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说《杂阿含》(卷七)　　

　　第一三九经(忧恼生起经)：

　　本经叙述忧悲恼苦之起因，乃在于有我见。圣弟子得正慧之故，能尽苦边。

　　本经所述与136经大致相同，只是问题的侧重点有所差异。佛陀开示比丘道：

　　“何所有故，何所起，何所系，何所著，何所见我(认为什么是“我”)，若未起忧、悲、恼苦令起，已起忧、悲、恼苦重令增广？”——到底缘于何种因素，而使那些未生起的恼苦生起，使已生起的恼苦一再地增广？

　　佛陀对此问题的解答是：“色有故，色起，色系、著故，于色见我，未起忧、悲、恼苦令起，已起忧、悲、恼苦重令增广。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色有”，是指色本来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是我们缘于“色”，从而产生“色起”。我们一旦对色产生了好感、欢喜之心，于是就产生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利己思想。如果“我”字当头，“利”字当头，那么就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忧、悲、恼苦”，这些东西在我们心海里开始时荡起层层涟渏。如果控制得不好，必然会掀起滔天巨浪。如此以往，我们的心情再也难以平静下来，最终会忧愁不绝，麻烦不断。

　　在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历史上的很多隐士，能够做到心态平和，意志恬淡，后世很是景仰。其实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身处桃花源中，所谓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也未必就会闹腾得多么厉害；然而当我们处于复杂的多变的社会大染缸中，就很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无论在佛陀时代，还是在当今社会，人际关系都会比较复杂；而纵观眼下社会，各种关系更是错综复杂，千头万绪，让人摸不着南北。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人是“社会”的人，是“环境”的人；人不是孤立的、抽象的单个体，而是各种关系的复体体，甚至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保持一份恬淡的、淳朴的初始心态，那是极其不容易的。

　　佛教的任务正是源于此种要求。在现实中很多人对佛教都产生了严重的岐义理解，认为佛教是一种不太积极的、带有浓厚的偶像崇拜情结的、甚至是掺杂幻想的迷信教派。这些都是对佛教的极端偏见与无知。如果我们认真地研习一下佛陀在原始经典中的最初教导，便可以发觉这样一种现象：佛陀不太主张离开现实世界去成就自己的道业，甚或主张三世诸佛教是在人间成佛，而绝不在天上或其他地方成佛。现实世界的本质虽然是苦的、并不是令人乐观的，然而正是人世间——各种糟糕的各种环境的揉合体，却是磨炼我们心志的绝佳场所。地狱道(饿鬼道)太苦楚，畜生道太弱智，修罗道太嗔恨，天上又过于幸福，因此只有人间才是既有乐也有苦、“乐少苦多”的理想修行地。在人间里，六道情状悉可洞见：水深火热、衣食无着的穷人，挥霍无度、投机钻营的富人，巧取豪夺、工于心计的官人……六道中的饿鬼相、畜生相、地狱相、修罗相等等，在人间皆能找到它们的影子。

　　那么在人世间中，我们如何修成一个“完成人格”的超然于六道的贤圣者呢？其实入门并不难，还是要从五阴入手，从对所谓“一切非我、非异我、不相在”的观照入手。就是说，在当前的社会大环境下，再回到远古的“青灯黄卷”、山林僻静之处去修行，显然不可能，也完全不现实。既然身体上做不到，心里上做到则是完全可能的。色身是可以束缚的，而我们的“心”则是独立的、超然的、自由的，它可以轻而易举地回到汉唐时代、孔子时代、释迦时代，甚至更古的类人猿时代。“自性清净”的本意，就是让我们的心境返朴归真，回归到我们的“本来面目”上去。这个“本来面目”，也就是等于大乘《法华经》中所主张的“法华面目”。什么叫“法华面目”？亦即人人皆成佛道、我们各自拥有、不需籍助外来力量、每个人都能自证获取的那副面目。

　　如果我们在对待五阴的问题上态度端正了，思想纯洁并付诸实际行动了，那么将会“不复堪任作身、口、意业，超三恶道”。最后，“正使放逸，诸圣弟子皆悉决定向于三菩提(正觉、解脱)，七有天人往生(须陀洹果)，作苦后边”。也就是说，不仅可以做到不会沦堕三恶道，而且趣向佛道，也是早晚的事情。

　　第一四○经，重点为净信四谛之理；第一四一经，重点为净信四谛、三宝之理；一四二经至一四七经，虽侧重点稍有不同，然义理大致相当，此处述略。(2月19日)

　　注：

　　正使放逸——“正使”即“假使，假如”；“正使放逸”从字面上看，其意是“即使再怎么放纵自己，但圣弟子也不会放逸自己的”。它的意思与“随心所欲，不逾矩”有些相近，可以理解为“即使圣弟子的修行进程再怎么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