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大乘戒律与禅门清规

　　二、主要的菩萨戒经
　　自古以来，公认的汉文“菩萨戒经”，主要有下列六种：
　　１．《菩萨璎珞本业经》
　　２．《梵网经》菩萨戒本
　　３．《瑜伽师地论》菩萨地戒品
　　４．《菩萨地持经》戒本
　　５．《菩萨善戒经》戒本
　　６．《优婆塞戒经》戒本
　　这六种其实只有三类戒典，因为《地持经》与《善戒经》这两部均源自《瑜伽师地论》菩萨地戒品，是同本的异译。而《璎珞》是《梵网》的姊妹篇，性质相近。故上列１、２为一类，３、４、５为一类，６为另一类。
　　《璎珞经》卷下“大众受学品第七”说：“始行菩萨，若信男、若信女中，诸根不具、黄门、淫男、淫女、奴婢、变化人，受得戒。”这是说，非人类也可受戒了。“梵网”卷下的范围更广大了：“若受佛戒者，国王、王子、百官、宰相、比丘、比丘尼、十八梵天、六欲天子、庶民、黄门、淫男、淫女、奴婢、八部鬼神、金刚神、畜生，乃至变化人，但解法师语，尽受得戒，皆名清净者”(４４)，由是可见，这两部经的适用对象是极广泛的。
　　《瑜伽》系统的菩萨戒，应是针对出家众的。但也有学者认为《瑜伽菩萨戒》兼容出家与在家二众，而与其同一系统(同本异充)的《地持经》与《善戒经》才是针对出家的(４５)。这种说法有待深入研究。论者亦有比较过《梵网》、《璎珞》与《瑜伽》，认为后者不如前二者甚多，谓：“梵网与璎珞为纯粹的大乘戒法，其中流露着大乘佛教最高的理念，即：僧俗浑一的精神。至于瑜伽虽然亦是大乘戒法，但因以小乘的七聚为准故，无法广摄一切众生”(４６)。
　　这也就难怪，《梵网经》自古以来就属“疑经”，许多专家大德聚论纷纭。但这部以却是在“大乘菩萨戒”中，历来最流行，也就是最重要的经典。何以致此？其涵摄广大应该是主要的原因。
　　至于《优婆塞戒经》，原是纯粹针对在家人的戒经，但论者认为，这部戒经严格地说，不是“菩萨”戒经，虽属“大乘”戒经。而且这是在所有大乘戒经中，最难受得的一种“渐次”戒。因为它的规定太严格；例如在受戒之前，先要次第供养父母、师长、妻子、善知识、奴婢、出家道人。又有“九种问遮难”(消极条件之不存在)的规定，即：家属不听、欠他人债、身心有病、污净梵行、作五逆罪、盗法贼喊捉贼住、性别难辨、杀道心人、众前妄语等，若犯中其之一项，使不能受戒了。这戒经之所以规定如此之严格，原是以此“在家戒”作为进一步出家(受沙弥、比丘)戒之基础的缘故(４７)。
　
　　三、禅门清规
　　现收辑在《卍续藏经》一一Ｏ、一一一册的禅宗规范多种，如宋代徽宗崇宁二(公元１１０３)年释宗赜集辑的《禅苑清规》(即崇宁清规)十卷，元代《敕修百丈清规》八卷，清代道光三(公元１８２３)年仪润撰的《百丈清规义证记》十卷，已是禅门清规的主干。其他各门的局部性规范，如宁代的《入众日用》一卷、《入众须知》一卷、法眼宗的《宗门十规论》、载于《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七的“受戒篇”，乃至清代见月(读体)集辑的《毗尼日用世要》、书玉的解释性著作《毗尼日用切要香乳记》等等，其内容虽有繁简重点之异，但仍不出上述“清规”范围。
　　如第三章第三节三项所述的，自明末高僧莲池、智旭以来，许多人对禅门清规大加贬伐，认为律学之不彰、戒行之凌夷，禅门清规应负最大的责任。近代的弘一大师也说：“按律宗诸书，浩如烟海。吾人尽形学之，尚苦力未及。即百丈原本今仍存在，亦可不须阅览；况伪本乎？”(４８)圣严法师也说：“今后佛教的重整与复兴，不用再提清规二字，但能恢复戒律的精神，佛教自然就会复兴了。”(４９)
　　职是之故，这里牵涉了三个问题：
　　第一、“清规”在过去中国佛教是不是重要的规范？
　　第二、“清规”在宋代以后的是非功过如何？
　　第三、“清规”在今天及未来是否仍的效用？
　　对于第一个问题，相信是没有人会持否定见解的。自南宋以来，中国各宗佛教都归于沉寂，唯有禅宗独秀作为禅门主要规范的“清规”，当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圣严法师也说：“一般人不知佛站有戒律，却无有不知佛门有清规者，百丈清规之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可谓钜而且深了。”(５０)洵足为征。
　　对于第二个问题，应属足致论诤的事。律宗自宋以后即归于消寂，明未至近代虽有数高僧力图复兴，但收效似乎不大。如尽归咎于“清规”，而不自行检讨佛教传统戒律与制度是否窒碍难行，于理显有未洽。不过此问题非属本节范畴，姑且不论。
　　对于第三个问题，牵涉一个前提性的认识，即：“清规”的性质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确定之后，才谈得到能否以原始佛教的戒律(或唐代律宗的主张)取代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复杂的，在性质上也应留待后文去研究。但在此不妨先提出一些概念。吾人以为，综观禅门各类“清规”的内容，其性质直接属于个人行为的规范者极少，绝大多数却是禅门(丛林)内部的组织、纪律，即要当于各部“广律”中的犍度，实为“内规”性质。此种“内规”性质的规范，比个人行为上的道德性要求(如各种性戒)所产生的规范，有着更高的个性(指因时因地不同而有其必然的殊相)与难以取代性(例如不能照搬原始佛制中的行乞方式到中国来，否则必行不通。而中国社会自古是以农业为主，农事受敬事，有着重农的文化，故“禅农合一”的制度就能适应中国传统的社会)。由此观之，若以为取消一切“清规”便能“复兴戒律”，恐怕是未经明切分析的一些情绪性想像而已。
　　总之，禅门的清规，在过去千多年曾是中国佛教重要的规范，吾人固不应忽视；至于现在及将来应该怎样对待或改进，也是值得探讨的。
　　
　　附　　法
　　(１)参楼桐孙《法学通论》４７而以下。台北正中书局“正中文库第一辑”。１９５３年初版。
　　(２)如释圣严所著《戒律学纲要》，其所谓“戒律”大抵仅指“摄律仪戒”部分而言。
　　(３)参第一间第一节本文第二项。
　　(４)其他《大藏经》，如朝鲜、日本、西藏的藏经及郭煌出土文献中无有戒律，但大体与汉译及南传者大同小异就是重复的，故可略去不论。
　　(５)据传，道宣是梁朝的僧祐和尚转世。见《宋高僧传》卷十四，大正藏五十册，７９０页。
　　(６)《弘一大师全集》一册，１９７页。
　　(７)引自弘一《学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入门次第》文，前揭“全集”２０１页。
　　(８)事实上，在佛陀住世的时代，就有比丘不愿受戒律拘束的。佛灭时，就有一个痴比丘高兴地说：“那老头去世了，甚好！他在世时拿戒律约束我们，这样不许做，那样不许说，从今以后我们可以自由了！”大迦叶就因为听到这些话，才召集第一次“结集”大会的。参第二章第二节一项。
　　(９)“律条”，也有称为“戒条”或“戒相”的。依日本学者平川彰的研究，“戒”与“律”是大有分别的。前者自律的意味，后者专指僧团成员必须遵守的客观规范。故愚见以为称“律条”也有从俗之精准性。平彰川此论见傅伟勋《从传说到现代——佛教伦理与现代社会》２３６页。
　　(１０)律部“五论”向指：《毗尼母经》、《萨婆多部摩得勒伽》、《善见论》、《萨婆多毗尼毗婆沙》及《律二十二明了论》。见参话《律宗讲要》文，载于《律宗根述及其成立与发展》书１３页以下。并参前文第三章第一节五项。
　　(１１)印顺《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６８页以下。
　　(１２)前揭７１页。
　　(１３)前揭７３——７４页。
　　(１４)关于佛教的部派，可参第二章第三节二项。
　　(１５)印顺《巴利律藏导读》文，载于《汉译南传大藏经》第一册，３磁以下。
　　(１６)见大正藏二十三册，４７０页。
　　(１７)印顺前揭。８０页。
　　(１８)大正藏二十二册，１９４页。
　　(１９)大正藏二十四册，５００页。
　　(２０)同(１７)。
　　(２１)大正藏二十二册，１０１５页。并参印顺前揭，７９页。
　　(２２)大正藏二十二册，１０２３页。并参印顺，同上注。
　　(２３)大正藏二十二册，５４９页。
　　(２４)大正藏二十四册，６５９页。
　　(２５)《汉译南传大藏经》第五册。又参第一册２页译者通妙之说明。
　　(２６)大正藏二十三册，４７９页。又参印顺前揭，８２页。
　　(２７)引自印顺，同前注。
　　(２８)大正藏二十四册，５０８页。
　　(２９)大正藏二十二册，１０３０页。又参印顺前揭，８１页。
　　(３０)印顺，同前注。
　　(３１)大正藏二十二册，２０６页。
　　(３２)同注(２５)。
　　(３３)印顺前揭，２５２页“摩得勒伽”(梵语：Matika)，亦有音译为：摩夷、摩怛履迦、……等，意译为“母”。
　　(３４)印顺前揭，２７３、２８０、２８７、２９１、２９６——２９８页。
　　(３５)此部分研究资料，主要采自Erich Frauwallner《原始律典(犍度篇)之研究》之“附录”，２０１页以下。郭忠生译，台北正观出版社１９９２年初版。
　　(３６)参印顺前提３１２页。
　　(３７)印顺前揭，３１５——３２０页。
　　(３８)印顺前揭，２８０页。
　　(３９)同注(３５)书，２３３页以下。
　　(４０)印顺前揭，８７７页。
　　(４１)日本学者须野法道《大乘戒经之研究》，条列出与大乘戒经相关的经典，有八十六部之多。又西本龙山举出二十五部“大乘律典”。又中村元举出二十六部涉及大乘戒律的经典。参释圣严《菩萨戒指要》。２４页。屈大成《大乘大般涅槃经研究》第五章注二十所列二十多部“大乘律典”。台北文津公司１９９４年初版。
　　(４２)此之解释，可参考宗喀巴造、汤芗铭译《菩提正道菩萨戒论》，３２页以下。
　　(４３)圣严亦认为“三聚净戒”是三大纲领。见《菩萨戒指要》３７页。
　　(４４)见大正藏二十四册、１０２０、１００４页。
　　(４５)见圣严揭前，２７１页。
　　(４６)龙慧《梵网与瑜伽》文，载于《律宗思想论集》，５０页。
　　(４７)见圣严前揭，２６９页。按太虚大师在世时为推行“人间佛教”，着力推行《优婆塞戒经》，参大师所讲《优婆塞戒经讲录》２２页以下。香港芝哆佛学社印１９９０年。
　　(４８)《弘一大师全集》一册，２５２页。　
　　(４９)圣严《律制生活》１０２页，台北东初出版社１９９５年修订版。
　　(５０)同前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