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对慧远佛学思想之影响
杨容
《甘露》2008年第4期 
 
    佛教于两汉之交传入中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一方面，佛教东渐神州之后，为中土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千百年来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学、艺术以及社会生产生活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深刻而有力的影响；另一方面，作为外来的异域宗教文化，佛教在中国化、乡土化过程中，它不得不在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成熟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摄取资源，为自己在中土扎根、发展和壮大提供养料。庐山慧远作为两晋南北朝佛教界的领军人物，也自觉地将中国传统思想融入其佛学思想中，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慧远(公元334-416年)本姓贾，雁门娄烦(今山西代县)人，其一生大致与东晋王朝相始终。慧远自小聪明好学，熟读俗家经典。后来削发出家为僧，师从道安受业，“既入乎道，厉然不群，常欲总摄纲维，以大法为己任，精思讽持，以夜续昼”，然亦不废俗书，利用俗学功底为其传道护法活动服务。此后道安在襄阳分张徒众，慧远前往庐山，见庐峰清净足以息心，于是卜居庐山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在庐山期间，慧远一面潜心修持，著书讲学，一面凭着崇高的声望、高超的外交手腕以及非凡的论辩才能与僧俗各界学者名流广泛周旋，为中国化佛教的形成立下了汗马功劳，建立了卓越功勋。慧远之佛学不但继承了印度佛教的精髓，而且体现了鲜明的中国化特色，代表了中国佛教处于上升时期的那种勃勃生机，对中国佛教史、思想史和哲学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 慧远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

　　在中国历史上，为了让中土广大民众理解、接受和信仰佛教，高僧大德大都拥有渊博的学识，不仅在佛学上造诣很高，而且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如，支谦从小就染习汉话，深通文学；康僧会虽为西域僧人，但其“明解三藏、博览六经，天文图纬，多有综涉”，对中国儒家、道家经典颇为熟知；鸠摩罗什为了更好地翻译佛经，在汉土学了十六年的中国文化，为中国佛教经籍翻译做出了斐然的成绩；慧远也不例外。出身仕宦家庭的慧远，在出家之前就随着舅父令狐氏游学于河南许昌和洛阳一带，大量阅读了儒家和道家的典籍，深受传统文化的熏染。据史载，慧远“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庄老。性度弘伟，风鉴朗拔(见识高超)，虽宿儒英达。莫不服其深致。”

　　慧远深厚的俗家知识在跟从道安学习之时就已经表现出来。慧远的老师道安在佛教思想方面属于般若学的本无派，主张万物本性是“空”、“无”，空无在本体、在万物之上、之后，是有形象的最后的根据。慧远二十四岁继承师志，登台开讲《般若经》。当时因为听众难以理解《般若经》中艰深晦涩的本体论，所以质疑颇多。于是，慧远便引用《庄子》一书的概念和范畴做连接类比，让听众豁然开朗，自此以后，远师道安唯独允许慧远可以引用佛典以外的书籍来比附说明佛理，这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道家文化对慧远的影响之深，对其开展佛教活动的作用之大。慧远对传统的儒家、道家思想有着深刻的理解和领会，深得儒学和玄学的真谛。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在总结慧远的学业时，赞扬说：“内闲半满，外善三玄。”道安也经常赞扬他，对他十分器重，说“使道流东国，其在远乎！”慧远早年所受的传统文化教育对他后来调和佛、儒、道思想矛盾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对后来吸引文人学士乃至成为佛教学者和佛教领袖有着直接的作用。慧远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的深厚造诣，为佛教的中国化奠定基础，而慧远成为一代宗师，也是必然的趋势。

    二、传统鬼神观念对慧远神不灭思想的影响

　　印度佛教主张“诸法无我”，一切皆空，认为人是由“五蕴”和合而成，在根本上否定和排除了法相万物包括精神和灵魂的实有和永存。既没有不死的形体，也没有不死的灵魂，那么佛教就面临着回答人死后为什么能成佛，成佛的主体是什么的问题。印度在面对这个问题时总是闪烁其词，并未做有效的回答。而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灵魂不死、鬼神报应的观念，自先秦以来就流行一种人死变鬼、灵魂不灭的观念。屈原在《楚辞》中就说过：“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在《孝经》、《周易》、《庄子》等经典中也有类似的说法。东汉王充也认为“人死为鬼，有知，能害人”(《王充·论衡》)。慧远生在中国，长在中国，而且熟读道家和儒家经典，对传统的鬼神观念了如指掌，不可能不受其影响。因此，慧远既继承了印度佛教犊子部主张“有我”的观点，而且进一步结合我国古代灵魂不灭的鬼神观念，以法性不变说去发挥神(指精神、灵魂)不灭思想。他说：“夫神者何耶？精极而灵者也”，其“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灭；假数而非数，故数尽而不穷”。还说：“盖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迹求。必感之有物，则幽路咫尺；苟求之无主，则渺茫何津？”通过这样，就道出了形尽神不灭的道理。此外，慧远还引用我国道家学说“若人之形，万化而未始有极”、“生为人羁，死为反真”的话，来作为神不灭论的论据。通过援引传统鬼神观念和道教学说，慧远相当巧妙地回答了人死后怎么轮回转世和超脱果报的主体问题，为其三世因果报应学说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传统报应观对慧远“三世因果报应论”之影响

    以神不灭论为理论依据，慧远提出了报应论上的“三报论”。在印度佛教传入我国之前，我国先秦时代的宗教迷信思想中也已有类似的或简单的因果报应思想，如《尚书·皋陶谟》说：“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周易·坤·文言》中也有类似的说法：“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些都是说，上天对于有积德行善的人家，会给予富贵吉祥，而对于为恶有罪的人家，则给予祸殃刑罚。西汉董仲舒也提倡因果报应说，认为如果人违反了天的意志，就会引起天的震怒，出现各种灾祸，以表警告和惩罚。慧远结合中国传统报应观，提出：“业有三报：一曰现报，二曰生报，三曰后报。现报者，善恶始于此身，即此身受。生报者，来生便受。后报者，或经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后乃受”，这种报应理论不仅包含了传统的报应学说，说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且还将报应的时间向无限远的未来推进，给承报者带来无限的威慑力。此外，先秦以来中国就流行一种敬天畏神的观念，认为人世之外还有一种至高无上的东西存在，人的旦夕祸福都由它决定，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慧远还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宿命论思想，企图将宿命论包含到因果报应学说里面，慧远认为：“三业体殊，自同有定报，定则时来必受，非祈祷之所移，智力之所免也。”强调因果报应是人生的必然法则，人无论如何都不可逃避自己业行的果报，这在本质上和中国固有的宿命观有相似之处。

    四、儒家思想对慧远佛教伦理观的影响

    慧远在阐释佛教伦理方面深受传统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影响，以其“内通佛理，外善群书”的眼光学识，遍察儒家思想与佛学之间相通相似之处，加以引申发挥，力求达到两者的融合和共存。儒家主要从其伦理道德思想出发，提出佛教不忠不孝，违礼悖德的非难。桓玄与慧远交锋时，问“不敢毁伤，何以剪削？”慧远答道：“立身行道”《高僧传·释慧远传》)在这里，桓玄引用儒家经典《孝经》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话，以孝道来质问慧远；同时，慧远也以《孝经》中“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孝之终也”的话来回敬桓玄，慧远能得心应手地引用儒家经典，敏捷地机巧地回应了桓玄的责难，赢得了广泛的尊重。而且，慧远认为出家与守“孝”道毫不矛盾，他说：“凡在出家，皆遁世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变俗则服章不得与世典同礼，遁世则宜高尚其迹。夫然者，故能拯溺俗于沈(沉)流，拔幽根于重劫。远通三乘之津，广开天人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亦已协契皇极，在宥生民矣。是故内乘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在慧远看来，佛教虽然没有行孝的具体仪式，甚至与儒家天道观有冲突，但佛教徒都以静修其身为尚，佛教徒的宗教实践有助于社会风俗的净化，有助于人心的提升，因此，佛教徒所为都是有裨于国家民生的，这不仅不背离孝，反而是更高境界的孝。

    慧远在论述佛教社会功能时也引入了儒家的入世思想。从伦理观念思想上看，儒家伦理的价值指向是现世的、济世的、忧世的、振世的，提倡入世和修齐治平的政治思想，而佛家认为世界为一切苦，应该出家而达到涅槃。为了缓和佛教和儒家在伦理道德观上的冲突与矛盾，慧远把帮助君王治理国家视为佛教本有之义，所谓“是故悦释迦之风者，辄先奉亲而敬君，变俗投簪者，必待命而顺动。若君亲有疑，则退而求其志，以俟同悟。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资生，助王化于治道者也”慧远还认为“释迦与尧、孔，发致不殊，断可知矣。是故自乖而求其合，则知理会之必同。”慧远在这里将佛教和名教完全沟通起来，并且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把儒家圣人唐尧、孔丘和佛祖释迦等同起来，儒家入世精神被慧远援引到佛教思想中，为佛教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取得了发展的空间。

    五、慧远儒道知识背景对文人学士的吸引

    围绕在庐山僧团的众居士精通儒、道，学问渊博，庐山成为当时之学术重镇，不仅因为慧远精深的佛学造诣，更在于其拥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和博雅的风度。这样，慧远和居士名流才有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点，才能对话，这为佛教的中国化道路开辟了新的境界。慧远“化兼道俗”，结交文人学士，为佛教的推广和维护做出了表率。这与慧远“内通佛理”有一定的关系，与他“外善群书”也有密切的联系。慧远重视用儒、道典籍来会通佛理，吸引名僧名士同情、接受和信仰佛教，如士族地主、荆州刺史殷仲堪上庐山致敬，和慧远“共临北涧，论易体要，移景不倦。继而叹曰：‘实信深明，实难庶几’”，对慧远的学识极为敬佩。传说“彭城刘遗民、豫章雷茨宗、雁门周续之、新蔡毕颍之、南阳宗炳、张莱民、张季硕等，并弃世遗荣，依远游止。”这与慧远的深厚的传统文化背景是分不开的。慧远与俗家弟子们热心讲《丧服经》，讲授《诗经》，有陆德明《毛诗音义》为证：“又案周续之与雷次宗同受慧远法师《诗》义。”连一向恃才傲物、极少推崇别人的大才子谢灵运，与慧远交游后，也肃然心服。其最主要原因在于慧远的传统文化知识扎实，可以推知其学识与当时的名士不相上下，甚至更胜一筹，否则，试问怎能使名学硕儒们心服口服。可见传统文化不仅影响了慧远对佛理的解释，也扩大了其交友范围，反之也促使了慧远佛学的进一步与传统社会的交接，让佛教被更多的人接受和信仰。为其佛学的绵延提供了广阔的道路。

    中国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不同于佛教发生地印度。在慧远以后的佛教发展过程中，高僧大德对佛教进行了一些修改，对佛教在中国更快更好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慧远保持了印度佛学的精髓，但是在传统思想的熏陶指引下，慧远又改变了佛教义理中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相排斥的一面，对佛教进行改革和变化，使之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与时俱进，这是佛教在中国发展过程中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