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华圣地天台山

　　一、神秀山川天台山，在浙江天台县城北三里处。陶弘景《真诰》云：“山当斗牛之分，上应台宿，故名天台。”山为仙霞岭主干进入天台县之一段，是甬江、曹峨江和灵江分水岭，呈东北、西南走向。山有八重，“周回八百里”。由赤城、瀑布、佛陇、香炉、华顶、桐柏诸山组成。最高峰华顶海拔1136米。多悬崖峭壁、飞瀑、云雾和奇峰，历来为人们所称道。晋代孙绰在其《游天台山赋》序中，对天台山的赞叹很富有代表性，他说：“天台山者，盖山岳之神秀者也，涉海则有方丈蓬莱，登陆则有四明天台，皆元圣所游化，灵仙之所窟宅。夫其峻极之状，嘉祥之美，穷山海之瑰富，尽人神之壮丽矣。”主要的山峰有赤城山、华顶峰、石桥山、琼台山、双女峰和铜柏山等。
　　赤城山，距天台县北6里，一名烧山，高海拔339米，石皆赤色，望之壁立如城，故名。加之“岩岫连沓，状似云霞”，因又称为“赤城栖霞”，为天台胜景之一。赤城山还有“悬溜千仞”、“飞流洒散、冬夏不竭”的瀑布，及“峥嵘无底，长松蔓艹田田田，幽蔼其上”的“山谷绝涧”，美不胜收。山有石洞十二，散布各处，各具一格，其中最为著名的有玉京洞和紫云洞。还有二岩，一名“释笺”，因湛然大师居岩中解释天台宗而名。一名“结集”，因灌顶大师在此弘法而得名。“金钱池”相传则因僧昙兰憩池旁弃金钱于池中而得名。绝顶有七级佛塔一座，为南朝梁岳阳王妃所建。
　　华顶峰，在天台县东北60里处，海拔1138米，为天台山最高峰。从山顶望去，众峰环拱如莲瓣，唯此山孤峭中立，正当花心，故名华顶。有拜经台，传为智者大师拜读《楞严经》处。有华顶寺，建于五代。还有王羲之墨池，相传王羲之与支遁和尚游天台山，临池取水作书，故名。李太白书堂，传为李白读书处。华顶又称“望海尖”，天气晴朗时，登其顶可遥望东海。华顶峰也是观日出的理想之地。由于地势高峻，这里夏犹积雪。天气少晴多晦，故华顶常笼罩在虚无飘渺的云雾之中。有诗云：“天台众峰外，华顶当其空。有时半不见，崔嵬在云中。”山上松杉扶疏，草木薰郁，如仙境一般。
　　瀑布山，在县西40里处。山有瀑布，悬流数百尺，落于万仞之崖，远望洁白如练，悬挂隐映于苍崖翠壁间，恍若天河倾泻。
　　石桥山，在天台县北50里处。这里有著名的“石梁飞瀑”胜景。明人叶良佩在《天台山记》中作了极为生动的描绘，他写道，上昙华亭倚槛观望，见“两崖门立，而石桥横亘其上，广不盈尺”，“山北左右肩有双泉飞出，合流而来，至桥下乃伏出，其下泻为瀑布可百余丈挂岩石间。”而下行至新亭观之，“则见石桥已在半天，而阝贵雪之溜自空中下击潭水作疾雷声，震动林谷”，甚为壮观。临潭岩壁上康有为题书“石梁飞瀑”四字。左侧有宋代书法家米芾题书“第一奇观”四字。历代文人墨客对此胜景吟咏不绝，题书甚多。瀑布东还有一景，称“铜壶滴漏”，系涧水冲入一形同壶状的山洞内，发出“口空口空”之声，然后从壶咀(洞口)喷出，注入潭内，自成其趣。
　　琼台山，位于桐柏山西北，与双阙山“翠壁万仞，森倚相向”。琼台山三面绝壁，下临龙潭，于大壑之中，孤峰突起。沿山腰悬磴可度，但下俯百丈龙潭，“心悸骨惊不可近视”。沿流五里可至双阙山，但见“幽花凝岸，苔茵布石”，如入仙境。台上有石形如椅，相传每年中秋月明之夜，李铁拐总要坐在这把石椅上观月，故石椅称“仙人座”。明月当空，影落潭底，使人不免心旷神怡。“琼台夜月”为天台胜景之一。
　　双女峰，位于天台县西。山以桃源洞而著名。相传东汉永平中，刘震、阮肇入山采药至此迷路，见二少女笑迎至洞，留半载始归，时家中已传至七代。宋景中(1034—1038)，僧明照也因采药至此，见二女戏水桥下，连系以前故事，乃在此建亭并植有桃树，洞因名桃源洞，而洞旁两峰亦称之为双女峰，两峰间还有一溪流过。宋元二年(1087)，邑令郑至道凿山开路，沿溪两岸广植桃树。每当春天到来，桃花红艳，流水沉碧。“桃源春晓”为天台胜景之一。
　　铜柏山，位于天台县西二十余里处。其势伟峨，正所谓“势岌山业而若驰，恙羝偃蹇而横空，根厚地以盘盘，屹层霄其崇崇”。诗云：“千山盘鸟道，十里入猿声。草木飘香异，云霞引步轻。”唐代著名道人司马承祯曾隐于此，景云中(710—711)建桐柏观，山以此而更为著名。唐代著名诗人孟浩然置身其间，竟产生隐居之意，他在诗中表示：“愿言解缨绶，从此去烦恼。高步陵四壁，元踪得三老。纷吾远游意，学彼长生道。日夕望三江，云涛空浩浩”。
　　二、佛宗渊源天台山是佛教在中国产生的第一个宗派——天台宗的发祥地，也是禅宗重要的弘法道场。三国吴赤鸟年间(238—251)，有禅师来此结茅苦修，是为佛教在天台山传播之始。两晋南北朝至隋，为佛教初盛期，特别是陈、隋之际，高僧智顗入天台山创法华宗，建12道场，使佛教大播，影响深远。唐代，禅宗在天台山有了很大发展。五代十国及北宋初期是天台山佛教最盛期，究其原因，主要是当时吴越偏安一隅，社会安定，而且吴越王钱氏几代均重僧好佛的缘故。明清以后，佛教在天台山呈停滞和衰落状态，新建、修建寺院均大大低于前代水平。据统计，三国赤乌元年(238)至民国的1700余年间，共建佛教寺、院、庵、堂、亭等114处。最早建立的寺院有资福院、翠屏庵、回峦庵。资福院，位于天台山东麓，旧名“清化”，建于赤乌二年(239)。宋治平三年(1066)改兴化，隆兴初(1163)改今额。翠屏寺，在天台县西南45里处，天台山下。赤乌年间建，以山如屏峙，名翠屏庵，宋治平三年(1066)改净安院，明代改翠屏寺。回峦庵，建于赤乌二年，宋代改称兴教院、兴教寺，现存佛寺主要有国清寺、真觉寺、华顶寺、高明寺、方广寺等。
　　国清寺，在天台县北3公里天台山麓，是我国佛教天台宗发祥地、祖庭。原为天台宗实际创立者智顗大师修禅处，隋开皇十八年(598)晋王杨广承智顗遗愿建立。初名天台山寺，隋大业元年(605)赐额国清寺。唐会昌中，毁于兵火，大中五年(851)重建，柳公权为书“大中国清之寺”额。宋景德二年(1005)改称“景德国清寺”。建炎四年(1130)诏易教为禅。后寺屡毁屡建，现存建筑为清雍正十二年(1734)所建。寺院规模宏大，占地19600平方米，有殿宇14座，房屋600余间。与南京的栖霞、山东灵岩、湖北玉泉合称天下四大丛林。主要建筑分布在三条轴线上，中轴线上依次有弥勒殿、雨花殿，大雄宝殿。雨花殿前两侧有钟楼、鼓楼。大雄宝殿内有雄伟的释迦弁尼坐像，通高6.8米，重13吨，为明代以青铜铸成。两侧还有18罗汉塑像，为元代以楠木雕成。西轴线上依次有安养堂、观音殿、文物室、妙法堂。妙法堂有台宗讲席，为寺僧讲经说法之处。东轴线上依次有斋堂、方丈楼、迎塔楼。此外还有修竹轩、禅堂、静观堂等建筑。寺内有古梅一株，传为隋代住持僧灌顶手植。寺外有隋塔一座，高59.3米，6面9级，空心，砖砌，四周还有许多浮雕佛像，形制挺秀。寺内藏有文物上千件，其中有隋代智顗禅师贝叶经，清雍正年间“钦赐藏经”及唐代诗僧寒山子的《寒山诗集》。日本名僧最澄大师于唐贞元二十年(804)来此，从天台宗十祖道邃习教规，次年回国创日本佛教天台宗，故国清寺也被日本佛教天台宗号为祖庭，常有日本教徒前来认祖参谒。寺外还有僧一行禅师之墓，掩映在浓荫之中。寺周五峰耸峙，双涧环流，景色清幽，为天台胜景之一。
　　真觉寺，在天台县北23里天台山中。隋开皇十七年(597)建。中有智顗禅师塔院。原称定慧真身塔院，宋祥符元年改今额。塔院大殿中置大师肉身塔。塔高(连座)7米，2层6面，青石雕成，作工极为精致。第一层正面置智顗坐像。殿壁排列有天台宗17位祖师画像。其中之一即天台宗第十六祖高丽籍义通宝云禅师。塔院屡毁屡建，现存建筑为明代重修。寺外有一碑亭，中立《修禅道场碑》，为唐元和六年(811)行满法师立，翰林学士梁肃撰文，徐放书。碑石现已移至院内厢房中。
　　高明寺，在天台县东北20里处，以背倚高明山而得名，建于唐天七年(910)。原为智顗禅师幽溪道场，明万历年间重建，1980年重修。主要建筑有天王殿、大雄殿、楞严坛。寺周多奇石题刻，有一巨石名“看云石”，上刻“佛”字，直径约7米，甚为壮观。溪流之上，还有石梁形成的圆通洞，使人不禁感叹大自然造化的精奇。
　　善兴寺，初名华顶寺，位于天台山风景秀丽的华顶峰。原为智岂页禅师宴坐处，五代晋天福元年(936)，德韶禅师创为寺。后屡毁屡建，现存大殿系1928年修。寺额题“华顶讲寺”。现在寺中正在兴建重檐歇山顶大殿。寺周有太白书堂及王羲之墨池。还有茅蓬数十，被称为“七十二茅逢”，供斋期前来聚会的数百僧人居住。茅蓬掩映在绿树丛中，自成一景观。
　　以天台山国清寺为根本道场的天台宗是天台山最主要、影响最为深远的佛教宗派。天台宗虽追龙树、慧文、慧思分别为其始祖、二祖、三祖，但无直接师承关系，其实际创立者应为陈隋间的四祖智顗。而隋代五祖灌顶承前启后创建国清寺作为根本道场，则标志着天台宗的真正形成。隋朝灭亡后，天台宗失去王权的支持，加之唐初慈恩、律宗、华严、密宗、禅宗的相继兴起，相比之下，天台宗渐趋低落，这个时期的六祖智威、七祖慧威、八祖玄朗都缺乏较大的影响力。中唐九祖湛然发挥祖述，创“无情有性说”中兴台宗。此时慕名求法者接踵而至，其中最著名的有鉴真、一行和日僧最澄。十祖道邃及行满对天台宗的发展也做出了贡献。在唐武宗发动的会昌法难中，许多佛教典籍损失严重，国清寺被毁，天台宗衰落。五代时周世宗于显德二年(955)又下诏灭佛，幸天台处吴越之地，未罹其难。十五祖羲寂针对国内天台宗教典极缺的现状，请求吴越王钱亻叔向朝日购求典籍，使“一宗教文，复还中国”，从而奠定了宋代复兴的基础。十六祖为高丽人义通，创四明宝云寺。知礼师承义通为十七祖，于四明乾符寺、保恩院开席讲法、学徒云集，使天台宗第二次中兴。宋初，天台宗内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山家山外”之争。昭恩、源清、庆昭等只信智顗所著《金光明经玄义》略本为真作，主张观心法门应是真心观，而知礼等相信《金光明经玄义》广本为真，专说妄心观。两派往复辩难，终未统一，知礼等称为山家，晤恩等被斥为山外。后终以山家派代表天台宗盛于宋代。其后由于禅宗在天台山崛起发展，连祖庭国清寺也“易教为禅”，天台宗一度又沉寂下来。直至明末，百松真觉及其弟子传灯才重兴天台教观，于高明寺重立祖庭，促成天台宗的再盛。纵观前后，对天台宗的创立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高僧主要有智顗、灌顶、湛然、羲寂、知礼、百松真觉、传灯等人。
　　智顗(538—597)，世称智者大师，中国天台宗的开宗祖师。俗姓陈，家居荆州华容。其父曾仕于梁朝，被封为益阳侯。18岁依湘州果愿寺法绪出家，20岁受具戒。初从慧旷学律，复到大贤山习法华无量义普贤观。不久，即既精律藏又好禅观，居然“怏怏湘东，无足可向”。陈文帝天嘉元年(560)，慧思禅师到兴州(河南光山县)大苏山，即往顶拜。慧思为说“四安乐行”。智顗夜以继日刻苦学习，“经二七日诵经，至是真精进”。“照了法华，若高晖之临幽谷，达诸法相，如长风之游太虚。”陈光大元年(567)遵师嘱同法喜等27人至金陵弘法。金陵“朝野闻风，咸来请益”。太建元年(569)受请主瓦宫寺，开讲《法华经》题，树立新的宗义，判释经教，奠定一宗教观基础。时陈宣帝曾停朝一日，令群臣往听。在瓦官寺8年，除讲《法华经》外，还讲《大智度论》和《次第禅门》，撰《六妙法门》。陈太建七年(575)闻天台幽胜，前往弘法。初止石桥，后隐佛陇。于北峰创立伽篮，在寺周植松引流。又往寺北华顶行头陀行，昼夜禅观。至德三年(585)应陈后主诏请，回金陵讲授《大智度论》、《法华经》，弟子灌顶随听随记，录成《法华文句》。陈亡，智顗赴庐山留居。隋开皇十一年(591)，晋王杨广为扬州总管，遣使至庐山奉迎，智顗前往扬州为杨广授菩萨戒，杨广尊之为“智者”。次年回荆州，在当阳县玉泉山创玉泉寺。此后两年在这里讲《法华玄义》、《摩诃止观》。开皇十五年(595)春，应晋王请，又到扬州，居禅众寺，撰《净名经疏》，九月辞归天台。时“吴越之民扫巷以迎，沿道令牧幡华交候”。虽然天台山寺“荒芜已12载，人踪断绝，竹木成林”，然“师雅好林泉”，尝负杖吟咏：“静夜深山，澄神自照，岂不乐乎。”病中，还向弟子口授《观心论》。开皇17年(597)，杨广遣使请出山，行至石城入寂。终年60岁，僧腊40。智顗一生弘法，“东西重范化通万里，所造大寺三十五所，手度僧众四千余人，写一切经一十五藏，金檀画像十万许区，五十余州道俗受菩萨戒者，不可称记，传业学士三十二人，习禅学士散流江汉，莫限其数”。《中国佛教》在总结他的学说时说：“除继承和发展了慧文慧思的一心三观之外，在教义上吸取了南朝盛行的三论、涅般木二系思想，摄取了‘南三北七’的十家判教之长，而倡导圆顿教规。”其著作甚丰，其中，小部分是亲自撰写的，大部分由弟子灌顶随听随录整理成书。共29部，151卷。《法华文句》、《法华玄义》，《摩诃止观》，世称“天台三大部”。《观音玄义》、《观音义疏》、《金光明玄义》、《金光明文句》、《观经疏》为“天台五小部”。这些都成为天台宗的主要典籍。
　　灌顶(561—632)，天台宗五祖。俗姓吴，字法云，临海章安(今属浙江椒江市)人，故又称之为“章安大师”。7岁入摄静寺，依慧拯出家，20岁受具戒。陈至德初，至天台山修禅寺事智顗，随侍左右，“禀受观法，研绎既久，顿蒙印可”。对智顗大师所讲诸经，随听随录，前后共集有大小部帙百余卷。智顗圆寂后，灌顶奉智顗遗书及《净名经文疏》至扬州见晋王杨广，扬广旋即为智顗设千僧斋，并开始建造国清寺。仁寿元年(601)寺宇初成，灌顶为首任主持。曾应诏带《法华玄义》及《净名经文疏》至长安，缮写校勘。晚年于会稽称心精舍讲说《法华》，时人以“跨郎笼基超云迈印”之语评价他。郡中有嘉祥吉藏，先曾疏解《法华》，闻灌顶之道，废讲散众，拜倒在灌顶足下，深悔前作之妄。唐贞观六年(632)终于国清寺，寿72岁，腊52。一生著作甚丰，有《天台八教大意》、《智者别传》、《观心论疏》2卷、《国清百录》5卷、《涅般木玄义》2卷、《涅般木经疏》20卷、《真观法师传》1卷、《南岳记》1卷。另外，智顗禅师平时弘法“不畜章疏”，其“天台三大部”与“天台五小部”均由灌顶集录成书、流传于世，故《佛祖统纪》认为无章安(灌顶)“恐智者之道将绝闻于今日矣。”灌顶在奠定天台宗典籍基础方面，功不可没。他以国清寺为根本道场，以《法华经》为主要教义，承前启后，使天台宗得以正式形成。
　　湛然(711—782)，唐代僧人，天台宗九祖。俗性戚，常州晋陵荆溪(今江苏宜兴县)人。世称“荆溪大师”，又称“妙乐大师”。其家世习儒学。17岁游学浙东，寻师访道。20岁求学于台宗八祖左溪玄朗(673—754)门下，习天台宗教义。38岁在宜兴净乐寺出家，既而往会稽从四分律相部宗名僧昙一，广穷律部。后在吴郡开元寺讲《摩诃止观》。玄朗圆寂，湛然住天台山国清寺，以中兴天台宗为己任，他对门人弟子说：“今之人或荡于空，或胶于有，自病病他，道用不振，将欲取正，舍予谁归?”乃发挥祖述，撰天台三大部的注释及其他凡数十万言。他显扬宗风，对抗诸宗，使天台宗复兴于世。天宝、大历年间(742—779)，玄宗、肃宗、代宗连诏，固辞。晚年归天台山国清寺，学徒云集。德宗建中三年(782)圆寂于该寺，终年7 2岁，塔于智者墓地西南隅。湛然在佛学上首创“无情有性”说，认为木石等无情之物亦有佛性，发展了天台宗教义。弟子有道邃、行满、元浩等39人。主要著作有《法华玄义释签》、《摩诃止观辅行传弘决》、《止观义例》、《金刚钅卑》、《法华三味行事运想补助仪》、《始终心要》、《十不二门》、《法华文句记》、《摩诃止观搜要记》等。
　　羲寂(919—987)，五代时期僧人，天台宗十五祖。俗姓胡，温州永嘉人。幼入开元寺出家，后至天台山研寻止观。因经安史之乱、会昌灭佛，天台经典“零编断简，本折枝摧”，金华古藏中仅得《净名疏》。乃通过德韶请吴越王钱亻叔向朝日购获不少经籍，为天台宗的复兴奠定了基础。曾于佛陇道场、国清寺讲训，后兴螺溪道场，“四方学者雾拥云屯”。其弟子最著名者即高丽人义通，被尊为天台宗十六祖。主要著作有《止观义例》、《法华十妙不二门科节》。
　　知礼(960—1028)，北宋僧人，天台宗十七祖。俗性金，字约言。四明(浙江宁波)人。7岁依汴京太平兴国寺洪选出家，15岁受具足戒，专研律部。20岁至宝云寺从义通学天台宗教观。义通圆寂后受请住四明乾符寺，遂开讲席，学徒云集。咸平六年(1003)，日僧寂照携其师源信并有关天台教义的疑问27条来询，他依教答辩，著《问目二十七条答释》。之后主“妄心观”，领导同主“真心观”的晤恩一派的辩难。自认为是天台宗正统，以山家自称，而将晤恩一派贬称为山外，天台宗有山家山外之分，即始于知礼时代。大中祥符二年(1009)，重建保恩院。六年建念佛施戒会，自此岁以为常。天禧四年(1020)，宋真宗特赐“法智大师”号。其著作还有：《金光明经文句记》、《金光明经文义拾遗记》、《观音别行玄义记》、《观音别行疏记》、《观无量寿经疏妙宗钞》、《十不二门指要钞》、《大悲心咒行法》、《十义书》、《观心二百问》等。知礼为天台宗的中兴作出巨大的贡献。
　　佛教在天台山产生重大影响的宗派还有禅宗。唐代，高僧遗则开始将禅宗传入天台山。五代时期，高僧德韶在天台山兴建13道场，弘扬法眼宗，使禅宗在天台山得到很大的发展。宋代建炎四年(1130)，高宗下诏“易教为禅”，天台宗的祖庭国清寺也变为禅宗“江南十刹”之一，反映了当时天台宗与禅宗一消一长的事实。
　　遗则(773—830)，唐代僧人。俗性长孙，京兆长安(陕西西安市)人。20岁依牛头山慧忠出家，得其心要。后南游天台，至佛窟岩隐居，“盖薜荔，荐落叶”。后在此弘扬牛头禅法达30余年，从其学者甚众。其学被称为“佛窟学”。遗则善属文，其著作主要有《宝志释题》、《南游傅大士遗风序》、《无生等义》以及歌诗数十篇。
　　德韶(891—972)，五代时期高僧。俗姓陈，缙云人。幼年出家于本郡，同光(923—926)中，为探求知识，寻访名山，行程不计其数。初学于投子山和尚，后师临川法眼禅师，得其心要，遂承其嗣。于天台山兴建十三道场。弘法眼宗。周世宗于显德二年(955)下诏灭佛，幸天台处吴越内地，未罹此难，而且德韶依靠吴越王钱亻叔的支持，使禅宗在天台山有了很大的发展。此外，他还在天台山兴智者道场数十所，亦禅亦教，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禅教一致的趋向。《宋高僧传》赞颂他：“功成不宰，心地坦夷，术数尤精，利人为上。”时江浙一带尊称他为“大和尚”。终年81岁，法腊64。有弟子百余人，其语录流传很广。
　　三、天台山与日本朝鲜佛教
　　佛教天台宗远播日本始于唐代。鉴真(687—763)大师，曾从天台宗五祖章安灌顶的弟子弘景律师学习戒律和天台教义，是灌顶的再传弟子。天宝十三年(754)鉴真第六次东渡日本成功，他在日本传播律宗的同时，也大力弘扬天台教义。其弟子台州高僧思托随师东渡日本，在招提寺内宣讲天台教义，兼弘律宗，扩大了天台山佛教在日本的影响。日本僧人最澄(767—822)研习鉴真等人东渡时带去的天台宗教典，并于唐贞元二十年(804)带弟子义真西渡入唐至天台山，先后从天台宗第十祖道邃及行满学习天台教义，后又从天台山禅林寺僧然习牛头禅。唐贞元二十一年(805)，最澄学成归国，临行，唐台州剌史陆淳及台州司马吴顗等都以诗话别。台州剌史陆淳《送最澄梨还日本》诗云：“海东国主尊台教，遣僧来听妙法华。归来香风满衣械，讲堂日出映朝霞。”最澄回国后创日本天台宗。公元822年最澄圆寂，嵯峨天皇批准在比睿山建立天台宗太乘戒坛。最澄弟子圆仁、圆载等也先后入唐求法，发展了日本天台宗。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宋代，日本天台宗寂照率徒7人前来，得到宋真宗接见。至天台山谒天台宗十七祖知礼，代其师源信提出27个问题，知礼遂作《问目二十七条答释》。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天台宗高僧多次前来朝拜祖庭，于国清寺大雄宝殿东侧建祖师碑亭，内竖智者、行满、最澄三座丰碑。1988年又在天台山佛陇真觉寺建“般若心经塔”，日中佛教界关系越益密切。天台山佛教禅宗正式弘传日本当在南宋及元代。日本高僧荣西(1141—1215)两次至天台山从万年寺住持虚庵怀敬习黄龙派禅法。归国后建圣福寺，弘扬临济禅法。宋嘉定十二年(1223)日僧道元入宋求法，师事曹洞宗十三祖如净，得芙蓉道楷所传之信衣、嗣书及《宝镜三昧》、《五位显诀》等回国，创兴圣宝林禅寺，后又创永平寺，为日本曹洞宗大本山。日本临济宗、曹洞宗此后不断有人入宋、元求法寻根，禅宗在日本日益兴盛。
　　天台山佛教传播朝鲜要早于日本。南朝时前来中国求法的朝鲜僧人已经很多，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玄光。他曾从天台宗三祖，得其密授“法华安乐行门”，归国后于熊州翁山结茅弘法，门生“譬如众鸟附须弥山，皆同一色”。南岳衡山和天台山国清寺祖堂内，图画28人，“光居一焉”。开皇十六年(596)，高句丽僧人波若至天台佛陇从智者学法，在天台山华顶修道16年未曾下山，后坐化于国清寺。天台八祖左溪玄朗门下弟子中，有新罗僧法融、理应、纯英。唐景福元年(892)，新罗僧道育来天台山求法，住平田寺(万年寺)，修道40余年，晋天福三年(938)坐化于此。天台宗典籍经战乱及会昌法难损失严重。宋建隆元年(960)，吴越王钱亻叔在天台十五祖羲寂要求下，遗使以50种宝向高丽求取。高丽王派高僧谛观奉教典前来，并嘱道：“於中国求师问难，若不能答，则夺教文以回”。谛观往谒羲寂，“一见心服，遂礼为师”，而且在螺溪一住10年，直至坐化。与他同时代的天台宗十六祖义通(9 07—988)也是高丽人。晋天福年间来游中国，至天台先后师事德韶及羲寂。宋太祖赐所居寺额为宝云寺，义通被称为“宝云大师”。他在此弘扬教观20年，升堂受业者不可胜计，天台宗十七祖知礼即出其门下。端拱元年(988)坐化于宝云寺。真正把天台宗传入朝鲜的是高丽文宗王第四子义天。义天(1009—1101)，俗名王煦。宋元丰八年(1085)来华求法，从天竺寺慈辨习天台教义，后游天台佛陇，礼智者大师塔。元元年(1086)携教典经书3000余卷回高丽，于高丽肃宗二年(1096)创高丽天台宗。编、著有《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圆宗文类》)并《释苑词林》等，依《总录》刊行教藏章疏4740卷，后人称之为《义天续藏经》。后人编其遗文为《大觉国师文集》。到过天台山的朝鲜僧还有竞让等禅僧。新罗僧人集中居住，乃至于在国清寺内形成“新罗院”。这些都说明，朝鲜佛教与天台山佛教自古以来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往来关系。四、文化名山
　　我国自古富有崇尚自然的传统，名山成为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崇拜的对象。天台山可谓有山皆奇，无水不秀，无比秀丽的山川自古吸引无数文人雅士前来游览、讲道或隐居，在这里留下无数优美的诗、画和文章。特别是道教、佛教传入，大量的寺庙、道观建成，宗教文化和名山融为一体，使这里具有更加浓厚的文化氛围，成为一座文化名山。
　　天台山既是佛教天台宗的发祥地，又是中国道教南宗的祖庭，故有“佛窟仙源”美称。道教以崇尚自然、返朴归真为宗旨，这里成为他们理想的修炼之地。道教传入天台的时间，也在三国吴赤乌元年(238)，时著名的道家葛玄曾在桐柏山炼丹。传说华顶有葛玄茶圃，桐柏有葛玄丹灶。其后道教在天台山缓慢发展，直至明万历后，呈衰退趋势。天台山道人中最为著名的有葛洪，陶弘景和司马承祯等人。
　　葛洪(284—364)，东晋道士和道教理论家、医学家。字稚川，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曾在天台赤城、桐柏炼丹。著《抱朴子》，其思想基本是以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对道教理论有一定的发展。还著有《金匮药方》及《神仙传》等。
　　陶弘景(456—536)，南朝齐梁时道士和道教思想家、医学家。字通明，丹阳秣陵(今南京)人。曾任齐朝左卫殿中将军，梁代隐居句曲山，后遍游名山。齐武帝永明九年(491)，住天台山炼丹。其思想脱胎于老庄哲学和葛洪的神仙理论，并杂有儒家和佛教观点，主张儒、释、道三教合流。著作有《真诰》、《登真隐诀》、《陶氏效验方》、《补阙肘后百一方》、《药总诀》，还整理《神农本草经》，著《本草经集注》。他为天台山道教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司马承祯(647—735)，唐代道士，天台山道藏的创建者。字子微，法号道隐，河内温(今属河南)人。21岁入道，后隐天台桐柏，自号天台白云子。主张“收心去欲”。同唐王朝关系密切，曾先后被武则天、睿宗、玄宗召入宫，备受礼遇。睿宗还为他在天台山建桐柏观，并置有藏经殿。著有《修真秘旨》、《坐忘论》、《上清天宫地府图经》、《上清含象剑鉴图》、《道体论》等。这些著作及整理的其他经文皆置藏经殿中，“桐柏道藏”初步形成。
　　道教在天台山最主要的道场要数桐柏观了。桐柏观在卧龙、玉女、紫霄等九峰回环中，道家称“金庭洞天”。吴赤乌元年，葛玄炼丹于此，建*轮院。唐睿宗于景云二年为司马承祯在此复置观，名桐柏观，规模宏大，为天台第一道观、道家东南祖庭。此地环境清幽，历代碑刻、吟咏甚多。唐代诗人孟浩然至此不愿离去，他在《宿桐柏观》诗中表示“愿言解缨绶，从此去烦恼。高步陵回壁，元踪得三老。纷吾远游意，学彼长生道。日夕望三江，云涛空浩浩”。
　　天台山除宗教文化蔚然发展外，儒家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理学在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理学大师朱熹在乾道九年(1173)至淳熙十年(1183)，三至台州，从释、道二教汲取营养，丰富了理学内容。同时朱熹在此地广收弟子，使台州理学勃兴，车若水、方教儒等著名学者辈出。另外，许多儒士以同释、道交游为时尚，而许多僧人、道士本身就出身于儒士，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天台山的诗僧寒山子就是一位较典型的人物。他生活在唐代，其诗内容丰富，而且包含禅机。一些诗飘逸优美超凡脱俗，而一些诗则能反映深刻的社会现实。故得到人们的喜爱和传诵，流传至今。他的诗“一例书岩石”，寄情于山水之间。后人集之成卷，名《寒山子诗集》，共收诗300余首。
　　释、道、儒长期并存互相融溶，成为天台山文化的又一显著特点。唐宋之际，“三教”相互影响加深，其代表人物都先后表示出宽容的态度。宋孝宗曾提出“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的主张。宋初天台宗十七祖知礼提出“凡立身行道，世之大务，虽儒释殊途，安能有异?必须先务立身，次谋行道……”明确表示出向儒学的靠拢。释道二教也相互吸收，日趋融合。《佛祖统纪》中记载：“天台张平叔，少得混元之道。……道成，著《悟真篇》传于世，尝遍参禅门，大有省发。”说明北宋初年已有道士参禅的风气。其实早在唐代，司马承祯已引佛入道，创立三戒、五渐、七阶炼养理论，被称为“佛道双修”学说。三教融合还基于共同的认识，即都重内在的修养——“修心”。另外“三教”的互补性也是它们长期共存的重要条件。“儒”作为经世之学，注重调节人与人的关系，“道”重在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而“释”则重在调节人与“天”的关系。人们同时需要“三教”，而三教也因此长期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