起着十分巨大的作用。而最典型的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禅宗思想的出现，按胡适的说法，就更是“古来的自然主义的哲学(所谓‘道家’哲学)与佛教的思想精采部分相结合”的结果。天台宗的止观学说和禅宗的“随缘任运”、“自在解脱”等，确实都表现出了道家哲学与文化的精神。
　　总之，佛教的中国化过程是佛教与传统思想文化相互影响的过程。只有从两者的双向互动中，才能更好地把握中国佛教的特点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正是在此意义上，对我们今天面临全球化时代到来的文化建设，具有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