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禅与情绪管理的共同基础

　　禅，是梵语dhyqna的略语，汉译为“思维修”，也称为“静虑”，是静止念虑散乱的意思，亦即定慧的通称，而两者实为一体。从印度传来的禅，经过中国祖师大德的弘扬，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禅宗，并且传播到东南亚国家。本世纪以来，禅宗风靡于欧美，成为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佛学体系。
　　禅宗的宗旨，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禅宗主张人的心性本来清净，本来空寂，是超越于现象界的。善与恶，天堂与地狱，都是因“思量”而从自性中化现。一切法的现起，不能离却自性，如万物在虚空中一样。如《六祖坛经》中说：

　　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思量一切(恶)事，即行于恶。思量一切善事，便修于善行。知如是一切法尽在自性，自性常清净。［3］

　　人心虽然本自清净，但是由于烦恼妄念的染污，取相著相，如云雾障于明净的虚空；如果能于禅的修习中，离一切法相，就顿见心性的本来清净，如云散而虚空明净一般。所以无相不只是离一切相，更是因离相而性体的清净。［4］所以见性，就是开发自性，达到无心无念的境界，彻见到自己本来的心性。但是，佛性是在日常生活中显露出来，无论行住坐卧，只要你“于念无念”、“于相离相”，莫思一切善恶，便佛性具足。
　　因此，铃木大拙先生强调禅是一种生活的艺术，他说：

　　禅者可以告诉他们，他们这些人皆忘了自己天生是艺术家，是创造性的生活艺术家。一旦他们认识到这个事实和真理，他们就会从他们的苦恼中解脱出来，不管这个苦恼是神经官能症、精神病，还是其他任何名目。……对于这样一个人来说，他的生活反映出他从无意识的无尽源泉中所创造出的每一个意象。就此而言，他每一个行为都表现了独创性和创造性，表现了他活泼鲜明的人格。这里不存在因袭、妥协和禁抑的动机。他从心所欲，行动如风一样随意飘荡。他不再有那囿于片面的、有限的、受限制的、自我中心的存在中的自我。他已走出了这个监牢。唐代有一位大禅师说：“随处作主，立处皆真。”这种人就是我所说的真正的生活艺术家。［5］

　　铃木大拙先生认为，见性的人生之所以具有艺术性，这是因为见性的人的个体无意识已经触及到广大无边的宇宙无意识(佛性)，并同广大无边的宇宙无意识那种无限可能性的渊源相沟通，而由这个渊源，不仅各种艺术家孕育他们的灵感，即使我们一般人，也各以他自己的禀赋，把生活化做真诚的艺术。
　　所以，禅指出了从枷锁到自由的道路，通过禅的修行把本具于我们内心中的一切创造性与有益的冲动显现出来。禅的生活艺术把储藏于我们内心的所有生命力量进行适当而自然的释放，而这些生命力量在通常的环境之中是被压抑被扭曲的，它们找不到适当的渠道来活动，因此禅的目标就是救我们免于疯狂或残废。［6］所以，禅对于现代人尤其具有精神疗法的治疗效果。
　　见性成佛就是显现本具的佛性，佛性就意味着每一个都具有“成佛”的条件，用西方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说法，说明人具有“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的潜在可能。所谓自我实现，即人的潜能的充分实现，按照马斯洛的观点，现代情绪管理学的目标正是培养“自我实现型”的人，认为这是真正健康、高度发展和成熟的人，他们对情绪是这样管理的：

　　他们不会刻板地抑制自己的情绪；他们行为的一个典型特征，是自由抒发与他们当时的感受相关联的情绪；他们不必约束自己的情绪，他们有充分感觉的自由；他们应付新的情景而不必事先计划应该怎样作出反应。心理健康的人从心所欲而不违私衷，因此能自然地生活于自己所处的环境中。这样的人，为自身情绪所开拓的是恬然情真而又理性深蕴的乐土，能使情绪成为有益于人生实践、人生健康的天然‘盟友’。［7］

　　所以，禅与情绪管理在表达“自我实现”上有一定的不同，但是禅宗则与精神分析学的“自我实现”是相同的，弗洛姆将二者的目标概括为“解除压抑”、“自我实现”。因为无意识中蕴含着人的全部潜能，所以只要觉悟到这一点，便意味着觉醒，摆脱幻象、假象、谎言，如实地观照事物。觉醒的人是解脱的人，他的自由不为别人所限制，也不为自己所限制。意识到以往未曾意识之物的过程，构成人的内在革命。正是因为这种真正的觉醒，成为创造性的知性思想与直觉性的直接把握的根源，所以只要通过自觉的努力将无意识中受压抑的创造性潜能释放出来，从而在建设性的方向上去获得个人的自我实现。［8］所以，弗洛姆认为对禅的知识及实践，能够在精神分析的理论与技术上产生最为丰富和清楚的影响，可以使精神分析的焦点更为集中，为洞察本性投下新的光辉。
　　情绪管理学的表达倾向于具体的、现实的，而禅宗与精神分析学则倾向于抽象，但是具有很大的一致性，这也是我们以禅的超越来阐释情绪管理的基础。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这样表达禅与情绪管理的共同基础：一位具有很高境界的禅师，本身便是情绪管理很好的人；一位情绪管理得很好的人，他已经在向禅的境界靠近。

三、禅定的修习与情绪管理

　　中国的禅宗是由印度禅演变过来，本来禅习的修习是佛法的根本，但是由于慧能的南宗禅，认为只要“于一切法上无有执著”，活泼泼的“一切无碍”，行住坐卧都是禅。正因为曹溪门下所传的，是般若相应的禅，定慧不二的禅，无所取著的禅。以此作为“禅”的定义(曹溪门下自己下的定义)，所以对入定出定，内照外照，住心看净等，采取否定的立场。［9］但是，上上根机的人，能够一闻顿入；对于根微智劣者来说，就不得不以安禅为方便，否则是不能契入的。所以，禅定的修习是十分重要的。
　　从佛教本身来说，当今佛教的多元化发展已经势不可挡，但是对于宗教情操的培养及实践上的提高则是佛教徒的根本。从现代社会来看，心灵浮躁的现代人需要来自佛法清凉智慧的安抚，这就需要契理契机地弘扬佛法。现代人因为得不到佛法的利益，而迷失于气功与各种邪门外道中；在佛教内部，亦因为在佛法弘扬上的不足，造成佛教徒对整体佛教在理解与实践上有些偏差，对未来佛教的发展带来很大的障碍。在中国佛教中，最能满足现代人的精神饥渴，安定人类的心灵，能纠正当今佛教在修行上的误区，应该是佛教的禅修。［10］
　　禅定对现代人的作用，体现在许多方面，如个人发展及潜能发展、团体成长、智力方面、学习方面、心理治疗、教育机构、生理、疾病、体育等。在心理治疗中，可以对戒烟、青少年犯罪、适应性退化作用、焦虑、大学生压力、自我宽容、神经质、紧张等，具有明显的效果。［11］
　　对于情绪管理来说，通过修定，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不良情绪，如修不净观对治贪心，修慈悲观对治嗔心，修因缘观对治痴心。如现代医学制造出成千上万的镇静药，而这些药不但具有潜在的危险性，而且事实上也是完全无益于消除焦虑本身，而佛教的禅定却能平息我们的乱心，使不良情绪渐渐降伏下来，禅定的作用是任何镇定药也比不上的。具有定力的人，在挫折面前，具有冷静的头脑，先忍受心中的痛苦与不快，再能审察情势，检讨反省。
　　佛教的定学不但提倡对不良情绪的对治，更提倡对优良情绪的培养，如慈、悲、喜、舍等优良情绪的引发，也是至关重要的。慈，就是希望众生欢喜受乐、受人爱敬的“与乐心”；悲，就是拔除众生痛苦的深度同情心；喜，因众生享受喜乐幸福而自感欣喜快慰的欢喜心；舍，舍弃我执我慢，等视自他的平等心，及舍弃财物等的布施心，舍弃自心过度的爱憎及烦恼的平等心。四无量心的修习，先从自身观起，然后推己及人，平等普覆一切众生。这是通过禅定培养道德素质，改变人格结构，很值得现代情绪管理学注意。
　　所以，现代情绪管理学也非常提倡静坐，许多研究都肯定静坐能降低血压、胆固醇，有益身心健康。在现代心理治疗中，常用深呼吸来减轻压力，如《摆脱压力》一书的作者，心理学家纽伦伯格博士说：“许多与压力有关的抱怨，不论是生理、心理或是情绪－－皆因不正确的呼吸所造成。但是幸运的是这类的抱怨，通常只要学习正确的呼吸法即可解决。”［12］而佛陀将数息观作为习禅的最初入门，称为“二甘露门”之一，可见佛教的修行法门与现代情绪管理方法上具有一致性。
　　所以，禅定的修习能使心趋于寂静，增强自主情绪的能力。同时，由于得到身心的轻安，能使人心调柔，具“堪能性”，如皮革已鞣，随意制作，具有高度的心理自控能力，很强的自塑能力，有力量把持自心，使行为符合自己所处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塑造自己完美的人格形象。在正定轻安中，能够超越粗劣情欲的精神或身心享受，能自然保持安恬平稳的心态，不被烟酒毒品、声色货利所诱，不作杀盗淫妄、贪赃枉法、损人利己之事。而这些正是情绪管理所要达到的目标，所以禅定的修习在情绪管理的重要性及其可操性具有很大的空间，值得我们去探讨、摸索。

四、禅的智慧与情绪管理

　　我们生存的世界是一个情绪流布的世界，情绪处于社会生活的敏感的前沿阵地；对自身情绪的控制与调节能力，成为衡量现代人素质的重要标志。所以，现代心理学提出了“情感智慧”(emotional intelligence)的新概念，而且认为情感智慧包括五个方面：“情感自觉”、“情感管理”、“将情感导向正途”、“同理心(情感判读能力)”、“融洽的人际关系”。［13］通俗一点说，情感智慧的含义是：(1)了解自己的情感，能立即觉察自己的情感，了解产生情感的原因，明了自己对别人与某些决策的感觉，才能控制自己的生活；(2)控制自己的情感，能安抚自己，摆脱强烈的焦虑与忧郁，也就是能控制刺激情感的根源；(3)激励自己，能够整理情感，让自己朝一定的目标努力，增强注意力与创造力；(4)明察和理解别人的情感，了解别人真正的感受，察觉别人真正的需要，具有同情和理解别人的心理；(5)营造融洽的人际关系，能够协调、引导别人的情感，营造良好的人际互动模式和团结共感的气氛，提升集体精神，使集体生活充满和谐与生机。
　　所以，情绪管理不但是对自己的控制与调节，同时意味着在自他互动中营造良好的氛围。但是，不良的、负面的情绪如影随形，总是在不经意的时候影响着人们，所以如何对治这些负面的情绪如紧张、沮丧、生气、悲伤、恐惧、寂寞、害羞、愤怒、嫉妒、自卑、自傲、冷漠、焦虑、无聊及不确定性等等，这是情绪管理的主要任务。
　　美国心理学会提出“心理平衡的10条要诀”：一、对自己不苛求，把目标和要求定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二、对亲人期望不要过高；三、不要处处与人争斗；四、暂离困境，去做你喜欢做的事；五、只要大前提不受影响，在非原则问题方面适当让步；六、对人表示善意；七、找人倾诉烦恼；八、帮助别人做事；九、适当娱乐；十、荣辱不惊，知足常乐。［14］
　　这些情感智慧及心理平衡的方法，与禅修的超越智慧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地方。禅修的目的不仅在于获得宁静的心理，更重要在于通过禅修而获得一种超越的智慧，能够解决人生的种种问题与困扰，实现自我超越与解脱。
　　禅的智慧首先在于破除执著、看破、放下。凡夫之所以迷而不觉，是因为心识的虚妄作用，在不可分别处强作分别，产生能所对立、主客对立。而禅的实践与证悟，无非是超越主体和客体的对立，直接契入“能所两忘”或“能所一如”。而执著与分别是各种情绪产生的主要原因，如嫉妒是因为别人的高大而使自己感到矮小的心理反应，是一种相对比较中的错觉现象；被称为“心灵假象死亡”的冷漠也是由心理挫伤和认知不当而引起的。所以，禅的智慧在于破除我们人类对于事物的一种错误认知，看破事物外在的假象，从而放下事物的执著，而得到自在、快乐，这样自然能够克服一些不好的情绪。
　　禅的智慧要求禅修者自我反省，观照自身，因此采取种种反诘的教学法。所以，在进行情绪管理理时，应该学习禅修的观照智慧，进行自我解剖与分析，走出自我的“怪圈”。如恐惧本身是由于生活中不良的经历而引起错误的认知，害羞也是因为一次偶然的失败而造成的心理障碍。所以，情绪管理者与心理治疗者应该对这些心理疾病进行分析，反省自己这些精神障碍产生的原因，进行暴露与剖析，让患者了解到其实这些事情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样可怕。
　　禅的智慧要求禅修者生活在当下，注重当下的生活，寻找当下的快乐。许多心理疾病都是来自对过去的沉缅及未来的过高期望而产生的，所以情绪管理与心理治疗应该让患者了解到当下的生活是最重要的，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的还没有来，这就是禅修的“正念”。所谓正念，就是要从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虑中摆脱出来，安住当下，清楚明了自己的身心内部和周遭正在发生的事物之无常无我、互即互入的本质，就是要打破自己的那种对生命中所存在的美以及他人的痛苦视而不见、麻木不仁的状态，从而对日常生活中优美宁静的事物保持清醒的觉照，就是要善于发现和欣赏生命中的种种奇迹并与它们融为一体。［15］
　　改造世界要从当下实现自己的内心和平开始，禅修与情绪管理都是一样的。禅不仅是战胜现代文明所带来的异化、内心分裂和精神颓废的良药，而且能给现代人以生存的勇气，因为禅是真正符合人性的生活之道。所以，我们要以一种禅的超越智慧直面人生的苦难和人性的弱点，摆脱烦恼的纠缠，建设美好的人间净土。

　　2001年5月7日 圣凯于南京大学哲学系

　　注　释：
　　1、黄甫全〈当代社会生活嬗变与人的素质提升〉，“人文关怀与社会实践”系列学术研讨会《人的素质》(1999)论文集，第210页，法鼓人文社会学院，1999年。
　　2、拙文〈论佛法与情绪管理〉，《妙智》第5期，第20页，2000年。这篇论文获得台湾慧炬杂志社1998年度奖学金，分别发表在《妙智》第5、6期。在这篇论文中，以《清净道论》及唯识有关经论作为基本材料，探讨了佛法对情绪的分类及形成原因，并且提出了以“戒、定、慧”作为佛法情绪管理的总原则，以此展开佛法对日常生活中常见情绪的管理；特别提出佛法的情色观，以此关注现代社会的情欲问题，探讨了“以禅化欲”的修行理念。
　　3、《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大正藏》卷48，339b。
　　4、印顺《中国禅宗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2次印刷，第303页。
　　5、弗洛姆、铃木大拙、马蒂诺《禅宗与精神分析》，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19－20页。
　　6、袁久红〈佛性在当代的闪光〉，净慧主编《佛教与现代文明》，中国佛教协会1991年版，第75页。
　　7、杨傲多主编《卡耐基情绪管理手册》，三峡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8、《禅宗与精神分析》，第145－165页。
　　9、印顺前揭书，第295页。
　　10、拙文〈现代僧伽禅修教育刍议〉，台湾《佛藏》1999年第13期，第23页。
　　11、释惠敏〈美国“禅定与教育”博士论文之简析〉，台湾《中华佛学学报》第8期，1995年，第417－453页。
　　12、(美)帕德丝等著《心灵导师：情绪管理全书》，包黛莹等译，88页，经济日报出版社，北京，1997年。
　　13、丹尼尔·高曼《情感智慧》，张美惠译，台湾时报文化公司1996年版，第311－312页。
　　14、〈精神疾病－－新世纪头号杀手〉，《环球时报》2001年4月17日第14版。
　　15、法］一行禅师《一行禅师佛学讲演录·与生命相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