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宗对宋明理学的影响

智凯采取了“六经注我”、“随义立名”等方法，从当时中国祖会的实际需要出发，对印度佛教进行了取舍、发挥和再创造；又把中国哲学中有关人的心理活动、精神修养、人性等理论吸收到天台佛学中，提出种种命题，并用一系列的范畴进行思辨论证，建构了天台宗完整的佛学思想体系。天台佛学思想不仅直接影响其后的佛教各宗，而且对宋明理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理学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哲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宋明理学为什么要援佛入儒呢？宗密《原人论》中提到这个问题，他的看法是：“推万法，究理尽性，至于本源，则佛教方为决了。”这是说，在“究理尽性”、探究宇宙本原等哲学理论方面，佛学是最高明的。儒家在这方面是不入门径，大为逊色的。所以李士谦在论三教时也说：“佛日也”，“儒五星也。”(一)［注：(一)《佛祖历代通载》三十九。］对于这种贬责，不少儒家人物是默认的。一些想重振儒学的学者更是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一方面，他们力求从儒家固有的经典中搜求有关思想，如涉及心性修养的《孟子》、《大学》，讲天道天命的《中庸》等均被重视起来。另一方面，就是援佛入儒。把佛教思辨的本体理论、精致的心性理论和直觉的修持方式等加以改造、吸收，以充儒学之不足。正如全祖望所说的：“两宋诸儒，门庭径路半出于佛老。”以其先导周敦颐为例，《宋元学案》中说：“又谓周子与胡子恭同师僧寿涯；是周学又出于释氏矣。”(一)［注：(一)《题真西山集》。］又如程颢，《宋元学案》中说：“明道不废佛老书，与学者言，有时偶举示佛语。”程颢自称“泛滥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二)［注：(二)《二程集》。］又如辟佛最有力的张载，《宋史》中说：“载读其书，犹以为未足。又访诸释老，累年究极其说。”(三)［注：(三)《宋史·道学传》。至于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则自述：某年十五六时，亦尝留心于禅。”(四)［注：(四)《朱子语类》。］王阳明也自述，心学三变，其中一变是“诀佛老归儒学”。实际上，朱熹、王阳明都是继周程之后，汲佛学以会通儒学最得其妙者。对此，学者早有所识，张方平说：“儒家淡薄，收拾不住，皆归于释氏矣。”袁枚说得更为明白，他说：宋儒“目击佛老涛张幽渺，而圣人之精旨微言，反有所闷而未宣；于是入虎穴，探虎子，闯二氏之室，仪神仪貌而心性之学出焉。”(五)［注：(五)《小仓山房文集》卷二一。］确实如此，理学以儒为宗，采佛学之长补已之不足，从而突破了儒学规范化以后导致的停滞、僵化局面，使儒学得到改造和发展，并把我国古代哲学推向一个新的境界。

叶适曾说过：“程张攻斥老佛之深，然尽用其学而不自知者。”(一)［注：(一)《习学记言序目》卷五十。］叶适这句话道道出了当时儒学者对佛家学说既吸收又排斥的心态。据台湾学者唐君毅在《略谈宋明儒学与佛学之关系》一文中统计，宋代理学家中只有杨慈湖、直德秀是不辟佛的，明初的儒者只有陈白沙、宋濂是不辟佛的。如张载、朱熹、王阳明都是极力排佛的。理学家排佛尽管言论尽多，但大致不外乎几点：一是儒释门之见，儒以正统自居而贬斥佛学。二是儒为入世之学，佛为出世之学，儒斥佛空谈而不能经世致用。三是斥佛为“导端之学”、“西方之教”，儒以道统自居。四是不知而作，有些人没有涉及佛学之深处，就去批佛，批评极其皮毛。

理学对佛的“排”与“援”是辨证的统一，理学在对佛学的批判和吸收中前进、发展，是合乎思想发展规律的。在二者的比较中，理学的“援佛”远远超过了“排佛”。佛学长期发展成熟的心性之学渗入到理学内部，使儒学的世界观显得更加深刻。因而从认识发展的角度来看，理学的援佛入儒，无疑是个进步。

关于佛学入儒，学术界一般认为：朱熹近道、陆九渊近禅、王阳明近狂禅。笔者认为，这些都是从形迹上看的，其实，对宋明理学影响最大的是天台宗的佛学思想，天台的义理、心性、思辨之法对宋明理学之影响，可以说是沉入深处，进到骨子里，远远超过“不立文字”的禅宗。

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是朱熹和王阳明，要探索天台宗对宋明理学的影响，只要剖析一下朱熹和王阳明思想也就可见十之八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