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主张的民主
张大卿
「民主」这个字眼听起来好像是政治名词，古印度佛教以个人修行为主，照道理，与民主毫不相干，如有人说佛教主张民主，恐怕有人会认为是穿凿附会。
两千年已经过去，没有人能代替佛陀及其圣弟子发言。我们后人只能从教义及当时的律制(僧团生活规约)推测。
古印度佛教的教义，主要是「无我」。「我」(atman)是婆罗门对灵魂的主张，到今天印度教都保持类似的看法。他们认为灵魂从梵天(Brahma)来，每个人都有一个灵魂，都是梵天的一部份，都是不朽的，甚至是平等的，他们利用这个平等来补偿出身贫贱者在社会上、政治上不平等的缺憾，他们说，后天的缺憾是先天的业力所成。
佛陀反对灵魂的主张，不承认有梵天这种能创造而不被创造的「大能」；「他提出因缘生法，认为只有因缘，没有「我」。生命只是五蕴相续。能相续的是业力，业分共业与不共业。所谓「共业所感」，就是今人讲的文化，包括政治文化、经济文化、社会文化等，所谓「不共业」，社要就是自己行为、说话、思维的影响力。一切为业(karma)所决定，只有业报而无作者，所以是「无我」。
后期佛教受婆罗门影响，把后天不平等解释为先天业力所引，这样的解释完全合理化了统治者的权力逻辑，事实上后天不平等除遗传基因决定外，全是共业所感的环境因素，这个环境因素会变，绝不是单纯的、一条线的上辈子如何，所以这辈子穷的宿命论。把后天不平等解释为先天业力所引，只是为了满足简单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逻辑，却不知不觉地掉进一对一的「有业报、有作者」的对应关系，忽略了现世共业更大的决定性。
以税法为例，累进所得税与按人头取税(即不累进)对贫富差距可以有极不同的影响，个人贫富可能因为共业所感的所得税法而有所改变。另一个影响贫富更大的因素是共业所感的财产权限制(此指遗产税的课征)。以战争为例，国家领导人好战与否(这也是共业所感)可以决定一些年轻人是否早死或伤残。以教育为例，九年国民义务教育的实施(共业所感)，强迫性地决定一些学童非受完九年国教不可。有太多例子都不是简单化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可以解释。什么事都套用，就好像遇到车祸就说上辈子欠他，这对理解因缘毫无帮助。要理解因缘必须深观因缘，才能恰如其份地给各种因缘一定比重，也只有如此，才能善观察因缘，并提出改善之道。
这个共业所感为古婆罗门教与今印度教(还有很多佛教)所忽略，到今天印度种姓仍然不得平等，前个月印度总理为实施种姓平等的人事政策，刻意要提拔「首陀罗」 (最下贱的工农子弟)，惨遭婆罗门与贵族子弟的自焚抗议，他还因此鞠躬下台，可见共业所感多么困难克服，又多么需要改善。
佛陀思想难能可贵就在这里，两千年前的印度，种姓分立(即单纯的不共业思想)比今天还要严重，佛陀却能毫不受既得利益的贵族文化影响，慧眼独具，提出种姓平等，并在自己的僧团内彻底实行，主张无我，有业报，而无作者，一切只是业力相续，此中业力除遗传基因决定外，绝大多数都可以改变，现代遗传工程的发展甚至连遗传基因也可以改变。
「无我」思想发挥在古印度种姓差别，就是否定种姓的先天业力牵引，佛陀当时提出种姓平等，无异主张不平等的可以变成平等。这其中有一定政治意涵，不是单纯的修行解脱可以解释，由这点我们似可推测，佛陀主张民主，而且是政治、经济上的民主，因为「种姓」除宗教意涵外，更具有政治经济层面的强大差别。
另一个佛教主张民主的最强大佐证是僧团制度。佛陀表示他只是僧团一员，甚至否认僧团有所谓「领导」，当年提婆达多想争领导权，就为佛陀所严斥。
当年的僧团都是僧众集议，议事多半采取全体通过制，也就是每个人都有否决权，此中完全没有「多数暴力」式的不尊重少数。现代社会的民主，多半采取多数决，多数决可以分为三分之二或过半数或所谓「绝对多数」，到最后则是少数服从多数，即使心不甘、情不愿也要服从，这样的服从难免对少数权益有所侵害。
我们可以质疑全体通过制的可行性，如果每个人都有否决权，事情是不是很难办，会不会像联合国五个安理会国家(每国都有否决权)不是美国否决苏联，就是苏联否决美国，答案是不会，因为如果僧团有人老是用否决权杯葛，这个僧团一定会解散重组，僧团是自由的组合，聚散决定于能否「以法摄僧」，使「正法久住」。
全体通过制是最彻底的民主，绝不强迫少数服从多数，少数随时可以退出，另组僧团，不用勉强在一起。因为僧团的目的是使正法久住，互相增上，不是非在一起不可，不像现代国家，国与国之间疆界分明，每个人绝大半只能有一个国籍，自由往来既受绝大限制，很多情况下不得不忍耐多数的压制。
僧团以全体通过制决议僧事，有时也要煞费时间去说服少数不同意见者，但是这样的程序，让僧团的成员之间进行完全的沟通、说服工作，多数人不宰制(无我的表现之一)少数人是和合僧团的表现特质。当然，在意见纷歧，且需紧急处理事务，一时间又无法进行完全的沟通、说服工作，只好征求大众同意暂且应用「多觅毘尼」，多数通过决议。
佛教这样的主张民主，你向往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