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高僧——正果法师

 

净因法师

 

 

　　在海外读书多年，方知华侨中信佛者颇多，回国探亲时，他们常常向我询问同样一个问题：“国内佛教界中，谁是当今的高僧?我们想去亲近。”起初以为这很容易回答，便向他们推荐了一些法师。华侨们听后评论说：“其中有些法师我们早就知道，知名度确实很高，但充其量只能算是‘名僧’，不能算是‘高僧’”。听到这种评论后，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静下心来想一想，“名僧”本不一定就是高僧，顾名思义，所谓名僧，就是名气大、知名度高，而这种名气的获得，往往有多种途径。一些高僧确因其道德和修行而知名，但也有一些知名僧人仅是因为“福报”大，或是凭借了某些特殊的因缘，未必有真正的道德。名僧虽可名噪一时，但无益于自身的修行进道、解脱生死；而“高僧”却不同，其内涵非常丰富。现以正果法师为例，略谈一二，以此来纪念正果法师圆寂十周年。

 

 

以德感人

 

　　我出家前便喜欢逛书店、看“杂书”，在一般人眼中，佛书自然属于杂书之列，也许是因为这些杂书看多了，成了我以后出家的因缘之一。1984年秋，我到北京法源寺中国佛学院求学，法源寺离琉璃厂中国书店很近，我一有空常去那儿转一转。那时书店中很难见到佛教方面的专著，每当看到书架上又多了几本佛教方面的新书时，心中总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然后总是想方设法买下来。

　　一天下午，我又和往常一样在中国书店中转悠，突然看到中华书局最新出版的《五灯会元》上中下三册，打开阅读后，为书中生动有趣的故事所吸引，为高僧们的动人事迹所感动，真是爱不释手。但一看订价，要26元，这在当时是普通工人近一个月的工资，对像我这样的学僧来说当然是无能为力。不曾想学校不久便给我们每人一套《五灯会元》，说是正果法师结缘的。我当时很高兴，后来又听说，正果法师数十年未回老家探亲，自己省吃俭用节省下一些钱，准备回家探亲之用，可当他得知《五灯会元》出版后，十分高兴，便把准备探亲用的钱先拿来买书，给佛学院学僧结个善缘，鼓励我们在禅观上下功夫。我得知以上情况后，心中感慨万分，为他老人家人格所感动，便发了个愿，每天看几页《五灯会元》。读后确实收益良多，我想这也是他老人家的苦心所在。

　　类似的事情不胜枚举。比如，为了培养青年学僧，正果法师在广济寺开办了一个僧伽培训班，老师的学费都是由他个人支付；贫困学僧读书有困难，他便解囊相助；有人生活有困难，他便主动帮助。据说临圆寂时，他还欠千余元的债，后来还是中国佛教协会帮他还清欠款。这在中国佛教近代史上，除印光大师、弘一律师等外，是绝无仅有的，极为感人。

　　反观当今海内外佛教界，不少僧人在物质财富上越来越富有：庙越修越富丽堂皇，车子越坐越豪华，在社会上知名度越来越大，逐渐跨入了“名僧”的行列，但很少有人在僧团中提倡俭朴、清苦的修道生活，实在是佛教的一大悲哀！

　　正果法师以德感人的事迹还很多，譬如“文革”期间，不少无知的人曾狠狠地批斗过他。“文革”后，他不但不记挂往事，而且还招待曾经打过他的人，和他们谈心，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他们无不为他这种宽广的宗教家胸怀所感召，甚至痛哭流涕，从而为佛教的恢复与发展做出了许多有益的贡献。

　　总而言之，自古以来，高僧们的共同特征是不以权势压人，而是以德感人，如此方能教化一方、利益众生。

 

 

以道化人

 

　　作为高僧的第二个特征就是以道化人，只要有机缘，他们就会向人们讲解佛法，弘法利生。正果法师一辈子写作不辍，讲学不停，弘法育人，为“文革”后佛教的复兴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1986年是法尊法师圆寂五周年纪念日，得知正果法师欲朝五台山，为法尊法师扫塔，我表达了想随其前往朝五台山的愿望。法师得知后，不但欣然应允，还主动安排人帮我买火车票。到五台山的第二天下午，天下着大雨，无法出去，正果法师便请寺中僧人和信徒聚集在一起为他们讲开示，解说佛法，这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平时只要正果法师有空，就会来佛学院，为学僧开讲座。有时他讲得高兴时，竟忘了时间。时间久了，极个别同学打起瞌睡来，正果法师见到后，便作狮子吼，惊醒了无数瞌睡的众生，其吼声至今犹存。

 

 

具足正见　为法忘躯

 

　　为了振兴佛法，抗战期间，太虚大师在四川缙云寺创办汉藏教理院，传授佛教经义。前来受学者甚多，盛极一时。解放前夕，很多有名的法师都去了海外，有人不仅劝法师也一同走，而且主张把汉藏教理院也迁移海外，而正果法师凭着他对佛法的真知灼见，毅然决定留下。法师认为，无论社会如何改变，任何社会都需要伦理道德，在这方面佛教是大有作为的。“文革”期间，法师和许多宗教界知名人士一起被下放到湖北农场养猪。在很多人心目中，宗教算是彻底消亡了，而在佛教界中，对佛教丧失信心者也大有人在，此时最能考验一个人的信仰。曾和法师一起在农场生活过的圆湛法师告诉我，当正果法师看到很多人垂头丧气，对佛教没有信心时，正果法师非常坚定地说：“佛法不会完，有我在，就有佛法在!”在那特殊岁月中，没有对佛法之深刻体会和为法忘躯的精神，怎能发出这样的雷音!

　　“文革”期间，因经受不住考验而还俗改行者不计其数，有位好心的教徒也主动为正果法师介绍对象。有一次上课时，正果法师讲述了这段“故事”，他与女方见面后，为她讲解人生短暂、苦空无常的道理，婉然谢绝了对方的好意。事后正果法师批评那位“好心”的信徒，说她太糊涂，学佛多年，仍不知爱欲为生死之根本，应断除之的道理。

　　作为高僧，由于对佛法有正知正见，深受法益，所以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他们都能保持正念，无法改变他们对佛法的追求和对了生脱死境界的向往。

 

 

培养后学　绍隆佛种

 

　　自古高僧，皆能随机教化众生，谆谆告诫后学，使佛教后继有人。

　　在北京读书期间，有机缘亲近老法师，1986年又有幸随正果法师朝五台山。其间，他老人家苦口婆心，不厌其烦，教导我做人的道理，这对改变我的人生观，使我奋发向上，无疑都具有极重要的影响。

　　在做人方面，正果法师一再引用古德的名言告诫我：“有德无才僧中宝，有才无德僧中刺。”这使我明白，对一个出家人来说，道德是首位的，其次才是文章学问。没有道德，知识越多越危险。

　　在振兴佛教方面，正果法师意味深长地说：“你们若能抓住讲堂和禅堂，将来佛教的振兴就有希望。”在这二堂中，禅堂主要是指个人的修行，个人若能通过修习禅观而体会到禅悦为食的境界，深得法味，就能在逆境中不退转，顺境中不迷失，并以此为资粮，教化苦难的众生，使他们早日离苦得乐，这也是出家修行人的本份事。

　　总而言之，我们举行正果法师圆寂十周年纪念活动，一方面是为了缅怀当代高僧正果法师的感人事迹和高尚的情操，更重要的是通过纪念活动，激励我们新一代的僧伽，以正果法师为楷模，象正果法师那样，看破放下，淡泊名利，在物质需求上越来越少，在精神财富上越来越富，在佛教教理上越学越明，在道德修养上越修越高，在禅定功夫上越修越深，方能随缘不变，不变随缘，真正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人天师表(比丘)。我以为纪念正果法师的意义就在于此。

 

　　刊载于法音1998年第1期(总第16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