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在巴利文献中遇见佛陀

 在十八世纪末，欧洲人对于佛陀及其教义了解之有限，可从吉朋(Gibbon)所著《罗马帝国衰亡史》(Decline and Fall)第64章的注脚中勾勒出来。这注脚写到：「『一个称作佛的偶像』即是『印度的佛』。人们对他的膜拜遍及印度、暹罗、西藏、中国与日本。可是对于这个具有神秘性人物的理解，仍是一团云雾。我们亚洲学会将逐步藉着研究，以驱散这些云雾。」

历史文献中的佛教
 然而事实上，许多正确可靠的资料早已由东方传入欧洲，只是一直未出版而被锁藏在图书馆里。例如，十八世纪前叶，耶稣会的传教士菲利波?德基德利(Filippo Desideri)，从西藏带回关于佛陀生平及其教义既详尽又正确的记载，这份资料在之后的二百年间都未出版，其他的记载也面临同样的命运。

 尽管十九世纪期间，有关的研究澄清了部分疑云，不多久学者们又有了争论，才刚确定的历史上佛陀的特质，在学者论战中又再次模糊，这样的争议也逐渐淡化了。到十九世纪末，由文献的评估与典籍的整理，可发现佛陀出现在历史上的这一事实是确实无疑的。在这些文献中(其数量相当庞大)，巴利圣典(Pali Canon，通称为「三藏」(Tipi?aka))被视为历史最悠久的典籍——巴利藏经比梵文版的藏经年代稍为久远，不过有些梵文学者并不同意此观点。凭着这些资料，在吉朋之后一百多年，巴利语学者戴维兹(T.W.Rhys Davids)这么写到：
 
当这些资料重新整理后，显示出佛陀并非只留下几句简短隽永的话，让弟子从中建立一个或一些自己的思想系统，事实是佛陀本身已详尽地阐述了他的学理，但就根本教义来说，其中一部分的说明产生在开始弘化之后，乃至在他行化之前，就早有了缜密的思惟。

 再者，在他漫长的教学生涯里，佛陀已对弟子一再充分地重述他的教诫及整套思想体系，同时也检核这些弟子对这整个思想体系的认知。最后，佛陀的大弟子也如佛陀般，熟知形而上最极微细的特性，且培养出当时印度苦行者所具备的出奇之记忆力。当以上这些事实在心中浮现时，我们可以合理地说：佛教经典本身的教义，比其他宗教后期的相应文献，更值得信赖。
 
 现在欧洲有关佛教史的文献很丰富，佛教文学与教义的作品亦然。在佛教史学与佛教文学的领域里，已有相当程度的共识，然而这样的共识却未显现在教义的研究上。有许多各式的研究做出来，是为了要证明佛教教导「空无」或「恒有」；证明佛教是否定论者、实有论者、无神论者、有神论者或无一致性；佛教是改革的吠檀多学派(Vedànta)；是人性主义、悲观主义、绝对主义、多元论、一元论；是哲学、宗教或道德体系等，几乎是你要称佛教是什么，它便是什么。虽然如此，苏联学者彻尔巴斯基(Stcherbatsky)在1920年代末所说的话，至今依然适用。他说：
 
 从欧洲以科学方式研究佛学以来，已过了一百年，然而我们对此宗教及其哲学的根本教义的了解，仍处在黑暗中。没有任何宗教像佛教这样，如此难以清楚明确地说明。

本书内容的来源
 巴利三藏中，所有凡具有历史史料及说法性质的典籍 ，都以文集的方式写成。律藏包括僧众戒律与制戒的因缘，有些因缘的说明还蛮长的。经藏里的开示依不同的目标分类而成，但都无关历史(为历史的缘故而留下历史，在印度从未引起太大的兴趣)。因此，要按着年谱的方式来说明佛陀的一生，则必须将分散在律藏和经藏里的资料拼凑起来才行。

 在三藏的典籍里，确实含括了佛陀的完整形象，对照后来词藻华丽的书所勾勒的佛陀，更加显得朴实(例如，梵文版的普曜经(Lalita Vistara)启发了阿诺德(Sir Edwin Arnold)写了《亚洲之光》(Light of Asia)，或针对觉音尊者(Buddhaghosa)《本生经注》所作，而少为人知的巴利文献中佛陀本生故事的介绍)。若将三藏典籍与后期的书籍相互比照，三藏典籍对佛陀在开悟前的说明，其文词之简练与传神犹如一支利剑、一盏烛光或一根未经雕琢的象牙。

 在编辑本书时，所有关于佛陀从最后降生人间到觉悟后的第二年，以及他在世最后一年的资料(《佛种姓经》(Buddhavaüsa)除外)，都撷录自藏经，事实上，巴利三藏本身所提供的年谱说明也仅止于此。凡由巴利三藏找出的年谱文献，一律优先采用。
 接下来，最有可信度的巴利文献来源(有多可信呢？其实很难？)就是觉音尊者的注释(西元六世纪)，按次序地放入很多的经典故事，直到佛陀觉悟之后的第二十年，并加入些细节，包括迭瓦达答的故事。那些注释中，也加上许多非经典上的小插曲，我们在此就不提这些插曲了。

 最后还有一份缅甸的研究著作——《花蔓庄严事》(Màlàlankàravatthu，也许是在十五世纪，由毕甘德特主教(Bishop Bigandet)译成英文，书名为《缅甸佛陀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Burmese Buddha))，这本书记载了更多经典上事件的日期，但它可能完全没有历史上的认可，而需要藉其他的参考才能采用。

 以上这些就是这本书内容事件安排的三个来源，它们本身都包含在三藏里。其他经典上的特殊事件，虽不知其确定的年代，也收集在本书里，且穿插在各处。有一、两件插曲，如著名的宾比萨拉王和巴谢那地王的死亡，这些事件仅在注释中被提到(且清楚地指出其来源)，因为它们可使一些特定的情节更完美，所以也被收录在本书中。

 编辑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打算要概括所有重要的事件，完整地报道到佛陀觉悟后的第二十年，以及佛陀在世的最后一年。第九章和第十章是不可缺少的插曲。第十一章则是在描述佛陀的人格特质，但佛陀的「人格特质」就是佛教教义中的主要中心主题，所以第十二章<教义>就必然地藉由它来表示。在第十二章中，教义的主旨已按照佛陀教示的次第概略地结集在一起。

 这本书中并不企图去做任何的诠释(参阅下文，在「翻译」这一段)，而是宁可将这些题材连结在一起，以此方式帮助读者自己去了解。一套刻板的诠释，有可能落入一种形而上邪见的危险，对此佛陀已有很详尽的描述。假如认为第十二章很艰涩，就让给孤独长者(Anàthapindika，见第六章)临终所说的话，来为收录它们作答辩。至于那些认为第十二章不合口味的人，那么可以不用读它，或不必全部阅读。

圣典语言——巴利语
 巴利语(其文献相当庞大)是一种语言，全部存留给一个主题——佛陀的教导。它不同于佛教的梵文与教会的拉丁文的这个事实，使得它具有特别的明确性，在欧洲找不到与之对等的语言。它属于印欧语系的一支，与梵文有紧密的关联，虽然其风味不同。

 在经典中的风格有一种精简纯朴之美，夹杂丰富的俚语，这使它成为一个非常优美的工具，很难透过翻译达到相同的意境。这是主要的问题；不过还有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几个段落、句子或片语一字不差地重复的特色，这现象一再地反复出现。这个特点可能因为是在最开始时，这些「经典」是用来背诵的(在欧洲，我们习惯在音乐厅的交响乐中听到正式的重复展现，在诗中也有一些反复的句子，但在散文上重复，我们就会感到怪异了)。对于不习惯它的读者来说，在巴利语中广泛出现的这般重复，展现于印刷品上就似乎不对味了。因此，这些重复在翻译时大部分都以不同的手法省略，不过其原来的说法形式总被小心地保留下来，此形式乃佛陀说法最令人注目的特色之一。
 不过，仍有些重复被保留下来，以发挥其「熟能生巧」的特殊效用。这类的重复，在巴利语里一字不漏，在英文中也是如此。翻译时有两个主要的目标——文字上的转译和口语上的转译，这两个目标很难同时兼顾。任何的翻译都将原作变了调，不过在翻译专有名词时，费了很大的功夫以维持其前后的一致性(避免「优美的变化词」(elegant variation))。秉持最大的用心，以及抱着协助检视在经典之中，适合于研究存在论与认识论的英文资料是否一贯性的观点，来选择英文的同义词(它似乎并非出自偶然)。

 注释书有些地方对某些字的定义与巴利佛典学会(Pali Text Society)出版的字典相互矛盾，在几经推敲后，选择往往落于前者，最重要的那些讨论可见于注脚处。

 若能遵守以下一些简单的原则，巴利语词汇与名字的发音相当容易：a的发音如countryman的a；à如father的a；e如whey的e；i如chip的i；?如machine的i；u如put的u；?如rude的u；g如girl的g(总是如此)；c如church的ch(总是如此)；j如judge的j(总是如此)；¤ 如onion的nion；念?、ó、?、?时将舌头抵在上颚，念t、d、n、l时将舌头碰到上齿；ü如sing的ing；碰到h，一定要分开念，譬如在which house中的ch，在hot-house中的th，在upholstery中的ph等。双子音时，一律如意大利语般分开念，譬如dd如mad dog(而非如mad-der中的dd之念法)，gg如big gun(而非bigger中的gg之念法)等；其他所有都与英文相同。凡是碰到o与e时，总是念重音，譬如Pasenadi of kosala，否则重音一律落在长母音à、? 、?或双子音或在ü上，甚至连续时亦然。

 最后，提一句关于编辑形式的话，这种「广播剧本」的格式(并非为了去广播)是由材料本身所提示，据说它们本来就是口语式的。律藏本身显示出「不同的人物」(参阅本书第十六章及在第一章之前的「人物角色」表)，他们在结集会上重诵圣教。两位「叙述者」俨然是同事，不同于其他角色所要说的，「叙述者」的部分刻意地让它在格式上保持平淡，同时亦将其长度保持在最短。
 
 髻智比库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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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位耶稣会的传教士应为伊波里托?德基德利(Ippolito Desideri，1684-1733)。菲里波?德?菲利比(Filippo de filippi)于1932年出版《西藏的报告》(An Account of Tibet)，宣扬德基德利的事迹，作者可能将两者混淆了。德基德利是意大利人，住于西藏十七年，是世界上最早的西藏学者。1716年，他把基督教的纲要写成西藏语，1717年藏王允许他进入小昭寺，是最早进入西藏僧团的白人，且最先将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论》译成意大利文。
 印度六派正统哲学体系之一，是构成大多数现代印度教派别的基础，其哲学思想来源于《奥义书》。
 彻尔巴斯基(1866-1942)，是著名的印度学和佛教学专家，又是印度哲学和藏学文献的权威，他的佛学著作多以梵文及藏文原典为基础，并附有详细的注释。他校订过《现观庄严论》八千颂及藏文本《俱舍论》(单品)，作品中以《佛教逻辑》(Buddhist Logic)最为著称。
 阿诺德(1832-1904)，英国诗人和学者，以史诗《亚洲之光》(The Light of Asia，1879)闻名。该诗以优美抒情的文字称颂佛陀的一生。因辞藻优美，极受时人欢迎，被译成十多国语文，许多读者因而信仰佛教。

印度中部与东部地图
 
 

叙述者：为现时代的一位注释者或其同事，负责介绍其他人。他具备一般性的常识，对论及的事件秉持旁观者客观的态度来说明。

注释者：为一位注释者，负责提供历史或有关中古时期巴利语论著的传统资料(主要是第五世纪觉音长老所著)。他的作用是提供最基本的讯息，以达到澄清历史的作用，他偶尔也会将藏经的记载作摘要性的简报。

阿难达长老(ananda  古音译：阿难，阿难达)：即角色一，他是佛陀的弟子与侍者，也是佛陀灭度三个月后，在王舍城举行的第一次结集会上，背诵经典(或经藏)的人。

伍巴离长老(Upàli  古音译：优波离,优婆离)：即角色二，他是佛陀的弟子，也是第一次结集会上背诵戒律(或律藏)的人。

叙事比库：即角色三，这位背诵者所叙述的事情，实际上发生于第一次结集期间与结集之后。他仅出现于第十六章，也代表出席佛灭度一百年后所举办的第二次结集。

唱诵者：圣典中某些偈的朗诵者。这些短诗或赞美诗形式的偈，未被阿难达尊者以传统「如是我闻」的方式介绍出来，也未收录于律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