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明末的戒律环境

明末清初之际，虽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丰收时期，然从当时留下的戒律著述的文献之中，发现那也是个很不正常的时代。今举三个例子如下︰

古心如馨(公元一五四一－一六一五年)，他在四十一岁出家受了沙弥十戒之后，因为难得十位清净比丘僧为他做授戒羯磨的仪式，不得已而朝礼五台山的文殊菩萨，结果以宗教经验感得文殊为他证明，呼他「比丘，比丘」。此犹如佛世释尊亲度的比丘，都是由佛口唤「善来，比丘」，便是不用任何仪式的。佛灭之后以及佛的弟子们度人出家，必须以「白四羯磨」，完成比丘身分。唯有《菩萨璎珞本业经》卷下所说的菩萨戒，可有三种受法：一者诸佛菩萨现前受，为上品；二者礼请先受菩萨戒者授予，为中品；三者于诸佛菩萨像前自誓受，为下品(注一)。可是经过三年的长途跋涉与虔诚礼拜之后，所得的宗教经验，使得如馨绝对相信，他已由文殊菩萨为他亲自授戒，乃是上品戒。这一坚定的信心，促使他全力以赴地弘扬戒律，因此也中兴了中国的律宗。
澫益智旭(公元一五九九－一六五五年)为我们留下了关于戒律的著述有四种六卷，戒律的注释八种三十二卷，是明末佛教提倡戒律极有贡献的大师。可是他的受戒方式及其受戒过程，也是相当的奇特。据他于《重治毘尼事义集要》的序文中自称，他于二十四岁时出家，二十五岁的十二月初八日，即在云栖袾宏的遗像之前受比丘戒，二十六岁那年，又在袾宏的像前受菩萨戒(注二)。当他读了律藏之后，知道他的比丘身分不合佛制，而且慨叹中国戒法的衰微，遂起而呼吁号召「五比丘如法同住」(注三)，以边地授戒法的五人僧，承续比丘戒的法统。另一方面也用礼忏方式求取戒体；到了他四十六岁那年，他勤礼千佛万佛，及修持《占察善恶业报经行法》，始得清净比丘戒(注四)。这也是大乘经的观点和作法。

在犙弘赞(公元一六一一－一六八一？年)的戒律著作及注释，被收于《卍续藏经》中的，计有十一种七十二卷，可是根据他的自述，在明末之际，已无人学习毘尼。他三十岁时，曾计划西渡天竺，求请梵僧数人回国，再传戒法，俾使戒灯熄而更着。结果由于时局动乱，未能如愿(注五)。因为他在受了比丘戒之后，以数年的时间阅读律藏，而又无法获得明律者的指点，既然无人明暸毘尼，何以还能有人够资格为人授戒？所以他不得不说︰「至明末时，律之一宗扫地矣！」又不得不说︰「比见诸方丛席，与人授戒，不依佛制」(注六)了。因此他怀疑当时各寺院传授戒法的合法性，而要兴起到印度请几位明律的清净比丘来再传戒法的念头。
由以上所举三个例子，可见明末的佛教环境，对于戒律而言，是非常恶劣的，在几位大师的努力之下，竟然又一度造成了中兴的机运。尤其是如馨、寂光、读体、德基一系，枝繁叶茂，传遍全国。至第五代，已到清朝的雍正及乾隆之世(公元一七二三－一七九五年)，学律知律弘律的人才，又渐渐地进入了漫长的冬眠期。实际上在读体的弟子书玉及德基之后，便已不再见有关于戒律文献的产生。一直要到清末民初，始有另一位弘扬戒律的大师出现，那便是演音弘一(公元一八八○－一九四二年)。(本文撰于一九八九年，曾被收集于一九九○年十月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印行的《从传统到现代》论集)

批注

《大正藏》二四．一○二○页下。《卍续藏》六三．三二七页上。智旭《灵峯宗论》卷六之一．七页。拙著《明末中国佛教の研究》一二一页、二二二页。弘赞的《比丘受戒录》，《卍续藏》一○七．一七五页上。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