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我为取得日本学位而要说的几句话

　　

　　印顺长老

　　

　　一

　　

　　本年(民六十二年)六月我获得了日本大正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我国的佛教刊物，多数予以报导。最近《海潮音》月刊，一再发表了责难的文字；也有法师来信，对此表示异议。所以我想对取得学位的经过，及我对学位及中日佛教关系的看法，说几句话。

　　

　　关于学位取得的经过，先要说到与此有关的二位，即日本的牛场真玄先生与我国在日留学的圣严法师，牛场先生听说七十多岁了。他能读我国的文言与语体文，他存有对中国佛教的好感与热忱的希望。我没有见过牛场先生，可说与他没有私交。但他在近二十年来，经常将我的作品翻译或写成报导，推介于日本佛教界。假使日本佛教界知道中华民国有个印顺，那是受了牛场先生自动的义务推介的影响。我在中国文化学院授课时，在日留学的慧岳法师，认为我如有一学位，那多好。他自动去与牛场先生谈起，并进行取得学位的活动。直到事情中止进进行，我才听旁人──演培或吴老择谈起。这是牛场先生与我关系的一切。圣严法师，我没有与他共处，他去日留学，我也没有给予任何帮助，论关系，也是极普通的(如圣师所作〈划时代的博士比丘〉所说)。这些，都是过去的事。

　　

　　这次学位的取得，要从我在病中说起。前年(民六十年)秋天，我病在医院，生死未定。印海法师来说：牛场先生来信，希望我同意他，对我的《中国禅宗史》译成日文(据圣严法师文所说知道，《中国禅宗史》传到日本，一般反应良好。牛场先生为了过去答应过慧岳法师，所以又自动的热心起来，想用日译本申请学位。但他那时来信没有说明，我只知道翻译而已)，我觉得是好事。写文章，希望有人读，希望多有人读。近代的日本佛学界，能读我国语体文的太少，所以如译为日文，那对日本佛教界，应有较多的影响。这样，我虽在病中，也就同意了。那时，我国还没有退出联合国。

　　

　　到去年(民六十一年)七月二十九，牛场先生直接寄信给我，称叹《中国禅宗史》，劝我以日译本向大正大学申请博士学位。圣严法师与吴老择居士，也来信劝请。牛场先生对我二十年来的自动推介；这么大年纪，竟在四、五个月内译成一千多页稿纸，费时费力，使我觉得盛情可感。我那时病情正在恶化，为了不使爱我者失望，同意了他的请求，并寄一些资料(经历及著述)去日本。那时，中日还没有断交。

 

　　

 

　　▲民国六十二年(西元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午后圣严法师代表印顺法师接受大正大学颁给的博士文凭，右为该校校长福景康顺博士，左为印老的学生吴老择居士。

　　

　　今年一月底，我应乐渡法师与沈家桢居士的邀请去美国长期疗养，途经日本，休息了两天，见到了圣严与清度法师，吴老择与梁道蔚居士。我身体弱极，只在旅社里待了两天。那时中日邦交已断，所以我对申请学位一事，表示缺乏兴趣，并提出理由，其中之一，便是为了我是中华民国的人(圣严法师文中，也提到这点)。那时，正值寒假，一切停止活动，所以大家结论为不做主动促进再说。

　　

　　到了四、五月间，圣严法师来信说起：牛场先生告诉他，学位进行的准备工作，大体完成。我去信表示，不如中止进行(信是请日常法师写的)。但无巧不巧，隔一天，圣严法师就来了信：他在前几天，因关口博士告以准备工作完成，须缴申请费用，所以圣师已经缴纳；不足部分，由他先为垫出。到了这一阶段，我也就决定如此了。本来应亲自去日本接受学位，由于身体转坏，不能前往，才由圣严法师代表接受，将「学位记」寄回台北。学位取得的经过，就是这样。我没有与校方直接联络，牛场先生与圣严法师，自动为此而牺牲时间与精力，我应表示我的谢意。

　　

　　二

　　

　　再说到学位：学位是世间学术的一项制度，与佛法的修持无关。以佛学来说，我对无信仰无思想的佛学，我从来不表同情。认为：「即使对佛教有传统习惯上的情感，也不过作为文化遗产，照自己的意欲去研究，使自己成为佛学家与博士而已」。「如没有这种信念与精神，任何研究，或成就如何辉煌，都不外乎骨董的鉴赏，历史的陈述与整理。虽足以充实庄严图书馆，而不能成为活的佛学」(并见拙作〈谈入世与佛学〉)。就博士学位来说：这并不表示无所不通，也不是对此论题绝对正确。这是表示对于某一论题，写作者曾经过缜密的思考，能提出某些新的意见，新的发现或新的方法，值得学界参考而已。所以我并没有把它看作什么了不起。(《菩提树》第二五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