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戒律的罪与罚

第一节　戒律的罪与罚之特色

　　律藏艰涩，昔人所叹。其实，若从现代法学观点，戒律并不难了解。问题当出在，律藏的罕见名词不少，令人难明所以(１)。再加上历代律宗大师，原意在疏解律藏，结果讲得玄之又玄，往往疏上加疏，解外又解，逾疏解使人逾糊涂，难怪令人有“读疏逐至终身”之叹了(２)。
　　其实，研究律藏，切忌一开始便深入各“戒相”之中。此犹钻入密林，逾陷逾深，纵可细察一些“木相”，却始终难以把握要领以观照全局的“林相”了。
　　职是之故，为了有助于全局的了解，试从现代法学观点，先说明戒律的“罪”与“罚”之特色。
　　
　　第一、戒律实质上不是“成文法”，而是“事例”。
　　所谓“成文法”，并非只有“作成文字”这单一条件为已足，尚需其他条件和合，方克相当。其中有一重要的实质手枪件是：凡称为“成文法”的，通常是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人的行为)，而预作抽象性的规范。例如，汉高祖入关，与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这就是真正的“成文法”，它虽然简单到只有三条，而且规定的弄罚也不够具体：(１)杀人者死、(２)伤人者低罪、(３)盗者抵罪，但已符合“成文法”的实质条件，即：
　　１．它不是对过去已发生的事作规范。否则只算“判例”或“事例”。
　　２．它不是对目前正在发生的事作规范。否则只算“处理”。
　　３．它不是对未来的事作具体的规范。否则只算“计划”。
　　后世中外法制莫不如此，凡是“成文法”，如唐代的律令、宋代的刑统与编敕、元朝的通制、明清的律例，乃至现代的法律，无不是“对示来可能发生的事件，预作抽象概括的规范”。
　　但在第１点情形，过去已发生的事所作成的规范，在西方一些国家(如英美)则承认其有“法有效力”，是为“普通法”(Common Law)性质的“判断”。即使在东山国家(如日本、中国)，也可作为判决的补充性依据。
　　尤其在清朝，除了真正“法律”(成文法)性质的《大清律例》之外，尚有《大清会典》，还有各部的“则例”；这二者所载的，就是把过去发生的事项而引作今后为规范的。这一点就很类似佛教的戒律了。佛陀制戒的缘由，是“随犯随制”，即有门人做了某种不当的行为，佛陀才宣布今后不得为此种行为的“戒条”(学处)。这就是为什么各部“广律”之中，每一戒条都可能有多种“戒相”(犯戒的态样)，每种“戒相”都不厌其烦地载明制戒的“缘起”，这种法的特色，实在很类似清朝的“会典”或“则例”。
　　大凡规范得越具体的条文，适用时间会越短；反之，越是抽象概括性大的条文，因其涵盖面广泛，故越可长久适用。还以清朝为例。《大清律》自顺治年间颁布以后，从未修改，如有不足，则以“例”被充；而“例”则时有增修。各部的“则例”修改更繁，如“吏部则例”规定每十年一修，而“户部则例”每五年一修。这就是为适时性所必须作的调整(３)。
　　反观佛教戒佛，在第一次“五百结集”时，迦叶尊者便裁定了一个原则：“若佛所不制，不应妄制。若已制，不得有违。”(４)这便把戒律凝固，难以随时制宜随地制宜了。戒律的特色既如此，又不许随时代的变迁而有所增删修改，竟能维持二千五百年，大体尚被教徒所遵行，也真逄“佛法无边”了。
　
　　第二、律藏虽庆大，各部律的内容其实大同小异。
　　三部主要的“律藏”(大正藏、南传藏及卍续藏所辑者)总页数过万页，无疑是十分庞大的。事实上，各部“广律”、“戒经”及“犍度”的内容，虽有参差，但大体来总是大同小异的。纵使与六部“广律”有很大的差异的“大乘戒经”及“禅门清规”，所差异的依然是末节，在最根本的守戒原则精神上，依然是一致的。
　　具体以言。不管哪部“大乘戒经”，其强调的“摄律仪戒”都是包涵“广律”或“波罗提木叉”的规范在内。而所谓“十重四十八轻戒”等大乘菩萨戒条，基本条文与“广律”所规定者并无“质”的分歧，只有条数多少的分别而已。况且条数的分别，本不是什么“大第乘戒”与非大乘戒的分别，而是受戒的“人”的分别；即其身分如属出家人则依出家人的二百多条“具足戒”，非出家人则只要受三归、五戒、八戒即可。而勿论五戒、八戒，列在前面四条(性戒)却是同出家人并无本质的分别。再说到“禅门清规”，其真正与各部“广律”不同的内容，绝大部分偏重在“犍度”(内部组织规制)的歧异而已，在个人守则上不是出家戒便是菩萨戒，端视其身分而定，本非“清规”自身的差异问题。
　　大凡对某种学问望而生惧，一在基量多，二在其艰深。今吾人既知律藏之量虽庞大，但其内容多属大同小异之重复，应可减轻畏惧之心了。
　　
　　第三、戒律以“罚”系“罪”。这是罕见的法律形式。
　　六部“广律”及其“戒经”，对于比丘、比丘尼律条(学处、戒条，或罪名)的编排方式，不是以性质相同或相近的条文为聚类，却是以处罚的等级归为一类。即以《四分律》为例：
　　“四波罗夷”：包括“淫”、“盗”、“杀”、“妄语”四条条文。
　　“十三僧残”：包括“故失精”等十三条条文。
　　“二不定法”：包括二条未确定罚则为何的条文。
　　“三十舍堕”：包括“畜钱宝”等三十条条文。
　　“九十单提”：包括“两舌”等九十条条文。
　　“四提舍尼”：包括有关“取食”的四条条文。
　　“百众学法”(突吉罗)：关于威仪的一百条条文。
　　“七灭诤法”(突吉罗)：关于内部争执纠纷的七条条文。
　　自“波罗夷”到“灭诤”共八类，都可以说是“罚”而非“罪”。按其中“百学法”与“七灭诤”两类在间接上仍属“罚”(其罚均为“突吉罗”)。这就是以“罚”为分类的标准，把各种“罪”(条文)系串起来，在世俗法律上这种形式是极鲜见的。
　　在世俗法律上，尤其国家制定的刑法，其编排方式大抵以性质来分类的，即：先以“总则”规定共通性事项，如有关“罪”、“刑”、“故意”、“过失”、“夫责任”等。然后是以其种性质的标准(如以公益、私益为准)分成各章、节。再下来便是每章(或节)系聚着相关的“犯罪条文”。最末才是每一“罪条”皆规定的“刑罚”。这种体例，在我国最古的刑事法典——战国时李悝所编的《法经》已具规模，后世各朝律典时有改进，近代各国刑法更见精密(５)。
　　佛教根本性的或律是“随犯随制”而产生，而编次成“以罚系罪”的形式，应是佛灭后第一次结集的缘故。但在结集以前，即佛陀在世时已有“说波罗提木叉经”之事，这是每隔半个月在僧团的进修会(布萨)上不可缺少的程序。那时的“说”，自然是指“诵说”。由是言之，戒律之所以用此形式编次，根本原因应在当初为了便于诵记宣说，也可能有强调先重后轻之意。
　　显然，这种形成是非常原始的“立法技术”。“罪”与“罚”的观念不分，条文的性质混杂，大量的名词令人迷乱，难以辨别。总之，佛教传统戒律以这种罕有的形式编次，本已使人难以明白，尤其受现代教育的人更不易接受。这也应是“律学不振”的原因之一。

　　第四、戒律的道德性、教育性甚强。
　　从各部“广律”所列的“制戒十利”(６)可以看出，佛教戒律之主要目的，一在使教团的秩序及发展得以维持及确保，二在使徒众能得精神解脱证取佛果，故极重道德性诚属必然。
　　戒律可分为“性戒”与“遮戒”两种。前者指的就是“四波罗夷”之罪，即“淫”、“杀”、“盗”、“妄语”是。这种种最重的戒条，因其在道德性质上本来就是“罪”，故称为“性戒”(又称性重戒)，若有违犯，即摈(驱逐)出教团。此外的其他戒条，称为“遮戒”，如有违犯只要经过一规定程序的“悔法”便可以除去其罪了。此种“悔法”，即着重个人内心的改过向善，当然也属道德性质的。
　　佛教自有一套犀利的教育方法，表现在戒律上也可见其端倪。戒律在佛陀时代，主要作为“波罗提木叉经”的形式，每隔半个月在教团的“布萨”上诵读所用。这种教育功能，绝不可轻视。至于在各部“广律”中，为何尚要不厌其烦地把每一戒条的“制戒因缘”，像对儿童说故事般详尽地写出来？其作用显然是为了对后世的教育。若果纯粹“在法言法”，是用不着如此“反客为主”之冗赘方式的。按“广律”主要是第一次“结集”所形成，显然，当时参加“结集”的迦叶、阿难、优波离及五百会众，都是亲炙佛陀教化的人；他们仰体佛陀特有的教化方式，才产生了“广律”这种“广说戒件”的文字，目有应在后世僧团内部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