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外宗时期——韩国义通成为天台宗十六祖

《佛祖统纪》云：“传圣人之道者，其要在乎明教观而已。上尊龙树，上逮荆溪，九世而祖之宜矣。”

这段话有两层意思：一是说明天台立祖的原则，是“在乎明教观”；二是提出了“九祖”之说，依次为天竺龙树、北齐慧文、南岳慧思、天台智凯、章安灌顶、法华智威、天宫慧威、左奚玄朗、荆溪湛然。九祖以下依次为道邃、广修、物外、元琇、清竦、义寂，共十五祖，十六祖便是义通。因义通为高丽国僧人，所以这一时期称天台宗时期。一个外国僧人，成为中国佛教界的一代宗师，实不多见。

有关义通的材料，一是可见于志磐的《佛祖统纪》卷八《十六祖四明宝云尊者大法师》。二是可见于四明石芝天台宗僧人宗晓于南宋嘉泰三年(１２０３)编纂的《宝云振祖集》(一卷，收在《四明尊者教行录》的第七卷，《大正藏》卷四十六)。宗晓在《宝云振祖集》的序中说：“宝云鼻祖与吾四明为贤父子，表里像运，只兴一家，若其德业不传于世，则教失宗元，后昆奚究！因考核碑实，洎渚简编，得师事迹与劂后继者，凡二十篇，别为一帙，题《宝云振祖集》，盖取是院祖堂之匾曰振祖故也。”宗晓在序里即说明了撰集的缘由，亦说明为什么命名为“振祖集”。《宝云振祖集》的篇目具体为：

《请敕额秦文》(附《省牒》、《敕黄》、《使贴》)；

《四明图经纪造院事迹》；

《台州螺溪定慧院净光法师传(附行)》；

《钜宋明州宝云通公法师石塔记》；

《宝云通法师移塔记》；

《草庵纪通法师著述遗迹》；

《纪通法师著述遗迹》；

《宝云通法师真赞》；

《诗寄赠四明宝云通法师》；

《明州宝云四祖师赞》；

《宝云通公教主真赞》；

《宝云始祖通公法师真赞》；

《宝云开山通法师忌疏》；

《南湖师祖宝云尊者忌疏》；

《四明法师禀学宝云尊者》；

《慈云忏主禀学宝云住持》；

《明智法师宝云住持》；

《史太师请莹讲师住宝云疏》；

《宝云院利益长生库记》；

《建法堂延庆致致语》(附《法雨堂题名》)。

在宗晓说的“凡二十篇”中，有的人把《省牒》、《敕黄》、《使贴》、《法雨堂题名》独立出来，于是就成了二十四篇。三是可见于一些地方志，如《宝庆四明志》、《阿育王山志》、《鄞县通志》等。

以上三方面史料，尤以《宝云振祖集》为最详尽，它们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印证。

现根据《佛祖统纪》和《宝云振祖集》对义通的生平事迹迹略述一下。

义通，俗姓尹，字惟远，高丽国人，出身王族，后唐天成二年(９２７)出生。义通从小就矢志佛教，剃度佛门，初投龟山院释宗门下；受具足戒后，学习《华严经》、《大乘起信论》，颇有成就，因此他亦为国人所崇仰。五代后晋天福(９３６－９４７)末年，即高丽定宗(王尧)二年，他西渡入华求法。义通梵相异常，头顶长有肉髻，眉毫宛转，伸长五六寸，他先后在天台云居德韶国师门下习法，忽有契悟。再去拜谒螺溪义寂大师，学习天台教义，当他听了天台的“一心三观”观法后，赞叹确实得到了“圆顿止观”的佛学，于是就留下受业。当时义寂门下有外国籍的学僧十人，义通是其中学识最高者。此外，还有澄或、宝翔二人不明国籍，造诣亦仅次于义通。义通居螺溪约二十年，由于其体悟天台佛学，具体之声浃闻四远。后来，义通想把天台的“圆顿止观”传之父母之邦，于是在北宋乾德年间(９６３－９６７)准备返回。他告别同学曰：“吾欲以此道导诸未闻，必从父母之邦”。于是，假道四明，准备搭般回国。值此之际，吴越王钱俶之子钱惟治(时为四明郡守)听到义通到来，“加礼延屈咨问心要，复请为菩萨戒师，亲行授受之礼。道俗趋敬同仰师模”。郡增执意要义通留下，并说：“或尼之，或使之，非弟子之力也。如曰利生，何必鸡林乎？”意思是说：教化众生，非弟子之力也；做有利于民众的事，何必跟于高丽呢？盛情之下，义通只好答应：既然我们有缘，那就留下来吧。于是义通就留在明州传法。

开宝元年(９６８)，适峰“福州前转运使顾承徽”，因为屡亲师诲，于是把自己的住宅舍为传教院，传教院在义通的主持下发展很快，十余年后，已有殿宇房廊百余间、佛像七十尊、主客僧五十八人。太平兴国四年(９７９)，二十岁的法智投义通门下受法。太平兴国六年(９８１)十二月，弟子延德亲自到京师，奏请宋太宗御赐寺额。翌年四月，宋太宗赐额为“宝云禅院”，昭其样也。从此，传教院就改名为“宝云寺”，义通也被尊为“宝云义通”或“宝云通公。”

义通在宝云寺“敷扬教观几二十年，受其度者不可计数”。该时的宝云寺，已“誉振中国”。

“昔吴越国王尤所钦重”。钱俶为了表示对义能通的钦佩，曾赋诗赞颂，今天在《宝云振祖集》第八、第九中还能看到两首署名为“吴越国王钱俶”的诗：

宝云通公法师真赞

不离三界，生我大师。

自毫异相，满月奇姿。

戒珠普照，慧海无涯。

人天福聚，瞻之仰之。

诗寄赠四明宝云通法师

海角复三涯，形分道不赊。

灯青读《圆觉》，香暖顶袈娑。

戒此珠无类，心犹镜断霞。

平生赖慈眼，南望一咨嗟。

据《佛祖统纪》卷八载，义通有个习惯，经常称呼别人为“乡人”，有人问他，何以如此称呼？他回答说：“吾以净土为故乡，诸人皆当往生，皆吾乡中之人也”。

端拱元年(９８８)十月二十一日，义通圆寂于宝云禅院，终年六十有二，火化时，舍利盈满骨中。“门弟子收骨，葬于育王山之阳，寺西北隅。”原因是，义通弟子曾请义通等诸师在此屡建讲席。所以，延庆寺的宗正在《钜宋明州宝云通公法师石塔记》中说，将义通安葬在育王寺旁是“礼也”。七十七年后的治平元年(１０６４)，义通的墓地“甓甃已芜”，延庆寺住持宗正“乃就之累之为方坟，增显其处”，并写下了《钜宋明州宝云通公法师石塔记》。时过六十多年，义通的墓地也渐渐被人们遗忘了。宣和七年(实为靖康二年，１１２７)，宝云寺智威法师拜访了当时的育王寺住持道昌禅师，智威法师问道昌禅师：“通法师乃宝云启教之宗也，有塔葬于此？”道昌道禅师“遂往寻之，见荒榛棘中塔已堕毁矣。”在育王寺的对面有乌石岙，当时有许多富户想在些建坟，道昌禅师均以此地“非余私有”为由而加以谢绝。当下，道昌对智威法师说：“通法师，天台宗主也，又，此地人皆欲得之。若迁通公骨殖葬于此地，则非独免求地者源源而来，抑亦通公之骨葬得其所。”道昌择日，与智威法师、妙湛老人、雪峰睿禅师等一起将义通遗迁葬于乌石岙。“是时，大众半千同送之”。后来，道昌回忆说：“至取其骨，香水洗沐，于日光中，世所谓坚固子者，或青或黄或红或白，兹生于骨上，见者无不作礼叹。如此胜殊，世所未有。”《宝云振祖集》第五中的《草庵纪通法师舍利事》对迁葬移骨的过程记录更为详细：“其骨晶莹可爱，拷之琅琅有声。”雪峰默念之：“果若人骨也，当不止如是而已。”“少顷杲日既升，见骨中世所谓坚固了者。二三众警且哗。则须臾变，数百千璀璨的烁如珠玑。人或求之，至有盈掬得之者。”由于义通移葬于此，后人“欲邀其福”，也葬于此。但别人的坟，“未义而皆为人所移，唯能师之塔巍然而独存”，以至道昌颇感慨地说：“是知用心善不善者，报应之效晓然可见也。”

义通在天台宗史上的地位，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作为一个韩国僧人，而成为中国天台宗一代宗师，彪炳于佛教史。二是从义通开始，天台宗的中心从天台山而转移到四明。后来重立天台山祖庭的明代高僧传灯(１５５４－１６２８)在《在台山方外志》中感叹说：“台教正统，智者而下迄螺溪凡十二世，皆弘道兹山。自宝云传教四明，法智中兴之后，是道广被海内，而四明、三吴尤为繁衍。台山者始渐浸微，亦犹佛教盛传震旦，而西域是后晦不明。”“五代以后，台宗衰微于(天)台而盛于(四)明”。《宝云振祖集》中的《南湖师祖宝云尊者斋忌疏》是一个名叫镜上义的日本人撰写的，文中有“中兴教观空云尊者大师，应身日本”之句。应身是三种佛身(法身、报身、应身)之一，指修行成佛。宝云应身日本之说，反映了宝云在日本人的眼中已经成佛，并降临日本。此虽属传说，却反映了宝云对日本佛教的影响。三是宝云门下出了两位“高足”——遵式和知礼。遵戒，俗姓叶，浙江宁海人，年轻时入天台国清寺，学习天台教观。遵式在宋代是一位很有名望的高僧，当明人称“天竺忏主”。宋真宗曾将紫服赐予他，并赐“慈云大师”谥号。遵式曾这样称赞其师义通：“章安归往，荆溪亦亡；诞此人师，绍彼耿光。”知礼，俗姓金，四明人。太平兴国四年(９７９)，二十岁的知礼来到宝云寺从义通学习天台教观，从学第三天，首座对知礼说：“法界次第，汝当奉持”，知礼问：“何谓法界？”首座说：“大总盯法门圆融无碍者是也。”知礼说：“即圆融无碍，何有次第？”首座无对。一月后，知礼自己开讲《心经》，听者无不佩服他的天赋和悟性。五年后，知礼的父亲梦见知礼跪在义通前面，义通用瓶水注于其口。从此，义通给他授天台圆顿之旨，他一听即了。第六年，知礼常代义通讲经。义通去世后，知礼又梦见义通的头搁在自己左臂而行走，又表明我操持种智之首。

在《宝云振祖集》的《明州宝云西祖师赞》里，保存着南宋重臣魏国公史浩赞义通的诗四首。

有关义通的史料中，有几点需要说明：

一是关于义通的国籍，《佛祖统纪》卷八说他“高丽国族”；《宝云振祖集》中宗正所撰的《钜宋明州宝云通公法师石塔记》亦说他是“高丽君族”；“同样《宝云振祖集》中的《草庵纪通法师舍利事》说他“新罗人也”；宋代所撰的《宝庆四明志》卷十一说他“自三韩来”。

二是有关通的氏族，《钜宋明州宝云通公法师石塔记》说他“高丽君族，尹姓，母孰氏。”《佛祖统记》卷八亦说他“高丽国族，姓尹氏”。但韩国古代的新罗、百济、高句丽等主要国家，历史上没有以尹为姓的国王。另外，在《朝鲜女姓史附录》上亦找不到以“孰”为姓的王后王妃。

三是《佛祖统纪》说义通来华前，曾在高丽“龟山院”出家，“受具足戒”，学习《华严经》、《大乘起信论》。但《韩国寺刹事典》说：“龟山院：未详，疑是龟山寺别称。”

四是关于义通入华时间，《佛祖统记》卷八中有志磐注：“师于天福末方十六七，正受具，学《华严》之时来中国应在二十后，以历推之，当在汉周之际，今言天福恐误。”按义通出生于后唐天成二年(９２７)计算，到后晋天福(９３６－９４７)末，义通已为二十一岁，符合“二十后来中国”的说法，所以“义通于晋天福末来华”是靠得住的。

《佛祖统纪》卷八亦说：“螺溪网罗教典，去珠复返；宝云二纪敷扬，家业有付；而世方尊法智为中兴者，以其有著书立言，阐明祖道，触排山外(派)，昭隆道统之功也。”志磐这段文字，把义通放在义寂与知礼之间加以评论。义寂的功绩使天台数典“去珠复还”。知礼的功绩著书立说，力排山外派，救了天台一家之正义，使天台中兴昭隆后世。义通在两代人之间起到过渡作用，即重返的天台教典由义通敷扬给知礼。因而义通被尊为天台十六祖，知礼被尊为天台十七祖。

关于义通的著述，《宝云振祖集》中的《纪通法师著述遗迹》说：“师所著述，并逸不传。然考诸四明章记，则尝秉笔为《观经疏记》、《光明玄赞释》矣。若余之法义则法智悉面承，载之于记抄。其《赞释》一部尚存，但不广传耳。”

关于义通的思想，由于著作只有一部《金光明玄赞释》，又不广传，所以没有什么理论可言。但由于他的其余法义面授给知礼，知礼又载之于《观无量寿佛经疏妙宗钞》的序里说：当时流行的《观无量寿经疏》是从义通那里禀受下来，“相沿之今”，后人“著述不绝”。这些著述，知礼的评价是“谈事相多”，“开示观门少”。作为教化下层民众是可以的，但要“盛演圆宗”(宣传天台圆教)是不够的，出于这种考虑，所以要作《观无量寿经疏妙宗钞》。

知礼在《金光明玄义续(拾)遗记》的“缘起”里说，义通师曾撰有《金光明赞释玄辨》(简称《玄辨》)，孤山智圆(山外派)又作《金光明赞释玄辨章记》(简称《章记》)发挥了义通的“旨”。智圆在作《章记》时，不仅删去好多文句，而且去掉了共中有关“观心”部分的内容。知礼认为：本来义通《玄辨》就是给门徒讲学时的随录，在文义上难免有欠缺的地方(义或阙如)，而孤山智圆利用这一点，去掉“观心”(指妄心观)这一天台宗大义。为了恢复义通师《玄辨》的本来面目，乃“秉笔拾先师遗余之义，拾后人遗弃之义，作教行二途不至雍蔽。”

知礼在《金光明文句记》的序中记，“吾先师昔居宝云”，讲述《金光明》，下面门徒繁会，竞相记录。因为是门徒的记录，传来抄去，把义通师的宗旨忘了，在接引的经论上，“辞多舛谬”。所以借开讲之机，一面回忆师说大义，一面借助孤山智圆撰述之中的“俗书故实”，编成这本《金光明文句记》。希望读者不要偏于事相禅修，要充分认识理观的重要性(不以事相之关情，但思理观之为益)。

知礼以上的三处议论，提出了两上问题：一是“理观”、“事观”问题；二是“妄心观”与“真心观”问题。这两点是山家山外争论的两上要点。作为后人，对义通思想的评价，即不要站在山家一边，亦不要站在山外一边。公允地说，义通当时对这两个问题恐怕没有像后来山家与山外一样二者必居其一，讲得不那么明确、透彻，后来的山家、山外都想借通师说加以发挥，这就是为四明知礼有“遗义可拾”、孤山智圆有“微旨可明”留下余地。

淳熙年间(１１７４－１１８９)，宗莹曾为宝云寺住持。南宋重臣太傅大丞相魏国公史浩曾临幸宝云寺，首访祖师堂，只见一龛风雨，智者、宝云二大师塑像颓然其中。史浩指着宝云塑像，对宗莹说：法智(知礼)、慈云(遵式)两尊者难道不是出自宝云寺？时下地方人的眼中，宝云道场是为这两位尊者设的。你能否辟出一堂，塑绘四祖像(智凯、宝云、知礼、遵式)？宗莹听后，自觉有愧于王臣护法之意，遂即在东庑筑振祖堂。振祖堂落成，四像亦塑好，落成典礼上，众人请史浩作序，史浩不加思索，四赞立成。《四祖赞》的第二首是赞诵宝云义通的，赞曰：

止观宗旨，鼎盛于隋。

末法不竟，将遂堙微。

通师崛起，三韩之湄。

风帆万里，乘筏从师。

得道已竟，言归有期。

四明檀越，顾氏承微。

捐宅为寺，尽礼邀祈。

名曰宝云，金刹巍巍。

师即戾止，学徒影随。

户外屡满，声走天涯。

台山附绪，接统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