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佛教戒律传入中国与其发展
第一节 戒律之初传中土
一、戒律传入之始
佛教戒律传入中国，通说是始于三国时代曹魏嘉平二(公元２５０)年，即由昙摩迦罗在洛阳白马寺译出《僧祇戒心》及《四分羯磨》二种戒本为始(１)。
释引一在其《律不要略》说：“由东汉至曹魏之初，僧人无归戒之举，唯剃发而已。魏嘉平年中，天竺僧人法时到中土，乃立羯磨受法；是为戒律之始。当是时可算是真实传授比丘戒的开始，后来渐渐地繁盛起来。”据传，朱士行就是依这戒法而受比丘戒的，成了中出家了中真正沙门的第一人。
弘一此说，亦可征于《梁高僧传》：
“昙柯迦罗，此云法时，本中天竺人，以魏嘉平中至洛阳。于时魏境虽有佛法，而道风讹替。亦有众僧未禀归戒，正以剪落殊俗耳。设复斋忏，事法祠祀。迦罗既至，大行佛法。时诸僧共请迦罗，译出戒律。迦罗以律部典制，文言繁广，佛教未昌，必不承用。乃译出《僧祇或心》止备朝夕。更请梵僧，立羯磨法。中夏戒律，始自乎此。”
二、传入的事实应在更早期
然而，这并非说，在此之前，就不可能有任何形式的戒律戒法传入，更不是在此这前就未有受戒的人。何以言之？证据有三：
１．东汉明帝时，楚王刘英就已信仰佛教(浮屠)，且“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按汉代的礼制，斋戒洁净祭祠有一定的日数(祭天地为七日，宗庙山川为五日，小祠三日)未有长达三个月的，故楚王英的做法，当为佛教居士的戒条。依《后汉书·楚王英传》载，此事发生在明帝永平八年，即公元６５年，比上述昙摩迦罗首次译成经入中国竟早了１９５年。
２．《四十二章经》开首便说：“佛言：辞亲出家为道，名曰沙门，常行二百五十戒，为四真道。行进志清净，成阿罗汉。”又说：“佛言：众生以十事为善，亦以十事为恶；身三、口四、意三。身三者，杀、盗、淫。口四者，两舌、恶骂、妄言、绮语。意三者，嫉、恚、痴，不信三瘭，以邪为真。优婆塞行五事，不懈退，至十事必得道也。”(２)。按《四十二章经》是最早翻译的佛经，虽然近人如梁启超等有疑其为伪经(３)，但据汤用彤考证，此经虽许多文句不似东汉，只是后世妄人所改饰者，其出于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１６６)以前当可断定。因为据《后汉书·襄楷传》载，当时襄楷上书桓帝便引了此经的一段话。所以，此经如果是桓帝时代所译，就比昙摩迦罗的译《戒心》早了近百年(４)。
３．《牟子理惑论》已有“沙门持二百五十戒……非优婆塞所得闻也”、“佛学以酒肉为上戒”、“沙门剃头发、披赤布，见人无跪起之礼，威仪无盘旋之容止。时人讥其违貌服之制、乖搢绅之饰。”等纪载。按此书是否为“伪书”，近代东西方学者聚讼纷纭。据汤用彤考证，认为牟子确系东汉灵帝《公元１８０年左右时人，时值中原多战争乱乃避难到交趾(广东西部到越南一带)，其人由好老庄的玄谈而喜佛，由是写了这部融老庄及佛说在一起的著作，恰好是适应了佛学初传中土先藉老庄观念言语来弘教的过渡时代。故汤氏不但肯定此书为真实，而且多所推崇(５)。
三、道安对佛教规范的贡献
但无论如何，发心亟求戒律，到了一百多年后的释道安(公元３１２～３８５)才实现，并且逐渐建立了真正的“戒规”。而对印度的“广律”及有关的戒经、戒论之翻译工作，也在他的影响下，译经功业最大的鸠摩罗什和他的一班门下名僧纷纷云集长安；流传到今天的汉译“五律四论”，于是很快的被翻译出来了。
道安曾感叹“云有五百戒。不知何以不至？此乃最急。”又说：“法汰顷年鄙当世为人师，处一大域，而坐视令无一部僧法。推求出之，竟不能具。”按道安及法汰等人当时曾努力寻求戒律，故道安在《比丘尼戒本序》作此言。中年的道安率领名僧弟子慧远到襄阳，一住十五年，创产檀溪寺，有徒众数百。由是自然要制订寺内规范，以便摄众，因而订定“三例”。《高僧传》卷五载：
“安既德为物安，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
时人习凿齿在致谢安书中曾感叹：“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这种言语，就正如宋代大儒程伊川(颐)看了禅众丛林制度下的僧众生活，也不由惊叹：“三代礼乐，尽在是矣！”一样(６)。道安的“三科”虽未整留传下来，但可以为是后世丛林制度、梵呗经忏方式的渊源，应无疑义。
晚年的道安，因为苻坚攻占襄阳，而被苻氏请到了长安，备受王室的厚待。直到逝世前的七、八年中，他在长安除经常对数千人的大道场诵经说法之外，最主要的日常工作便是督导所属积极译经，为鸠摩罗什(公元３４３——４１３)后来的大规模翻译奠定了基础。
抑有进者。道安对佛教规范的贡献，垂范后世永久不变的便是出家人以“释氏”为姓。原来在他之前，出家人都跟父为姓，因而沙门姓氏杂乱。自道安之后，中国沙门以释为氏就永不更改了。此见《高僧传》载：
“初，魏晋沙门依师为姓，故姓各不同。安以为：大师之本，莫尊释迦；乃以释命氏。后获《增一阿含》果称‘四河入海，无复河名。四姓为沙门，皆为释种。’既悬与经符，遂为永式。”(７)
四、律藏的翻译经过
自鸠摩罗什来长安之后，现存的汉文律藏各种“律”、“戒本”及“律论”陆续译出。主要的几部律大约后的武则天进代才译成。兹将汉译的五种“广律”的大概译经过分述之：
１．《十诵律》：自姚秦弘始六年(公无４０４年)十月起，由罽宾的三藏弗若多罗诵出，鸠罗什译文(执笔)；但只完成三分之二，弗若多罗便去世了。翌年秋，再由西域的昙摩流支，据梵文本，与鸠摩罗什继续合作译完。但只完成初稿，未及整理，罗什么大师便去世了。后来由卑摩罗叉加以整理，将原稿五十八卷改为六十一卷。这就是传到现在的《十诵律》六十一卷本。
２．《四分律》：原是昙无德部(上座部之法藏部)的广律，也是流行在中国的最重要戒律书。姚秦弘始十二年到十五年(公元４１０～４１３年)，由佛陀耶舍、竺佛念、道含三人合作译成的(８)。此书现为六十卷，其内容是后述的“律宗”主要阐扬的对象。
３．《摩诃僧祇律》：即《大众律》，是部派佛教的“大众部”唯一存下来的广律。晋义熙十二～十四年(公元４１６～４１８年)，法显与佛陀跋陀罗合作译此律典，共四十卷。
４．《五分律》即部派佛教的上座部“弥沙塞部‘(又译化地部)的广律。此律在法显西游时，在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得来。直到南朝的宋景平元年(公元４２３年)，罽宾的化地部律师佛陀什来中国，才请他诵出，于阗沙门智胜译，竺道生与慧严也参与其事。今本为三十卷。
５．《根有律》：即《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是印度部派的上座部的“根本说一切有部”之广律。此律包含多种律书，系唐代高僧义净到印度求回。自唐则天皇帝(周)证圣元年到唐景云二年(公元６９５～７１１年)，净《根有律》大部分译出。
五、各律的传播情况
以上五种“广律”中的前四种，与五种“律论”(乃指：《毗尼母经》、《萨婆多部毗尼摩得勒伽》、《律二十二明了论》、《善见律毗婆沙》、《萨婆多毗尼毗婆沙》五种解释律典的书)，自古以来就并称“四律五论”而成为律藏的主要内容。何以“根据有律”却不在其内？这个“四律五论”的讲法应是南山律宗以后讲出来的，而南山的开山祖道宣(公元５９６～６６７年)，在义净(公元６３５～７１３年)译出“根有部律”时(约７１１年)，早已逝世数十年了。而且，自道宣以后，律宗只弘扬《四分律》，《根有部律》一直到近世都极少人闻问(９)。
自《十诵律》译出以后。因鸠摩罗什的声望，加上卑罗叉的努力，《十诵律》弘扬在中国《尤其东南部长江两岸)，盛极一时。后来《僧祇律》译出，在北方稍有弘扬(１０)。直到堕朝后，律宗渐行兴起，专以弘《四分律》为务，《十诵》的盛况才赵于略淡。
奇怪的是《五分律》，也不过比《十诵》、《僧祇》稍晚出，但一直没有人去弘扬，弘一也慨叹，翻译这部律的人即是译六十卷《华严经》者，文精而简，唐代道宣律师甚赞，可惜罕有人闻问。其原因到底如何》文献亦乏纪载。近人苇舫认为，此律的部派《律论》未传入中土，且法显带回此律未及译出已圆寂，后人缺乏有力的弘扬。此说颇成理(１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