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僧行脚的影响　

杨富学

　　唐后期禅宗的行脚之风，对学僧和整个禅林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首先，行脚有助于参禅者自身的悟道。
　　因为心中有所惑，需要资深禅师的点拨，才踏上行脚求学路。无人可以只凭枯坐一处，冥思苦想便能开悟，就能得无上菩提。佛法不离世间法，禅法源于生活。越是著名的禅师越注意遍参丛林，正所谓行万里路，过万重关。正如《禅门秘要诀》所谓：
　　游江海，涉山川，寻师访道为参禅。自从认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干。
　　在动态的交流中，无论是学僧还是禅师都更能够发现自身不足。学僧可以得到恰当的指点，助益于悟道进程，尤有进者，学僧一旦对禅师的点化产生“疑问”，时时提撕，在适当的条件下，听到石子击竹的声音，过桥看到水中倒影，卷起竹帘看到盛开的桃花，这些都会打破“漆桶”，真正悟道。诚如一首悟道诗所言：
　　终日寻春不见春，
　　芒鞋踏遍陇头云。
　　归来笑拈梅花嗅，
　　春在枝头已十分。
　　行脚尽管风靡一时，但斯时不主张“遍参”的禅师也大有人在。雪峰义存曾问玄沙师备：“‘头陀何不遍参去？’备对曰：‘达摩不来东土，二祖不往西天。’(义)存深器重之。”
　　不可否认，行脚对参禅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尤其对那些根性相对愚钝者来说，堪称通往顿悟境界的捷径。
　　其次，行脚体现了身体与心灵“动起来”、“走出去”的理念。
　　参禅行脚活动是一个动态过程。一则它实现了身体的动。在游方参学，拜访著名的禅师过程中，行脚僧人以脚步丈量着名山大川，感受南北不同的自然风光，这是最贴近自然的方式。在行动中也实践着禅宗“平常心即道”的主张，在问学过程中体悟慧能“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悟宗旨。二则，它是心灵的“动”。行脚不仅仅需要身体的动，更需要心灵的动，即带“行脚眼”，恰如云门文偃弟子香林禅师的总结：
　　是汝诸人尽是担钵囊向外行脚，还识得性也未？若识得，试出来道看。你若识不得，只是被人热瞒将去。且问你诸人，是你参学，日夕用心，扫地煎茶，游山玩水。你且钉钉唤什么作自性？诸人且道，始终不变不异，无高无下，无好无丑，不生不灭，究竟归于何处？诸人还知得下落所在也未？若于这里知得所在，是诸佛解脱法门，悟道见性。始终不疑不虑，一任横行，一切人不奈你何。
　　心灵上不被人迷惑，把禅师的话语转化为内在体悟，剥落层层的我执、我见。同时，亲近自然，也容易打开心灵，实现人与自然合一，见到自身本来面目，以此开悟。
　　其三，行脚活跃了山林。
　　参禅者为悟道而行脚，在寂静的禅林中形成了一道蔚为壮观的风景线。学僧与禅师置身山水，在赏心悦目的自然环境下不断学习，努力精进。这样的行脚为丛林平添了更多的人文魅力，使得整个丛林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学术不再受限于南北地域的隔阂。《古尊宿语录》卷13《赵州(从谂)真际禅师语录并行状》记载了这么一则公案：
　　因有南方僧来，举“问雪峰云：‘古涧寒泉时如何?’雪峰云：‘瞪目不见底。’学云：‘饮者如何?’峰云：‘不从口入。’”[赵州禅]师闻之曰：“不从口入，从鼻孔里入？”其僧却问师：“古涧寒泉时如何?”师云：“苦。”学云：“饮者如何?”师云：“死。”雪峰闻师此语，赞云：“古佛，古佛。”雪峰后因此不答话矣。
　　福建雪峰义存解释“古涧寒泉”的禅语，由行脚僧传至赵州从谂处，从谂别有解释。从谂之语后又由行脚僧带回至雪峰处。在通讯不甚发达的古代，从南到北，再从北到南对一则禅语进行切磋交流，行脚僧无疑起到了媒介作用。
　　在行脚活动中，不管是禅师与学僧之间、禅师与禅师之间，还是学僧与学僧之间，都可以自由交流，显现出率性自然的一面。尽管教示手段不同，悟道过程中会有挫折和磨难，但最终无疑营造了一种自由轻松的氛围。山林中宽松与无拘无束的氛围与世俗社会中规中矩的正统思想环境既大相径庭，又相得益彰，形成了两个相对独立又不断发生交集的禅学文化圈，对宋代佛教文化的发展和士子吸收佛教文化提供了可能性。
　　其四，行脚活动彰显了唐后期禅宗的基本特色。
　　行脚参学中，禅师们展示的教示手段，形成了各宗门独特的风格。如临济宗有“四料简”教化手段；曹洞宗有“五位法”；沩仰宗的“画圆相”法；云门宗有“涵盖乾坤句”、“截断众流句”、“随波逐浪句”三句。个别禅师的风格，如德山棒、临济喝、赵州茶、沩山牛、雪峰球，因师僧的行脚活动而得以广泛传播，以各自浓重的禅学特色，为唐后期禅学涂抹重彩。晚唐禅师的特点也成为后世参悟的凭证，正如北宋禅师黄龙惠南所颂：
　　拨草占风辨正邪，
　　先须拈却眼中沙。
　　举头若味天皇饼，
　　虚心难吃赵州茶。
　　南泉无语归方丈，
　　灵云有颂悟桃花。
　　从头为我雌黄出，
　　要见丛林正作家。
　　其五，行脚推动了晚唐及五代禅宗各门宗风的融合。
　　五家中最晚出的法眼宗具有融摄其他各宗，汲摄各宗优长的特色。除却时代融合发展的需要，或许还与当时盛行的行脚风气有关。当时正是行脚僧们将南北方各宗门和著名禅师的思想传播到各地，扮演着信息媒介的作用。如五代著名禅师法眼文益(885～958年)曾著《宗门十规论》，“最早用文字对禅门四宗的禅门施设和宗师传法风格进行概括”。
　　此书的形成与文益的行脚活动有莫大的关系。他七岁出家，十二岁在越州(今浙江绍兴)开元寺受具足戒。后来被禅宗玄妙旨趣所吸引，舍弃旧学而南游，投福州长庆院师从雪峰义存的弟子慧棱禅师，但无所契悟。遂继续南游至漳州(今福建漳浦)，礼罗汉桂琛为师，修习禅法，逐渐出名，成为法眼宗的始祖。他在《宗门十规论自叙》中说：
　　文益幼脱繁笼，长闻法要，历参知识，垂三十年……门庭建化固有多方……文益中测颇深，力排匪逮，拒辙之心徒壮，鼹河之智无堪，于无言中强显其言，向无法中强存其法。宗门指病，简辩十条，用诠诸妄之言，以救一时之弊。
　　在自己与他人的行脚过程中，文益了解到禅林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而以“纠弊、救世”之心撰成此书，是为行脚活动间接推动的结果。
　　在综合认识禅宗特点的基础上，法眼宗提出了禅教合一的主张，尤其注重华严宗与禅宗的结合，进而促成了永明延寿“华严禅”的形成。在《宗镜录》中将佛教分为五教：小乘教、初教、终教、顿教、一乘圆教，“[延]寿以华严一乘为究竟圆妙之教，以绝待灵心笼括一切圣经去。其理高远，其论雄健，以折衷综合为特色，诸宗习合之所以发端也。”此一融合、折衷之风对五代及宋代的教宗融合、宗门融合及三教融合都具有推动作用，成为五代及宋以后佛教发展的主流。
　　结语
　　参禅行脚现象经唐后期而成为禅宗僧人修行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伴随着问学、悟道的全过程。北宋临济宗禅师汾阳善昭作“行脚歌”加以系统阐述，为行脚提供了心理和技术上的支持。最终成为后世禅僧参禅问道中乐此不疲的修行方式。

摘自《觉群佛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