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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穿袈裟的和尚——梁漱溟(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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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穿袈裟的和尚——梁漱溟
 
心如

  梁漱溟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算是比较活跃且具有一定影响的知识分子,其经历、成就颇不一般:做过北洋政府司法部秘书,当过记者,登过北京大学的讲坛,发起过乡村建设运动,拍过桌子骂过毛泽东。人们称他是中国最后一个儒家。然而让他自己说,这些都不足挂齿,他承认自己是一个“不穿袈裟的和尚”。九十四岁高龄时,他仍坦承自己是一名佛教徒,因而被时人称作“藏身人海最后露一鳞”。
  “我是一个佛教徒,从来没有向人说过,怕人家笑话。一个人有今生,有来生,有前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一个禅宗和尚!”,1987年,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成立时,九十四岁的梁漱溟第一个即席作了如上发言。由于他长年茹素且不蓄发,被人称为“不穿袈裟的和尚”。
  自杀还是出家?
  清光绪十九年(1893)9月9日,北京市一个世宦家庭,一名瘦小的男婴呱呱坠地了,他就是后来驰名文坛的梁漱溟。时任内阁中书官职的父亲梁济,给孩子取名焕鼎,字寿铭,寓光大鼎新和健康长寿之意。梁漱溟五岁发蒙读书,六岁还不会穿裤子,瘦弱多病而且呆笨,直到九岁,在父亲的启发下,逐渐从糊涂中清醒过来。他历经两度私塾,十二岁考入顺人中学。
  悲天悯人是梁漱溟的天性,他在北京街头闲走,看见一个拉人力车的白发老头,勉强往前拉,跑也跑不动,而坐车的人却催他快走,他一忙就跌倒了,白胡子上面沾满鲜血。这件事对梁漱溟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他当时便流出泪来。从此梁漱溟终身不坐人力车。
  从懂事开始,他就不断思索、探求两个问题:一是中国,一是人生。这两个问题伴随他度过了八十余年的岁月。十四五岁时开始为人生问题所困惑。当看到家里的女工天天做饭、洗衣,很辛苦,就禁不住问她是否辛苦,女工说习惯了。她看上去并不感到苦,脸上还常带着笑容。而他自己呢,家境尚好,又是家中的小儿子,倍受父母疼爱,看上去好像不存在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内心却常常很苦闷。他如同释迦王子一样的哀愁,最后得出结论:人生苦乐不在外境,而在自身,根源在于自己的欲望,满足则乐,不满足则苦,这种欲望是无穷无尽的。人类为什么会这样寻寻觅觅?苦思冥想,选择佛经寻求答案,成为必然的结果。梁漱溟常去北京琉璃厂文化街,翻阅购买木刻佛经。读到佛经中“人身难得”一语时,不禁潸然泪下。确实,“光阴要紧”,人的一生是很短的,“人得到生命这个机会实属不易,不能愧对自然的恩赐”。佛经所说的和自己所想的,是那么惊人的相似,自己的困惑,佛经中都给出了答案。从此一发不可收,他边学边钻,渐趋佛学意趣宏旨。对此,他曾经一度有一种抑制不住想出家的冲动。
  十八岁那年,母亲病重,她希望梁漱溟能和妹妹的一个同学订婚,而早有出家为僧念头的梁漱溟却回答说:“我一辈子不结婚!”母亲听了很气愤。比较开明的父亲在一旁劝解说:“这个孩子是有向上心的,他总会走正路的。”就这样,梁漱溟拒绝了母亲的订婚,直至十一年后才结婚。第二年,l 9 l 2年6月,母亲在长期病痛之后去世,从此梁漱溟发心吃素,终生不改。
  1916年,在内阁司法部任秘书期间,他曾经杜门研佛三年。释迦牟尼出家的故事让他心有所戚,他想出家。南岳衡山是他向往的精神净土,他要去南岳衡山归隐,完成宿愿。于是辞去了秘书工作,南下苏、杭,后又去湖南。一路上见到溃兵流窜,横行抢劫,村民被害而无人救助的情景,使梁漱溟十分难过;战祸惨烈,良心不忍舍去众生,因此他打消了出家的念头。返回北京后,他写了一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文章,谈到“以示不出家,当为社会谋福利的愿望”,他呼吁社会各界组织国民息兵会,以共同阻止内战。他自费印刷数千册,分送各界人士,在文化界引起很大的轰动。
  大学教授,你懂什么?
  l917年,受蔡元培之邀,他去北京大学任教,讲授印度哲学。他把佛家学说立于大雅之堂,开创了以哲学家地位来研究佛法的先声。他把印度各宗概略、本体论、认识论、世间论四篇讲义,合纂为《印度哲学概论》出版发行。后来又编了《唯识述义》,以弘扬佛法。北大是高级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按梁漱溟所说,这是很容易引起争名好胜之心的,与他怀着的出家念头极相矛盾。他喜欢和僧人接近,并和他们交朋友。
  这时,一件对他影响终生的事发生了,他的父亲梁济投水自杀。1918年1月8日,梁济自沉于积水潭净业湖,在他的遗书里如是写道:“梁济之死,系殉清朝而死……殉清……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诗礼纲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闻,以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梁济的自杀,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新旧两派的人物都对他为道德理想献身的精神表示极大的敬意。他的死因,实在是对民初几年的种种变乱太感失望,想以一死唤起疗救的注意:“此鄙人所以自不量力,明知大势难救,而捐此区区,以聊为国性一线之存也。”
  梁漱溟在一篇文章中追忆:“几乎想不出一个积极的最大的能给我帮助的人来。我想对我帮助最大的最有好处的,恐怕还是先父。”“吾父是一秉性笃实的人,而不是一天资高明的人。他做学问没有过人的才思,他做事情更不以才略见长。”“他心里相当精明,但很少见之于行事。他最不可及处,是意趣超俗,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这“一腔热肠,一身侠骨”在梁漱溟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扬,梁漱溟感叹:“我最初的思想和做人,受父亲影响,亦就这么一路。”
  1924年春夏之交,他因严重失眠,住进北京万生园内一个叫极乐寺的破庙养病。庙里住着一个老和尚,叫省圆法师。梁漱溟一见到他就觉得似曾相识。省圆法师住两厢房,他住靠殿的北房。他每天跟老和尚一样食粥,吃完就同去散步,谈及佛学方面诸如造业、启惑、受苦等知识,十分投缘。有一次,当梁漱溟谈及在北大讲授印度哲学,里面包括佛教时,老和尚忽然正色批评他说:“你不要胡说八道,你懂什么?”老和尚的直率,让他心里佩服,忙点头称是。梁漱溟在极乐寺住了四十多天,和老法师交往甚深。得知他开悟后还在静修,连称他是个了不起的禅宗和尚。梁后来还对人说:“我一生佩服再没有见过第二人。”第一年,梁漱溟辞去了北大教席,再次打算出家。
  出世救苍生
  他后来研究儒学,发现佛、儒有“相通”之处,其所以相通,在于都承认人,所以决定搁置佛家生活的念头。他觉得生命的可贵正在“感应灵敏,通达无碍”,都反对“滞而不活”。梁漱溟特别引证马一浮先生关于“儒佛等是闲名,人性人所同具”的话来印证自己的观点。
  在梁漱溟看来,真正的和尚出家,是被一件生死大事打动他的心肝,牵动他的生命:看到众生沉沦于生死海中,甚感可怜,所以决定要超脱生死,解决生死。他虽没有出家,但要以佛家救世精神,倾其毕生精力,探求中国民族自救的道路。他怀着“无我为大,有本不穷”的信念,抛弃一切,勇猛精进。他真的努力做了,他要做救世主,他一切言行举止的出发点是悲悯众生,普救众生;他一生追求的志向是不做俗人,而是做超俗人。他离开朋友,抛弃亲属,舍去舒适的城市生活,来到落后贫困的乡间,践履着他“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的愿望,以河南、山东的穷困乡野作为他的实验田,开展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1931年,他以一副佛教徒的心肠,创办了山东邹平研究院,理想是要教育全民,创造新文化,改造思想。救人先救心。选定一种宏愿,专注一处,不敢旁鹜,虽入而不以生死为念,这正是一名真正佛教徒的普世情怀。
  哲人多寿,梁老阅尽沧桑荣辱后,于l988年6月22日走完了他九十五年的人生路程。弥留之际,他说:“我要休息,我要安静!”
  一声佛号观世音,声声唤醒自家心。
  即心是佛佛即心,心佛众生不差甚。
  一声佛号观世音,声声唤醒自家心。
  此心好莫昏昧去,留得当前做主人……
  我们似乎听到梁老轻轻地念着这首写于“文革”期间被抄家后的诗偈,轻轻地走了,永远安静地休息了。

摘自《磨镜台》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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