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显与小乘《大般涅槃经》

　　黄夏年

　　涅槃是佛教使用的最广泛的一个术语，它是印度宗教共用的名词，梵文写作Nirvna，汉语音译泥曰、泥洹、泥畔、涅那等，意译为灭、灭度、寂灭、不生、无为、安乐、解脱、圆寂等，意指生命的停止或境界的超越。姚秦僧肇法师著《涅槃无明论》曰： “泥曰、泥洹、涅槃，此三名前后异出。盖是楚夏不同耳。云涅槃，音正也，……秦言无为，亦名度。无为者，取于虚无寂寞妙灭绝于有为。灭度者，言其大患永灭，超度四流。” 《大乘义章》十八日： “外国涅槃，此翻为灭。灭烦恼故，灭生死故，名之为灭。离众相故，大寂静故，名之为灭。 ”在佛教里， 以翻译“涅槃”为名的印度佛教的经典有多种译本，其中既有小乘经典， 也有大乘经典， 而由中国人对此所作的注疏则有15种之多。其中东晋法显就译过大小二乘之二种涅槃经，本文试图对法显所译的小乘的《大般涅槃经》作一考论。

　　一、小乘涅槃经译本

　　涅槃经有小乘经和大乘经两种，属于小乘涅槃经内容的有一卷本、二卷本和三卷本不同的种类，大多数都是属于同本异译的情况，虽然经名不同，但是内容大多雷同，并且与大乘佛教的同名经典有直接的关系。这些不同名称与不同卷数的涅槃经，早在南北朝时就被记录在佛教经录里面，到了唐代仍然被沿续下来，可以说贯穿在佛教初传到鼎盛期的整个时代。

　　唐代崇福寺沙门智升撰《开元释教录》卷第十四“小乘经重单合译”曾经将以下几部涅槃经列入小乘经典：

　　《佛般泥洹经》二卷(或直云《泥洹经》)，西晋河内沙门白法祖译。

　　《大般涅槃经》三卷(或二卷)，东晋平阳沙门释法显译(今为法显译，如“总录”中述)。

　　《般泥洹经》二卷(或无般字)，新为失译。

　　附《东晋录》，右三经， 出《长阿含经》第二至第四卷，与初分《游行经》同本异译。(其《般泥洹经》群录皆云宋代求那跋陀罗译者，非也。寻其文句，多是古译，与功德贤所翻全不相类。诸藏之中，但有上卷，无其下卷。今为失源，编在《晋录》。或有经本，其《佛般泥洹经》上卷与《般泥洹经》上卷文句全同者本，错也。)

　　智升是唐代著名的佛教学者，他的学风非常严谨。其自述“目录之兴也，盖所以别真伪明是非。记人代之古今，标卷部之多少，摭拾遗漏，删夷骈赘，欲使正教纶理，金言有绪，提纲举要，历然可观也。但以法门幽邃，化网恢弘，前后翻传，年移代谢，屡经散灭，卷轴参差。复有异人时增伪妄，致令混杂，难究踪由，是以先德儒贤，制斯条录。今其存者，殆六七家，然犹未极根源， 尚多疎阙。升以庸浅，久事披寻，参练异同，指陈臧否。成兹部帙。庶免乖违。幸诸哲人俯共详览。”由是可见，他所编纂的经录是针对了过去“致令混杂，难究踪由”的情况而作出的，其中参考了四十余家目录，故后来学者都认为这部经录是最精到的， 《宋高僧传》称赞其“经法之谱，无出升之右”。

　　经智升考证，属于小乘的涅槃经有三部，分别为二卷本或三卷本。东晋的经录认为这三部经名不同的小乘涅槃经皆祖于《长阿含经》， 是该经中的“《游行经》同本异译”。但是智升通过考证后，认为这三部经并不完全相同，如《佛般泥洹经》和《般泥洹经》二个本子的文句明显不同， 《般泥洹经》的译者也不是求那跋陀罗。

　　很多经录对大小乘涅槃经的记录都是很混乱的，特别是表现在小乘的《大般涅槃经》与《般泥洹经》两方面。智升就提到《般泥洹经》 “群录皆云宋代求那跋陀罗译者”，但经他对比文句，认为“非也”。 《游行经》是佛教最早结集颂出的四阿含中《长阿含经》卷第二到卷第四中的一部经文，后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出，一共二品，讲述释迦牟尼佛入灭前后的事情。正是由于这一点，才被后世佛教徒将此经单独提出，冠以“涅槃”或“泥洹”为名，而作为单部经加以行世。隋翻经沙门及学士等撰《众经目录》卷第二曾云：

　　《大般涅槃经》二卷(是《游行经》)，吴黄武年支谦译。

　　《佛般泥洹经》二卷(是《游行经》)，晋世竺法护译。

　　此说得到京师西明寺道宣撰的《大唐内典录》的沿用，并将此说列入卷第七的“小乘经单重翻本并译有无录”云：

　　《大般涅槃经》(二卷，四十八纸，是《游行经》)，吴黄武年支谦于江南译。

　　《佛般泥洹经》(二卷，五十五纸，亦是《游行经》)，西晋竺法护译。

　　大唐天后勅佛授记寺沙门明佺等撰《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卷第八“小乘重译经目”卷之一亦持此说法：

　　《大般涅槃经》一部二卷(是《游行经》)

　　右吴黄武年支谦译，出《长房录》。

　　《大般泥洹经》一部二卷(是《游行经》)

　　右西晋竺法护译，出《长房录》。

　　《方等泥洹经》一卷(亦是《游行经》)

　　右东晋佛陀跋陀罗共法显译出《长房录》。

　　智升是唐开元年间的人。他所提到的《晋录》，是东晋道安所做的经录，此录已经佚失。 《长房录》是隋代费长房所编纂的一部经录，亦名《历代三宝记》。 《大唐内典录》是道宣法师所为。 《大周刊定众经目录》是武则天时代的作品。这些智升以前的经录，基本上都是沿用了古经录的说法，将《大般涅槃经》和《佛般泥洹经》别判为支谦与竺法护所译，但是智升没有受到前人之影响，他把支谦与法护译的全部判为大乘《大般涅槃经》系统，而列入“大乘 ．经重译阙本”，没有列为小乘的作品。

　　他在解释《大般涅槃经后译茶毗分》二卷(亦云《阉维分》亦云《后分》)的特点时，特意说到虽然此经 “是前《大般涅槃经》之余， 《懦陈如品》之末，兼说(佛陀)灭度已后焚烧等事，……今寻此经与《长阿含》初分《游行经》少分相似，而不全同。经中复言法身常存，常乐我净，佛菩萨境界非二乘所知，与大涅槃义理相涉。经初复题《陈如晶》，末文势相接，且编于此。后诸博识，详而定之。”。大乘涅槃学的一个最大特点是讲大境界，认为如来所得之大涅槃，有八种法味，称曰涅槃之八味。这就是一常住，二寂灭，三不老，四不死，五清净，六虚通，七不动，八快．乐也。因此常、乐、我、净被称为“涅槃四德”。小乘涅槃是讲生命的断灭，即灰身灭智，而大乘讲法身常存，可见智升是以佛理来判别大小乘涅槃经的区别的，这是符合佛教思想发展史的线索， 比较正确地表现了大小乘涅槃经的不同之处，合理地解释了它们之间的不同。智升的这种说法被后来者接受，其后所出的西京西明寺沙门圆照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第二十三(别录之四)之“小乘经重单合译”里全盘接受了智升的说法。虽然圆照在编纂“贞元录”时全部收入了智升的“开元录”，但是收入也等于赞同，所以我们可将此看作是对智升“开元录”的继承。

　　智升虽然比较合理地解决了大小乘涅槃经区别的问题，但是在他之前也不是没有人怀疑过这个问题。如在他之前的南朝梁僧佑曾经比较过《释迦双树般涅槃记》第二十七(出。《大般涅槃经》)与《长阿含经》及双卷《大般泥洹经》之间的异同。僧佑通过经文的比较，认为“佑寻此二经(引者按， 即《长阿含经》与双卷《大般泥洹经》)与《大般涅槃》所说淳陀最后供养，多有不同。此大小乘经现化之各殊也。 ”“双卷《大般泥洹经》与《长阿含》说略同。”又与《菩萨处胎经》、 《摩耶经》等大乘经有关方面内容比较后，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佑敬惟，涅槃义总八味。古今讲论，精理已备。妄率愚管，略言其迹。夫常住至寂，毕竟无为，但机感所诱，随方应俗。既曰现生焉得无灭，斯则群萌覩始终，而法身无出没也。是以假言背痛，而方转甘露，托卧右胁，而还放光明。此无病之迹也。及千[迭*毛]既缠，而示双足于迦叶。金棺将阖，而起合掌于摩耶，此不灭之征也。无病而示病，不灭而现灭，故知灰身显权，常住真实。月喻妙音，不其明乎。”。他还比较了《释迦八国分舍利记第二十八》(出双卷《泥洹经》)与双卷《大般泥洹经》的内容，说“佑以为双树八枝义各有明，舍利八分缘亦有会，故蜕化之体或全或散，用能留瑞群刹，降福人天。夫不生而假胎，无形而委骨，其示迹垂教，即不思议之事也。”僧佑也是著名的佛学家，编纂了《出三藏记集》之经录，但是他并没有去查考与区分大小乘涅槃经的关系，仍然沿用了前代的说法。他比较涅槃经，虽然看到了众经不同之处，但是他是带着圣迹的眼光来考察的，尽管他也知道大小乘涅槃学的不同特点，但是他的注意力不在于此，而在于法身常存与真俗不二的方面，因之使他没有将大小乘涅槃经区分开来，这也是他的不足之处。

　　由于历史上有多次涅槃经的重译，使涅槃经拥有多名。 《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卷第八“小乘重译经目”卷之一有“《大爱道般涅槃经》一卷”，后注有“右西晋惠帝代河内沙门帛法祖译， 出《长房录》；” “帛法祖”即是“白法祖”，古代两字同音可以互借，可知此经就是《佛般泥洹经》的另一名字，但是这里只是一卷，在《开元释教录》则为二卷，参见智升所说此经“但有上卷，无其下卷”，可知所谓的一卷，就是上卷。又“小乘重译经目”卷之一还有“《佛母般泥洹经》一卷(与安阳侯同本异译)，右宋孝武帝代沙门释慧简于鹿野寺译。出《长房录》”之语。 “安阳侯”是北凉王沮渠蒙逊的弟弟沮渠京声。 《高僧传》卷二云： “蒙逊有从弟沮渠安阳侯者，为人强志疎通，涉猎书记。因(昙无)谶入河西弘阐佛法，安阳乃阅意内典，奉持五禁。所读众经，即能讽诵。常以为务学，多闻，大士之盛业。……又于钟山定林寺， 出《佛父般泥洹经》一卷。安阳居绝妻孥，无欲荣利，从容法侣，宣通正法，是以黑白咸敬而嘉焉。后遘疾而终。 ” 《高僧传》说“《佛父般泥洹经》一卷”， 其“父”字应为“母”字之笔误。此经在“钟山定林寺”即现今的南京译出。又为“一卷”，可能此经在当时就只有上卷一卷，没有下卷。这时中国已经流行涅槃思潮，沮渠蒙逊做凉王时， 曾经将在姑臧的龟兹国昙无谶“留之译《大般涅槃经》四十卷”。。但遭到昙无谶拒绝，秘密逃走。西晋元嘉中“道场(寺)慧观法师志欲重寻《涅槃》后分，乃启宋太祖资给遣沙门道普将书吏十人西行寻经。至长广郡，舶破伤足，因疾而卒。普临终叹曰： 《涅槃》后分与宋地无缘矣。

　　《佛母般泥洹经》的“佛母”二字，看来也非常有意义，并不是一般的名词。释云公撰、翻经沙门慧琳再删补《一切经音义》第二十五云： “涅槃经者……明珠金刚宝藏者也。窃谓经为佛母，为人师。法藉人弘，人唯法器。即三种般若文字居先，十二真诠修多建首。譬以春池竟宝获珠者必假安徐，依文习义会意者须遵定教， 比者寻条以求本，沿波以讨源雠校经文，素无定本。”母亲是伟大的，用“佛母”来作为经名，蕴涵了释迦牟尼佛为人师的博大胸怀。更称奇的是在敦煌卷子里面也发现了一批以“佛母经”为名的涅槃经，如《大般涅槃经佛母品》、 《大般涅槃经佛为摩耶夫人说偈品经》等，数量多达20余号。据整理者李际宁先生介绍，这些都是“中国人假托佛说所撰经典，作者不详。一卷。”其内容是“本经是中国人以《摩诃摩耶经》卷下‘佛临涅槃母子相见’为题材，糅以中国传统的孝道与印度佛教的‘无常’思想撰成，对研究印度佛教在中国的流传与变容具有重要价值。本经在流传过程中出现各种异本，大体可分成四个系统。各异本文字互有差异，甚至有较大差异，但题材、结构、思想内容均相同。大体谓释迦牟尼将入涅槃，遣优波离上忉利天给其母摩耶夫人送讯。摩耶夫人前此已有六种恶梦之凶兆， 闻讯急忙下凡。其时释迦牟尼已装棺入敛。摩耶夫人绕棺悲号。释迦从金棺现身，为说无常偈。摩耶夫人返回忉利天。天地震动，泪如雨下。诸异本区别主要在六种梦景之叙述，——些细节之描绘及释迦所说偈颂等方面。从这些区别可以研究诸异本的相互关系。本经为我国历代经录失载，亦未为我国历代大藏经所收。敦煌出土后，被收入日本《大正藏》第85卷。惜所收仅一种异本。且所收之斯2084号，原卷略有残缺。”从藏经里所收的这部份经典的内容来看，它没有讲到法身常存与涅槃八味的思想，只是说如宋肉身断灭，母亲摩耶夫人和弟子迦叶等人悲恸欲绝， “母子分张，永不相见。”。如来“‘千辐轮相满足，何时还我世间?’ 以如来现两足者，谓今末世，法律奉行。”所以从经中所言的佛陀肉身已来，不复还没的说法来看，体现了灰身灭智的思想，既使是伪经的话，也是属于小乘涅槃经的特点。

　　二、法显与《大般涅槃经》

　　法显作为中外文化交流使者， 以六十余岁的高龄到印度求法，携回众多的经典，并亲自译出一些经典， 为中外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史载他译的经有：

　　《大般泥洹经》六卷(经记云《方等大般泥洹经》或十卷第四译。义熙十二年十月一日于道场寺共觉贤出，宝云笔受，至十四年正月二日讫。见道祖、僧佑二录)

　　《大般涅槃经》三卷(或二卷，是《长阿含》初分《游行经》异译，群录并云显出《方等泥洹》者非即前大泥洹经加方等字，此小乘涅槃文，似显译，故以此替之。)

　　《杂藏经》一卷(第二出，与《鬼问目连饿鬼报应经》等同本，见僧佑、宝唱二录。)

　　《僧只比丘尼》戒本一卷(亦出比丘尼波罗提木叉僧只戒本，共觉贤译，见《长房录》。)

　　《历游天竺记传》一卷(亦云《法显传》。法显自撰，述往来天竺事。见《长房录》。)

　　《杂阿毗昙心》十三卷(第二出，与符秦僧伽提婆等所出同本，见僧佑录。《房》云显与觉贤共译。)

　　《佛游天竺记》一卷(见《僧祐录》。)

　　右七部二十六卷(前五部一十二卷见在，后二部一十四卷阙本)。

　　虽然在法显去世不久以后，他译的经有的已经佚失，但是对他在译经史上的地位，是无异议的。智升对法显所译的《大般涅槃经》作过鉴别，指出此经“或二卷，是《长阿含》初分《游行经》异译。”但是对一些经录中的记载法显译《方等泥洹经》一事，他提出不同的意见，在《开元释教录》前的众经录记载《方等泥洹经》译述如下：

　　《出三藏记集录》上卷第二：

　　《方等泥洹经》(竺法护、释法显)

　　右一经。二人异出。

　　《众经目录》卷第三：

　　《方等泥洹经》二卷(亦是《游行经》)(晋世佛陀跋陀罗共法显译。)

　　《大唐内典录》卷第二：

　　《大般泥洹经》二卷(太始五年七月三日出，亦云《方等泥洹经》见聂道真录。)

　　《大唐内典录》卷第六

　　《方等泥洹经》(二卷三十五纸)

　　东晋佛陀跋陀罗共法显于杨都译

　　《大唐内典录卷》第九：

　　《方等泥洹经》(二卷三十五纸)

　　东晋佛陀跋陀罗共法显于杨都译

　　右一经，三翻。异译为《哀泣经》，二卷。隋时崛多译为《四童子经》，三卷。文无以异，故存晋本。

　　《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卷第八：

　　《方等泥洹经》一卷(亦是《游行经》)

　　右东晋佛陀跋陀罗共法显译，出《长房录》。

　　上述各经录都无不例外地将《方等泥洹经》作为法显译作，而智升指出这是错误的。他认为“群录并云显出《方等泥洹》者，非即前大泥洹经加‘方等’。小乘涅槃文，似显译，故以此替之。”亦即是说智升是从该经的内容是看出问题的，说明智升确实是读了《方等泥洹经》一书，所以他指出了错误，并以小乘的《大般涅槃经》来进行替代。

　　与前述一样，除了智升看出有问题之外，道宣同样也是持怀疑态度的。他在《大唐内典录》卷第三里就提到：

　　余捡别录云《方等泥洹经》二卷，与显公共译，疑入显传是。

　　道宣可能没有看书的内容，而是从经录上看出问题，指出《方等泥洹经》标出的是与法显共译，可能问题出在《法显传》里。 《法显传》说：

　　(法显)复得一部抄律，可七千偈，是萨婆多众律，即此秦地众僧所行者也，亦皆师师口相传授不书之于文字。复于此众中得《杂阿昆昙心》，可六千偈。又得一部经，二千五百偈。又得一卷《方等般泥洹经》，可五千偈。又得《摩诃僧只》、 《阿毗昙》故。法显住此三年。学梵书梵语。

　　法显的传里提到了“又得一卷《方等般泥洹经》，可五千偈。”，此说被后来其它佛书所载，例如《出三藏记集录》中卷第三和《高僧传》皆就收入此语。后来者不察，于是羼入到经录中去，成为定案。—一直到了智升以后，才得以做了根本的改正。

　　在《法显传》与《高僧传》里面皆谈到了《方等般泥洹经》一事， 《高僧传》里还专门谈到法显“就外国禅师佛驮跋陀于道场寺，译出《摩诃僧只律》、《方等泥洹经》、 《杂阿昆昙心》垂百余万言。”就是没有谈到他译出的《大般涅槃经》一事。法显译《大般涅槃经》只是在经录里记载下来，使之得以被保存。现在的大藏经里，还存有法显译的《大般涅槃经》全文，上面标的是“东晋平阳沙门释法显译”，这表示此经是法显一人所为。法显在印度与斯里兰卡留学七年， “学胡书胡语，躬自书写”，他的梵语水平应该还可以，而且这部经文已有前人的译本，理论性也不是很强，不像《方等泥洹经》含有很强的纯理论原素，必须要有精通梵文的译师帮助，因此法显参照前人所译，应该可以独自完成这项任务。

　　法显译的上中下三卷本的《大般涅槃经》一共二万七千字。上卷是说佛陀自知当要离世般涅槃，很多人都来向佛请问，争取最后得到佛的指化。佛为了开导众生，——一回答大家的提问，根据每个人的问话，有针对性地做了回答，劝大家行善，学习佛教的谛理。中卷是佛陀向弟子们交待如何安排自己的后事， “供养转轮圣王之法，用新净绵及以细[迭*毛]合缠其身。如是乃至积满千重，内金棺中。又作银棺，盛于金棺。又作铜棺，盛于银棺。又作铁棺，盛于铜棺，然后灌以众妙香油。又复棺内，以诸香华而用涂散，作众伎乐，歌呗赞颂，然后下盖。造大宝舆，极令高广，轩盖栏栀，众妙庄严，以棺置上。又于城中作阁维处，扫洒四面极令清净，以好梅檀及诸名香，聚为大[什／积]。又于[廾／积]上，敷舒缯[迭*毛]，施大宝帐，以覆其上。然后舁举，至阎维处，烧香散华，伎乐供养。绕彼香[廾／积]，周回七匝。然后以棺置香[廾／积]上，而用香油，以浇洒之。然火之法，从下而起。阉维既竟，收取舍利，内金瓶中。即于彼处，而起兜婆，表刹庄严，悬缯幡盖。”(u最后介绍转了轮王世界的风光。卷下是说佛陀在後夜分入般涅槃前，再次与众弟子相见，于娑罗林中临般涅槃前最后说法，以及他涅槃后各国前来请舍利的情况。

　　将《大般涅槃经》与《游行经》比较，两者的体例基本一样。前者为上中下三卷， 《游行经》则为初中后三卷。两者都是以佛在临般涅槃前周游各国，会见弟子与波罗门为线索，佛畅谈佛法与交待后事，以及佛圆寂后的茶毗仪式与舍利葬法供奉的讨论，乃至八王分舍利的情况所织成的一部经典。但是细读之余，两者不一致的地方也不少，从文风上看， 《游行经》的的语言没有《大般涅槃经》通俗。从情节上看， 《大般涅槃经》比《游行经》更加集中，更着眼于佛般涅槃前的状态。从说法上看， 《游行经》更富有思想性，如经中专门谈到佛陀的遗言，要弟子们在他圆寂以后，明确提出“当于诸经推其虚实，依律．依法究其本末。若其所言非经．非律．非法，当语彼言，佛不说此，汝谬受耶。所以然者，我依诸经．依律．依法。汝先所言，与法相违。贤士，汝莫受持，莫为人说，当捐舍之。”uj这是佛教常说的“依法不依人，依教不依人，依经不依语”的佛陀遗教，但在《大般涅槃经》里没有谈到这一点。但是在《大般涅槃经》里则谈到了佛为众僧而强调制戒依戒的重要性。佛说： “汝勿见我入般涅槃便谓正法于此永绝。何以故?我昔为诸比丘制戒波罗提木叉，及余所说种种妙法。此即便是汝等大师。如我在世，无有异也。阿难，我般涅槃后，诸比丘等各依次第，大小相敬，不得呼姓，皆唤名字，互相伺察，无令众中有犯大戒，不应窥求，觅他细过。”这可以视作是佛的遗教“以戒为师”祖训之源，。而“不得呼姓， 皆唤名字”是佛教平等思想的具体体现。总之，两经各有特色，如果将他们对照研究，则一定会取得更多的成果，对深入认识佛的教法有莫大帮助焉。

　　三、结语

　　涅槃佛性说作为大乘佛教特有的理论，对中国的佛学思想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作为这一思想的源头，还得推到佛陀，是佛陀以他的深邃智慧影响了后人不断钻研佛说，将其发展光大。法显作为中国著名的僧人，远赴西方求取真经，他回国之后将大小乘涅槃经都予以译出，这个贡献是无人可比的。小乘涅槃虽然只是介绍佛在般涅槃前后的一些历史与供奉佛舍利的由来，但是佛在这时所留下的遗言，却对后世的佛教影响很大，后来的大乘涅槃佛性说之所以能够被众人研习，可以说无不贯彻了佛的遗教“依法不依人，依教不依人，依经不依语”之精神，将“以戒为师”的遗教真正发扬。

　　法显作为中国佛教的僧人， 以坚强的毅力和丰富的学识，在中国佛教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传来中国的印度佛教达五千余卷，其中能够在中国产生重要影响的毕竟是少数，但是就在这少数的经典里面，他所译出的经典却被传承下来，而且影响了当时的佛学建设。僧佑撰写《高僧传》卷第三日： “窃惟正法渊广数盈八亿，传译所得卷止千余，皆由腧越沙阻，履跨危绝，或望烟渡险，或附代前身，及相会推求，莫不十遗八九，是以法显、智猛、智严、法勇等发趾，则结旅成群，还至则顾影唯一，实足伤哉。当知一经达此，岂非更赐寿命，而顷世学徒唯慕钻求一典，谓言广读多惑。斯盖堕学之辞，匪曰通方之训。何者?夫欲考寻理味决正法门，岂可断以胸衿而不博寻众典，遂使空劳传写永翳箱匣。甘露正说竟莫披寻，无上宝珠隐而弗用，岂不惜哉。若能贯采禅律融治经论，虽复只树息荫玄风尚扇，娑罗变叶佛性犹彰，远报能仁之恩，近称传译之德，傥获身命，宁不勖欤。”法显携回经典并将其译出，建立“传译之德”，他不仅“报能仁之恩”，而且还遗惠后人，其功可不大焉，令我们永远怀念!

　　(作者：中国社科院编辑部主任，宗教文化期刊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