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嘉国师传略                   
白玛旺杰
 
第三世章嘉仁波切----- 乳威多杰，是西藏佛教历史上，继宗喀巴大师以来，最具修学证量的大师之一。幼年时，他被雍正皇帝迎至北京，在清朝皇室，与清朝皇四子弘历(清干隆皇帝)同窗共读。后被干隆皇帝尊为大清国师。他饱学佛教五部大论，精通显密二乘。对龙树师徒的中观思想，更是推崇备至。另外，章嘉国师，精通汉、满、蒙、藏等四种语言，他在北京主持译馆，把藏文大藏经--甘珠尔，翻译成蒙古文；把二百八十多部的藏文佛经注疏---丹珠尔，译成满文。以佛法圣教，辅助大清皇帝为政，一时，出现了大清帝国的太平盛世。
公元一七一七年﹐章嘉仁波切出身在安多宗喀地区一个牧民家中。父亲叫古日丹增(Gu-ru-den-dzin) ， 是一位常年闭关修持的在家行者，母亲名叫布吉(Bu-gyi)。四岁时，由拉卜楞寺德高望重的主持活佛，第二世嘉木样胁巴
认定为第二世章嘉仁波切的转世灵童。之后，迎至佑宁寺，在曲桑仁波切的
亲自主持下，举行了盛大隆重的座床典礼。并剃度正式取法名为阿旺确吉扎巴丹贝(Nga-wang-cho-gyi-drak-ba-den-bay-gyel-tsen)。
   公元一七二四年，章嘉仁波切七岁时，被清朝雍正皇帝迎至北京。当时，清朝皇室极其推崇西藏佛教。藏传佛教各派的高僧大德们，经常活跃于京城，出入于皇宫，他们是清朝皇室里的上座客。抵达北京之后，章嘉仁波切便从深受雍正皇帝敬重的，西藏佛教格鲁派高僧---图观阿旺确吉嘉措处，开始接受正规的经院教育。
   在清朝皇室内，身为一国之君的雍正皇帝，对佛教思想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但他对禅宗的喜爱与偏好，却远远超过对藏传佛教的兴趣。另外，深受康熙皇帝器重的第十七皇太子，崇信西藏密法。他不仅是一位对藏密有深厚造诣的学者，而且，还是清朝皇室内，西藏佛教最大的推崇者与护持者。他本人虔信宁玛派的大圆满教法，但对章嘉仁波切所属的格鲁派，却持有很深的成见。在很多场合，他曾公开排斥格鲁派的教法，时时表现出敌意。
   章嘉仁波切意识到，造成这种偏见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人们对格鲁派的教法内容，缺乏一个正确的认识。他知道，如果想要把格鲁派的教法，在汉地弘扬流传，首先应该把宗喀巴大师的教法内容，翻译成满文、中文、以及蒙古文字。于是，章嘉仁波切开始学习这些文字。雍正皇帝的第四皇子---弘历(干隆帝) ，当时与章嘉仁波切同窗共读，他们很快就成为很要好的朋友。后来，皇四子弘历登基，主持朝政，成为干隆皇帝。与皇四子这段友谊，对章嘉仁波切，后来在汉地、满洲、蒙古、以及在西藏佛教界中的影响，起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作用。
章嘉仁波切，对汉地佛教的思想与法脉传承，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公元七五五年左右，发生在西藏桑耶寺，著名的「顿渐」佛理大辩论时，代表中国禅宗的摩诃衍那和尚的门派传统，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在中国失传了。另外﹐他认为﹐中国佛教思想的主流，是唯识宗派的思想。但是，流行于中国的唯识思想，却与流传在西藏的「息解派」教法，有很多相似之处。章嘉仁波切还说，赴藏传法的印度圣人，息解教法的创始人---帕荡巴桑
杰，与禅宗祖师达摩法师，同属一人。
    章嘉仁波切的经师们，提议皇上指派一位具有修学证量的格鲁派的高僧大德，为章嘉仁波切的导师。但是，这一提议马上遭到康子亲王的反对，他认为章嘉仁波切的导师，应该由一位宁玛派的高僧来担任。最后，皇上还是听取了格鲁派经师们的提议，德高望重的罗桑丹贝尼玛(Losang-denbay-nyima)，当时的甘丹赤巴，以及噶虔喜饶达杰等，从拉萨邀请到北京，专门指导章嘉仁波切。章嘉仁颇且在这些高僧大德的细心指导下，深入研习显密教法的所有内容，到了十八岁的时候，他的佛学功底，已经达到了超群绝伦的境地。同时，对中文、满文、以及蒙古文也相当精通了。
一七三四年，雍正皇帝指派章嘉仁波切与康子亲王，到西康的理塘，陪同第七世达赖喇嘛前往西藏拉萨。章嘉仁波切在拉萨住了三年多。其间，他从第七世达赖喇嘛处，领授了很多密法的灌顶。一七三五年岁末，章嘉仁波切前往后藏，在札西伦布寺他拜见了年老的班禅喇嘛，并从班禅喇嘛处，接受了比丘戒。正当此时，雍正皇帝突然在北京去世。章嘉仁波切闻此消息后，立刻从后藏的札西伦布寺，赶到拉萨，再经由四川的康定等地返回北京。
    在北京，已故雍正皇帝的第四皇太子，也就是章嘉仁波切幼年时代的同窗好友，已正式登基，成为大清帝国的第四代皇帝---干隆皇帝。干隆皇帝正式授封章嘉仁波切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在干隆皇帝的旨意下，章嘉仁波切在北京建立译馆，召集京城顶尖佛教学者，开始把古代印度贤哲们，注释显密佛经的二百一十八部「丹珠尔」(注疏经典) ，全部由藏文翻译成蒙古文。把佛说三藏四续经典的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一百零八部) ，由藏文直接译成满文。并编定满、汉、蒙、藏四种语言的「四体合壁清文鉴」与「喇嘛神像集」等。
一七四四年，干隆皇帝与章嘉仁波切一道把原来的皇帝行宫，改建为雍和宫。于是雍和宫就成为京城第一座西藏佛教寺院。有五百多位出家僧众，在那儿系统地学习，佛教哲学、因明逻辑、天文医学、密宗等课程。在章嘉仁波的请求之下，第七世达赖喇嘛，委派达察嘉仲罗桑拜丹(Da-tsak-jay-drung Losang-belden)到北京，担任雍和宫佛教学院的主持。章嘉仁波切本人，也拜达
察嘉仲为师，继续学习密法。
   在这段时间里，章嘉仁波切经常给干隆皇帝传授一些密法。一七四六年，干隆皇帝从章嘉仁波切处，接受了密宗无上瑜珈胜乐金刚的灌顶。当时，干隆皇帝已经学了好几年的西藏文，并切能够用西藏文交流了。在灌顶过程中，干隆皇帝不仅向章嘉仁波切行跪拜礼，还把自己的座位，摆得比上师的座位低矮一截。图观罗桑确吉尼玛，是章嘉仁波切的得意门生，也是「章嘉仁波切」的传记作者。他说：在中国千年的帝王时代中，元朝的忽必列与清朝的干隆皇帝，是唯一两位向精神导师低头行礼的君王。当年，忽必列在接受喜乐金刚的灌顶时，也曾向八思巴上师磕头跪拜过。
   一七四九年，章嘉仁波切带着干隆皇帝的重托，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在那里他捐资重新修复了战乱时被毁的佑宁寺、塔尔寺、以及其他一些佛教寺庙。在第二世嘉木样协巴大师的邀请之下，章嘉仁波切亲赴甘肃拉卜楞寺，为该寺的喇嘛僧众们，讲授菩提道次第的修持法门。嘉木样协巴大师本人，也从章嘉仁波切处受持比丘戒，取法名为贡确晋美汪颇(Gonchok-jikmay-wangbo)﹐成为章嘉仁波切最亲近的徒弟。
   两年之后，章嘉仁波切回到北京，在北京西郊建立黄寺。满清八旗子弟，以及汉、满、蒙族的出家僧众在那儿学习藏语言与宗教。在这段时间里，干隆皇帝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把无上密乘时轮金刚的教法，介绍到中国，并请章嘉仁波切安排张罗，章嘉仁波切立刻请示远在西藏的第七世达赖喇嘛。于是，达赖喇嘛委派一位非常精通时轮金刚的高手，到北京传授时轮金刚。
一七五七年，第七世达赖喇嘛，在西藏拉萨圆寂。消息传到北京后﹐干隆皇帝委派图观罗桑确吉尼玛(Tu-gen-lo-sang-cho-gyi-nyi-ma)与嘉木样大师(Jam-yang-shay-ba) ，陪同章嘉仁波到拉萨，协助当时的摄政王寻找第七世达赖的转世灵童。
一七五八年初，章嘉仁波一行抵达拉萨，受到了摄政王与喇嘛僧众的热烈欢迎。在拉萨，他们参访大昭寺，朝拜释迦牟尼佛。还在拉萨附近的色拉、哲蚌、以及甘丹寺中，进行了大规模的布施供养。是年中秋，章嘉仁波切从拉萨出发，亲赴后藏，在札什楞卜寺，拜见年幼的第三世班禅喇嘛，并请求
班禅喇嘛到拉萨，确认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
应章嘉仁波切的请求，班禅喇嘛在拉萨，主持了一个盛大的时轮金刚大法会。之后，在四名灵童侯选人中，一位来自后藏的男童，被班禅喇嘛确认为第七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为此，章嘉仁波撰写了一篇题为「如意宝穗」传记文。
   在拉萨为第八世达赖喇嘛，举行正式座床仪式之后。章嘉仁波切便于公元一七六０年底，起身赶回北京。在那儿为蒙古库伦地区的最大活佛，第三哲尊丹巴仁波切剃度授戒，并取法名为耶喜丹贝尼玛(eshay-denbay-nyma)。在这段时间里，章嘉仁波切还完成了第七世达赖喇嘛经师----甘丹赤巴阿旺确丹的传记。
    从一七六七年开始，章嘉仁波切每年都在山西五台山，闭关禅修八个多月。在公元一七七二年至一七七九年的七年时间里，章嘉仁波切在京主持译馆，把一百零八部的藏文「大藏经」(甘珠尔) ，全部翻译成满文。他还把「楞严经」，直接从汉文翻成藏文。
一七八０年，第三世班禅喇嘛，在干隆皇帝的邀请之下，来到了北京。干隆皇帝对班禅喇嘛优遇有加，赐玉册玉印。在承德热河，干隆皇帝还仿照后藏的札什楞卜寺，特意为班禅喇嘛，修建了一座夏宫。在北京，班禅喇嘛一般住在黄寺里，但，有时也住在皇宫里。在京期间，班禅喇嘛感得一场热病，宫廷御医无能为力，同年底，班禅喇嘛在京圆寂。
    公元一七八六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这年，章嘉仁波切像往年一样，到五台山闭关禅修。但是，在离开北京之前，他到北京的各大寺院里，进行供养布施，举行盛大的发愿祈祷。这年，干隆皇帝也决定，亲自随自己的上师前往五台山。到了五台山之后，章嘉仁波切在文殊师利菩萨的佛像前，主持了一个规模巨大的祈愿大法会，干隆皇帝亲自参加，其隆重之盛况，可与拉萨的传召大法会相比。
   祈愿大法会之后，章嘉仁波切的健康发生变化，并且日益恶化。五台山的藏汉医师，以及随皇上同行的宫廷御医，均无回天之力。一七八六年四月二日黄昏，章嘉仁波切在五台山寝室内，双腿盘坐，手结定印，进入禅修状
态，神态极其安祥。之后不久，便停止呼吸，汇融于究竟法界，涅槃寂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